台湾政治大学臧国仁教授：学术即人生

殷玉鑫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臧国仁任教满28年，达到台湾学术制度荣退教龄的基准线。在这一特殊的时刻，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王彦对臧教授进行了专访。访谈中，臧教授回顾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和人生路，以及教学、治学理念。全文原载《中国传媒报告》，现经该刊及作者授权，我们摘编部分内容，分上下两篇刊出。

臧国仁（1952-）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新闻报道与消息来源、时间论述与新闻报道、老人传播、叙事传播等。著有《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 – 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新闻访问：理论与个案》等。

我常觉学术即人生，人生即学术。关于学术这回事，得回到人生从头说起。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毕业于中央军校六期，17岁起就离开家乡山东济宁跟着军阀南征北战，44岁那年才有了我。在我出生之前，家中已有一儿一女。父母最大的期望，是我们兄姊弟三位中能出个留洋留学的读书人。我几乎是顺从着长辈的期待一步一步走上学术道路的，当然这道路里充满着很多不确定和偶然性。

臧国仁讲授 “研究方法”课（王彦 摄影）

▉ 学术研究不为成就功名之用，而是要成长自我、提升视野

我自美国北德州州立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后，正好申请到了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传播学博士入学机会，顺理成章继续学业。真正的学术研究生涯，是从博士研究生阶段开始的。初试啼声投寄学术会议论文始自1982年，这篇由业师James W. Tankard执笔、由我和同学张赞国（现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系）担纲研究助理共同完成的有关引用研究的论文，先是在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学会）年会发表，修改后的同名论文又于两年后刊在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领域的顶尖期刊Journalism Quarterly。

犹记博士毕业17年后的2004年五月，我与Tankard教授通信，他因罹患癌症而身体渐弱，在卡片上潦草地写着：“I was thinking the other day about our citation study. That was a lot of fun, wasn’t it？”，接信后三个月他就过世了。此信现仍留在身边，每念及此就情不自禁感慨“哲人其萎乎”。

Tankard当年所授不仅言教也有身教，让我体会学术研究并非拿来成就功名之用，而是要成长自我并提升视野。他除了曾主编《Journalism Monographs》期刊六年，一生未曾出任其他校内外行政工作，著作也未等身，谨守学术本分认真教学、研究，所作所为皆自身兴趣所及且创意无限，既未追求学术领导地位亦未在乎声望名气，对我启示甚大。

▉ 人生即故事且故事即人生

学问往往来自生活的缝隙之间，来自与师友交流的脑力激荡之间。1987年，像很多刚毕业的博士一样，我经历了两三年研究“空窗期”。直到1991年，我与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同事和研究伙伴钟蔚文（还有夫人蔡琰及小女）连袂前往美国Boston市，参加当年新闻与大众传播学会(AEJMC)年会，聆听业师Tankard教授现场宣读有关框架研究的方法问题的报告，受启发决定结合华人传播研究社群的现实脉络和集体关切，成立“新闻专家生手”研究群，开展记者认知和实务知识研究。

长期浸淫新闻与社会相关议题，我逐渐萌发撰书之企图，也是师友们的及时提点让我事半功倍。那是1995年的一个炎炎夏日，我去香港担任访问学人前夕，蒙郑瑞城教授盛情出面邀约苏蘅、陈雪云、钟蔚文、彭家发等四位新闻系同事兼好友，于传播学院四楼研讨室济济一堂听我报告，他们的垂询教诲直接促成我从原先的“一般系统理论”建构宏志调转方向，缩限至“框架理论”着手。最终成书《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以下简称《媒介框架》）。这部著作还是我升等教授的代表作。

升等教授后，我同样经历几年“空窗期”，直到与我的夫人蔡琰教授合作新闻美学、老人传播、人老传播和叙事传播。渐渐地，从研究专长、授课范畴、乃至论文指导方向都与最初起步的国际传播领域相去甚远。回想这段因缘，只能感慨造化弄人而已。

其实我也没有“舍弃”实证主义，只是那一套方法背后所代表的主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均不复吸引我，因而才转向开始以“叙事论”为立论基础，相信“人生即故事且故事即人生”，进而重视情感、共享、互动、自述、共同建构等过去实证主义并不在意、叙事典范一再强调的核心概念。一旦如此，则人生在世不过就是以故事角度轻松过日子而非追求外在的效果或成就。这种后设理论的改变不但影响了前述做研究的认知，更改变了人生态度。谁说开卷无用呢？也由此，我的教学生活也为之调整，因为知道自己也曾不足，凡事体谅学生之不足，进而对他人也放松下来了，反正人生都是一场场故事，有什么好执着的呢？但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学生努力扮演好自己演的那场人生故事，凡事尽力而为，无悔无怨。这些研究与教学理念的调整，讲穿了都与叙事论有关。

▉ 人生无法逆料只能前进

我和夫人蔡琰的合作中没有“谁说了算”这件事，凡事商量，谁说了都可算，只要讲得通。比较常见的模式是，有疑问时向对方讨教，谈着可行就做了。有时也常没问就做了。

蔡琰（左）、臧国仁学术伉俪的结婚三十周年（1981.8.31-2011.8.31）纪念照（台北市影林摄影社 供图）

我们两人有幸在博士班阶段时的做研究历程就有些重叠（如两次选修同位老师的课），但因她在教育系而我在新闻系，终究有一段时间各做各的，基本上我做框架研究（新闻专家生手）而她做电视剧研究。直到2000年我俩都完成了升等教授而台湾正巧发生了埔里大地震，在当时的新闻系主任钟蔚文老师鼓励下，我们首次进入新闻美学领域而开始又有了重叠，我做新闻美学的时间研究，她做情感研究，其后才知道这两者正巧又是叙事研究的两大支柱，从而在2003年前后投入叙事研究至今。回顾这段历程，如再不能从生命观来解释又当如何解释呢？由此也可推知，人生无法逆料只能前进，等走过再来回溯，自然就能悟出些道理来，而这就是人老传播研究（而非老人传播研究）的真谛所在。

至于我的退休计划，则如上述一切随缘，随着人生的道路往前走，无须过于执着。能不教就不教，到此为止，做别的事情去。

（作者系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新闻记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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