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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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钱文忠：应该的

@吴洪森新微博：新京报8月5日报道，铁道部发言人“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讲话成为新闻发言人培训的案例。

今天 10:49 来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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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案例】

来源：新时代枫桥经验（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9nZDPu-YYGRKrOtMoF2EA

编辑：洪韵

刘海明

【案例】

编辑：洪韵

刘海明

【案例】

关于对西安市委网信办有关新闻通稿的澄清

我们关注到西安市委网信办发布的新闻通稿。现就有关情况澄清如下：

一、关于不实信息情况的说明

自2022年12月起，我们转载西安网在网上已发布的相关信息。

2023年4月21日，我们接到西安市委网信办电话通知，西安市委网信办向我们出具了西安网向西安市委网信办提交的《申请》，《申请》中指出我们转载西安网原发布的信息不实。我们立即对相关信息作出删除处置。

二、关于我平台“西安网”账号情况的说明

为了便于信息分类和受众阅读，我们在转载其他媒体的信息时，在信息呈现上将原发信息主体作为单独个体来呈现，受众可以对其进行关注，以便于集中浏览相关信息。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指出，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是指互联网用户在互联网站、应用程序等网络平台注册运营，面向社会公众生产发布文字、图片、音视频等信息内容的网络账号。

我平台“西安网”并不存在任何用户注册环节，并非网络账号。目前，我们已删除所有转载西安网的信息。

特此澄清。

大河报

2023年5月13日

来源：大河报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rbHlb49b0rYXYzdh8SYg

来源：洪韵

刘海明

【案例】

新闻发布需改变应对思维 好的发言人不会被AI取代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教授。 主办方供图

5月27日，在第三届中国新闻发言人论坛举行期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教授接受了南都记者的采访。他表示，现在社会对于新闻发布工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直接回应多元化的信息需求。面对热点议题和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反应速度要快，不要自说自话，并要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应对思维，将公众的诉求和议题作为突发事件管理中的一个环节。

对于新的新闻发布形式不断出现，周庆安认为新闻发布会仍然非常重要，发布会是对整个部门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而当谈到人工智能(AI)对新闻发言人带来的挑战时，周庆安则认为人工智能并不会取代好的新闻发言人。

A

谈新闻发布

要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应对思维

南都：近年来，高规格、高强度的新闻发布会为我国的新闻发布积累了经验，但在一些公共突发事件、危机事件中，新闻发布的及时性和强度还存在不足，对此你有何建议？

周庆安：现在社会对新闻发布工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它不只满足于一次性的简单信息发布，它更多地需要新闻发布工作能够直接回应多元化的信息需求，尤其是在热点议题和突发事件当中各种类型的信息需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新闻发布工作在面对热点议题和突发事件时，有以下几个需要考虑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新闻发布工作总体上要符合传播规律，首先它的反应速度要快，要及时公开地去进行信息发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是确保了新闻发布工作本身的公信力。

第二个方面是新闻发布工作不能自说自话，它要把政策语言、媒体语言和社会语言结合在一起。政策语言是自己是党和政府特别想传递的信息，媒体语言是专业化的信息，社会语言是老百姓特别关切的信息，这三者之间的结合才是新闻发布工作的一个点。

第三个方面是新闻发布工作要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因为它不仅仅只存于突发事件当中，它也不仅仅是应对。一定要改变新闻发布传统意义上的应对思维，一想到新闻发布就是应对舆论，应对媒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它本身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良性建构，在突发事件当中，社会公众提出必要的一些信息诉求，这个是很正常合理的。所以良好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是要把公众的诉求和议题作为突发事件管理中的一个环节。

B

谈新闻发布形式

新发布形式是补充，新闻发布会仍重要

南都：近年来一些新的新闻发布形式不断出现，比如说社交平台发布，你如何看待这些新的新闻发布形式？

周庆安：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我认为发布会仍然很重要，因为发布会是对整个部门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能力的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检验，像社交媒体毕竟是隔了一个屏幕，不像发布会直面媒体的时候，它的检验是很全面的。

但是新闻发布会不是一个随时动态可以进行的事情，所以剩下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借助新的媒介手段，比如说通过网络发布这种方式来进行信息的传递。还有一个手段就是我们也越来越主张领导干部一定要积极面对舆论，积极面对媒体，尤其在热点问题当中还是要能够有意愿和有能力去回应这个问题。同时我觉得还是要适当地构建一个有效的容错机制，这对于新闻发言人来说其实非常重要，这对他们是一个保护。

C

谈新闻发言人

好的发言人有两点人工智能做不到

南都：AI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备受关注，未来的新闻发言人是否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周庆安：人工智能不会取代好的新闻发言人，因为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他有两点是人工智能做不到的。第一点，他永远讲的是新的事，人工智能是一个大语言模型，所以它一定是对过去语言的总结归纳。所以如果一个新闻发言人他能讲好新事儿、新政策、新主张或者一件旧的事情的新解读，那么这个是所有的人工智能都无法取代的。

第二点，我觉得新闻发言人有一个人工智能现在还做不到，可能将来能做到的事情。新闻发言人一定是要有感情的群体，新闻发言人的感情应该是人工智能目前为止做不到的。新闻发言人是要根据不同的发布情境，理解在这个情境当中公众的情绪，并且给这个情绪以一个积极的正向的呼应。比如说面对自然灾害，新闻发言人就不能冰冷地讲数字，讲这些东西一定要有感情，有的时候你看新闻发言人会掉眼泪，这是他的一个真实的反应。

采写：南都记者 刘嫚 潘珊菊 实习生 刘竹林 发自北京

来源：南方都市报

链接：https://www.sohu.com/a/680256902_161795?scm=1102.xchannel:1588:100002.0.1.0~9010.8000.0.0.6662&spm=smpc.channel_258.block8_93_Qq9dRe_1_fd.6.1685407412694wVPLykj_1090

编辑：程博

刘海明

【案例】

编辑：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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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危险的角色
剑桥徐 ：//@刘海明8888:发言人是个危险职业了。// @殷诚聪 ：他有什么错？至于停职吗？替罪羔羊。// @吴行妙 ：// @财经网 ：【微博动态】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已被停职。

@王星WX：最新消息：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已被停职。据了解，铁道部这一决定与王勇平在温州动车事件中的表现有关。此前曾有传言其被停职，王勇平本人回应称每天都在紧张工作。这次他是真的被停了。

32分钟前 来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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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杨江：王在北京开发布会习惯了，哪有记者敢造反，结果他这次忘了是在温州，忘了民意已沸腾，结果记者们一挑战，奇迹就发生了。

@甬上菜贩：王勇平真是悲剧，他是一个很真诚的新闻发言人，但新闻发布会很不专业。我以前就说过，这类事故的新闻发布会，应该找现场指挥人员和专业人员到场，新闻发言人只需穿针引线，控制节奏。比如，让外交部发言人去解析三聚氰胺对人体的负作用，你说他行吗？不管你信不信，他只能信了。

今天 22:26 来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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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卸任促使我们思考一个大问题：面对公众如何把好事好话说好，把不好事不好话好好说。五个具体问题：1准备不充分的新闻发布会开吗2准备不充分的发言人能面对公众吗3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和权限是什么4新闻发言人该顶雷吗，怎么顶5比微笑、答非所问、比喻、举例等手段和技巧更重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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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泉灵:新闻发言人像超薄紧身衣 换衣遮不住"烂疮"

2011年08月17日08:3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手机看新闻

张泉灵微博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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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离任
• 张泉灵:新闻发言人像紧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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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曝百度贴吧生财之道
  

    人民网8月17日电（记者 宋心蕊）北京时间昨天，铁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王勇平不再担任新闻发言人的职务。央视著名主持人张泉灵对此在微博上发表评论，称“新闻发言人就像一件超薄紧身衣，换件衣服，身材不好还是不好，烂疮还是烂疮”。

    张泉灵写道：新闻发言人就像一件超薄紧身衣，身材不好想靠它混过去是门儿都没有的。出了事儿的时候，只靠新闻发言人来撑着，更像超薄紧身衣湿了水，连烂疮都隐约可见。这时候赶来揭烂疮看到你还拿件破衣服遮遮掩掩，自然怒不可遏。如今，骂声不绝，换件衣服，身材不好还是不好，烂疮还是烂疮。

    截至记者发稿时，该条微博已被转发1536次，网友留下评论667条，大部分赞叹“比喻的很形象，很到位”。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离任 专家：犯"低级错误"
　　●韩江平或接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王勇平去处尚未定
　　●新闻发言人在中国遭遇困境 王勇平现象并非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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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dia.people.com.cn/GB/120837/154358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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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首批部委发言人8成已换岗 留任者近半获提升2011年08月18日04:34新京报[微博]吴鹏 郭少峰我要评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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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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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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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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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

首批部委新闻发言人八成已换岗

国新办2004年公布首批75位部委新闻发言人，7年后12人仍然在任

王勇平在温州动车事故发布会后被免职，引发了各界对部委新闻发言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持续关注。

早在2004年底，国新办首次公布62个组成部门的75位新闻发言人的名单和电话，王勇平是其中之一。这在当时被看作是推动政务公开的非凡之举。

此前一年，他们在北京参加了首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媒体报道称，这群被称为“黄埔一期”新闻发言人当时年龄大多在30-45岁，其中包括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国家统计局原新闻发言人姚景源。

时隔7年，国新办于2010年12月底第七次公布的部委发言人名单，与第一批的名单相比，仅13人依然“在任”，其中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袁力，于今年6月份正式当选中国人寿董事长。

其他人有的升迁，有的调往企业，有的交流到了地方，还有的因机构改革或年龄大限不再担任新闻发言人职务。

明星发言人名言

●黄毅

现在可以肯定地讲，这不是一场自然灾害，而是一起特别重大的铁路交通运输事故。

对此，事故调查组将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之上，尽快地认定这起事故的性质、原因，给社会一个真诚的、负责任的交代。

——2011年8月4日做客强国论坛时说

●毛群安

要我自己判断，我其实不太适合做发言人。因为我是医科专业背景。我深切感受到传播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作为一个门外汉要把它做好很难，做发言人非常考验人的忍耐力、忍受力。

——2009年6月接受杨澜 (微博)访谈录采访时说

●王旭明

我的态度就是与媒体和记者交朋友。虽然也经历过磨难、挫折和怀疑，但我到今天这个态度不动摇。希望媒体能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我，这也是在保护媒体的朋友，也是在保护媒体自己。

——2007年7月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

●潘岳

几年前，我得意地告诉国内外媒体“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我全然没有意识到，“世界工厂”的代价也许就是“世界垃圾厂”。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

——在2005全球财富论坛上说

■ 盘点

明星发言人多已离任

“第一代”部委新闻发言人中，经常出现在媒体面前的人，大多离开了发言人岗位，比如时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孔泉和刘建超，都已任职驻外大使。

因“教育买衣论”、“名校生养猪论”广受非议的王旭明，担任教育部5年新闻发言人后，于2008年7月18日调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最近处于风口浪尖的王勇平刚被调至波兰。

而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调任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后，就极少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出来发言。

1950年出生的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姚景源，虽然离开了岗位，但现在仍然以经济学家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各种经济活动中，活跃程度丝毫不逊于当年。

留任者近半获得提升

第一批部委新闻发言人中，半数获得提升，也不再担任发言人角色。

如现任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在2004年均为本部门发言人。

也有一些新闻发言人，虽然获得升迁，但是依然担任发言人一职。如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2004年时他的职务是政策法规司司长，现在他已是该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根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末，仍留任新闻发言人职务的“黄埔一期”培训的新闻发言人中，有近半数比原职务获得了提升或者成为该部党组成员。

尚无一位专职发言人

对比2010年和2004年的名单，来自办公厅、政策法规司和新闻宣传司的发言人最多，所有人中，没有一位是专职的。

与2004年公布的第一批新闻发言人相比，到2010年底，有些部委的新闻发言人的职务级别却有所降低。如2004年时任科学技术部新闻发言人的尚勇，也是该部的副部长、党组成员，但2010年底公布的新表中，目前科学技术部新闻发言人的职务为办公厅主任。与此相似的还有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文物局等。

一位部委工作人员说，一些新闻发言人并不掌握核心信息，往往参加不了部务会议，遇到突发事件，很难第一时间了解问题的全部真相。这就需要再与其他部门沟通，无形中影响了发布时间。

●1983年

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下发《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

●2003年

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京举办，媒体称其为新闻发言人培训的“黄埔一期”，发言人当时年龄大多在30-45岁。

●2004年

国务院新闻办首次公布了62个组成部门的75位新闻发言人的名单和电话，以后每年末都要公布更新的名单。

●2008年

汶川特大地震和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期间举办多场新闻发布会，成为新闻发言人制度成熟的标志。

●2011年

人民日报报道称，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去年我国仅中央和省级政府新闻会就达到1700多场。

（本报记者 吴鹏 郭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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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qq.com/a/20110818/000277.htm?pgv_ref=a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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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我国新闻发言人调查：部分官员称抹平就是水平


  2011年08月23日09:04  金羊网－新快报



新快报新深度封面

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开展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CFP供图（资料图片）

　　中国新闻发言人记者是你的挑战者
　　延安时期中共就开始了新闻发言人的最初实践当时都是“一把手”亲自上阵能说出很多真相的他们受到记者乃至政敌的赞誉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
　　“掌握事实，才能实事求是；心存善意，才能对话。在很多场合，我们沟通不仅是为了获取对方的好感，而是自己真实观点的表达，这是原则。”
　　“记者不是你的部下，不是你的学生，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挑战者。”
　　——《赵启正的沟通艺术》
　　●央视主持人张泉灵
　　“新闻发言人就像一件超薄紧身衣，身材不好想靠它混过去是门儿都没有的。出了事儿的时候，只靠新闻发言人来撑着，更像超薄紧身衣湿了水，连烂疮都隐约可见。”
　　——2011年8月17日，王勇平调职当天，她在微博上如是说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
　　“我宁愿相信(王勇平调职)这是正常调动，要惩罚也应该惩罚那些应该出现在发布会现场却没有出现的更高一级的领导。”
　　——2011年8月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说
　　后非典时代：被大事逼出来的新闻发言人
　　■新快报记者 郭小为 周至美 发自广州、北京
　　如果说，2003年以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是外交部“一枝独秀”的话，那么，在2003年之后，这一群体则呈现出“全面开花”的态势。
　　而这一变化，源于2003年政府应对“非典”危机过程中的“巨额学费”。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认为，“后非典时代”才建立了中国的现代新闻发言人制度。
　　随后，新闻发言人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中国各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的过程往往是伴随着一系列大事件。不但有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这样的盛事，也有诸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公共事件催生下的地方新闻发言人制度。
　　“非典”催生新闻发言人培训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天策说，2003年初的“非典”疫情使政府认识到信息公开的紧迫性。
　　资料显示，从2003年4月初到6月24日疫情解除，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是举办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
　　“非典”事件中的“苦头”、“甜头”尝遍之后，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也应运而生。
　　2003年9月22日，国新办在北京顺义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据王旭明的回忆录记载，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在第一堂课上说：“中国的声音为什么在西方这么弱，我走到哪里都听不到中国的声音，说到底是我们的工作没到位。”
　　第一期参加培训班的人被称为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学员，除了王旭明外，还有刚刚被免职的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第一期培训班结业后，国新办有关负责人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非典”对于各部门加快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完善，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非典”过后，国内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全面铺开，公检法系统中也开始大胆试水。
　　“一些比较基层的的公检法机构，成立了公关室，或者叫公关处，而不是叫新闻发言人。这个公关一方面树立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就是解决危机，就是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当救火队。”在董天策看来，在现今警民关系较为紧张，司法纠纷突出的情况下，采用新闻发言人来进行“公关”，是新形势下因应社会治理需要的一种进步。
　　“大事”倒逼下的推进
　　在此之后，新闻发言人的每一步推进，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一件件“大事”的步步“倒逼”。
　　这符合“中国的制度变革往往是由重要工作或者重大事件的推动来完成”的一贯特点。如，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即促成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
　　一个似乎并不偶然的现象是，在举行重大盛事的前夕，比如奥运会、亚运会、世博会等，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举办城市，开始了“不约而同”的建立和深化。
　　董天策举例说，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往基层渗透。在广州亚运前夕，广州市宗教局专门请了暨南大学的一批新闻学教师去培训新闻发言人的知识。
　　基层发言人面临越来越大压力
　　另外一种“大事”，也同样在客观上推动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它们不同于奥运、亚运、世博等这样的国家盛事，而是社会上累积的矛盾情绪的爆发。这些“大事”，被习惯性地称为群体性事件。
　　在董天策看来，2008年后，贵州瓮安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多有爆发。而随着网络力量的壮大和媒体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作为产生这些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基层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维稳压力，而传统的处理方式已经落后。
　　从2008年瓮安事件以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始了一轮对各地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的培训。
　　董天策说：“为什么要大面积轮训一遍？这就是说我们应对群体事件，尤其是在基层地方政府应对群体事件时经常手足无措。原来遇到就是压，想办法压下去，现在发现不行。而解决这个群体性事件的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就是你怎么向社会各界介绍、解释这个事情，也就必须向新闻媒体发布。
　　新闻发言人必须向地方基层政府发展，这是一个现实的压力。
　　但地方基层新闻发言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显然有待提高。
　　2010年初，贵州安顺一派出所所长枪击致使两名村民死亡。曾参与报道此事的一位记者回忆了那场由地方公安部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场面：
　　“我觉得在他那个位置上，换了谁也不一定行。那个新闻发言人念完通稿之后，选择了几个本地记者的提问进行回答后，就想离开。结果就爆发了外省记者的不满。大家围着他要他回答问题，但他几乎对每一个细节都回答‘正在调查中’；他的回答甚至还自相矛盾，对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同时否认了。”
　　翻阅当年的报道，有这么一段，现简要摘取如下：
　　“记者：(民警)是否存在将其腿打伤后，再对其头部射击致其死亡的情况？
　　发言人：根据我们调查，首先，我们要明确指出，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不存在(对死者)击伤后再上前对其头部进行射击的情况。
　　记者：那是先击中头部击毙，再对腿部补上一枪吗？
　　发言人：这也不存在。
　　记者：这么说，既不是先打腿，也不是先打头，难道是(民警)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对(死者)同时开了两枪吗？
　　发言人：请等我们调查清楚再问。”
　　新闻发言人培训：很多官员认为“抹平就是水平”
　　■新快报记者 周至美 郭小为 发自北京、广州
　　各级政府等机构，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这些培训班的人员构成、课程内容、授课培训效果如何？外界其实并不太知情。
　　董天策说：“在一些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某些老师往往容易‘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他们要求记者保证公众知情权、挖掘事实真相；他们又教导党政新闻发言人防火防盗防记者。”
　　受训学员：“无可奉告”有损国格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是国新办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首期学员，也被戏称为“黄埔一期”学员。他连续参加了三期培训。
　　培训以“实践演练为主”，令王旭明感到意外的是，培训班还安排了一些别样课程。央视著名化妆师徐晶教授学员穿西装打领带，甚至有色彩学和发型设计等。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专门来给学员教授发声技巧。
　　最令王旭明印象深刻的，是2004年在传媒大学培训期间的一次实战演练：王在上课期间，三个架着摄像机、手持麦克风的“央视记者”突然闯入，径直走向他，提了一个敏感问题，同时话筒已经抵达王的面前。
　　王旭明“当时头脑发蒙，一片空白。“我慌慌张张地站起来，一边用手遮挡着镜头，一边语无伦次地说：‘你们不能录，这个情况我还要了解，把灯先关上。’”王旭明还曾到国外接受培训。他从杜克大学教授以及华盛顿邮报公关总管那里认识到：“无可奉告”四个字有损国格。王说，他在担职期间，从未说过这四个字。
　　台下也需要用功。新闻发言人主要和记者打交道，而记者出身的王旭明非常注重跟各路媒体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在他卸任之后出版的回忆录里，他专门撰文记载了与至少20名记者打交道的过程。
　　培训班教师：培训班也充斥着诈术
　　不过，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有时也不是那么“纯洁”，甚至充满了一些诈术。
　　“做这些培训的老师，多是来自研究机构或者大学。我们培训的前提和出发点是建立在信息公开基础上，就是你要给大家提供真实的信息，真正地去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但是很多官员的想法是，你来教我技巧，教我怎么把事情搞平。比如说这一点我不想告诉记者，教我应该怎么样做到既没有说‘无可奉告’，实质性的东西又没有提供给记者。实际上，根据我的培训经历，官员的心态集中在‘怎么把事情抹平’，抹平就是水平，这是他们的目的或者动机。学界和他们的这种需求有一定的冲突。”
　　暨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董天策在谈及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时，一开始即道出了这样的感慨。
　　董天策说：“在一些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某些老师往往容易‘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他们在给学生、记者讲课时，要求他们具有新闻理想、新闻专业主义，要保证公众的知情权，要挖掘事实真相；而同样是这些老师，在党政新闻发言人培训的时候，又大肆攻击记者，说现在的记者素质低，要防火防盗防记者。”
　　令董天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一位曾干过十几年记者的广州市某政府工作人员，去北京培训的时候，一位教授就跟他说，现在记者很坏，你们要怎么提防他，要怎么怎么样。他觉得很疑惑，心想我原来也是记者出身的，他说恐怕不是这样吧！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8-23/0904230359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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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让谣言止于发言人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17日14:12  《小康》杂志
　　王勇平口中的专业名词，给本已扑朔迷离的高铁频发故障原因蒙上了一层愈加化不开的浓雾，笼统和含糊的解释，折射出当今政府部门危机公关意识的薄弱、能力的低下以及技巧的缺失

　　文｜马宇彤

　　7月14日下午，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兼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介绍京沪高铁开通以来的运行情况，正式回应京沪高铁“四天三故障”原因。而就在14日当天，京沪高铁又出现三次故障，上升为令人胆寒的“五天六停”。

　　对于滕州故障，王勇平解释为接触网附加导线不直接与动车组受电弓接触，非张力安装悬挂遇大风会发生摇摆……宿州故障经调查直接原因是受电弓损伤引发弓网事故，但具体原因仍在分析中；G114次动车组故障原因则是牵引变压器差动电流监控保护电路中检测电流的电线接触不良，产生保护动作，限制了牵引电流和运行速度……

　　不能苛责王勇平的表态是一声迟到的回答。毕竟高铁运行是一套复杂系统的组合，磨合期内难免出现问题，而查找问题最需要的便是时间；毕竟运营部门数据显示，截至访谈时，京沪高铁共开行列车2500多列，始发正点率94%，终到正点率85.6%。但今日中国高铁的影响力早已走向世界，故障频发引来韩、日媒体嘲讽。

　　王勇平的解释不被公众认可的主要原因是通篇回答多为外交辞令，干货不多，缺少“看上去很美”的诚意和实实在在的分析。像文初援引的故障原因，不具备大学物理知识者别说明了于心，就连望文生义也难做到。那些陌生的专业字眼给本已扑朔迷离的故障原因蒙上了一层愈加化不开的浓雾，不禁令笔者想起一位前国家领导人在主政地方时，曾召开过一次电视直播现场协调会。当谈及天然气供应屡出问题时，这位领导人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部门负责人喋喋不休的解释：“老百姓不听你那些名词，他们要的是一拧开旋钮就能打火做饭！”

　　使用专业名词解释专业问题不是王勇平的错，错的是他的解释过于笼统和含糊，并未回答公众最广泛的疑问。其实，王勇平只是个缩影，折射着当今政府部门危机公关意识的薄弱、能力的低下以及技巧的缺失。

　　中国百姓最善良，最宽容，绝不似药家鑫担心的那样“难缠”，像高铁故障这样关乎民生的敏感事件，他们所要的，除去那种贴地飞行的快感之外，还有宝贵的真相。公众质疑和不满王勇平语焉不详的回答，绝不是针对必须一蹴而就的技术，也不是针对必须瑜中无瑕的运营，而是知情权的被无视甚至被践踏。也许王勇平被授予的权限仅此而已，但更多的问号由谁来替公众拉直？

　　比如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6月27日称，京沪高铁建设中合同金额44.46亿元的施工、监理和咨询等项目尚未招标，相关公司就已进场开展工作，同时存在虚开或伪造发票入账等问题，这样触目惊心的数据怎么可能终止公众对于腐败背后豆腐渣工程的自然联想？比如高铁不是温室中的模型，今后遇到极端天气铁道部究竟有何对策？比如高铁乘客是在用货币换时间实现“千里京沪一日还”， 优价优质，天经地义，但现状是应急预案存在缺陷，晚点赔偿也无规范，那么乘客权益如何维护？

　　危机并不足惧，公关并无奥妙，关键在于危中求机、危中化机，这是最考验职能部门智慧、胆略和品格的考题，只有唯真唯诚才能赢得信任、峰回路转，真诚是危机公关的唯一出路。信息时代，谣言不仅止于智者，更止于发言人，当然是那些言之有物、不粉饰、不回避的发言人。一位县委宣传部长在谈及危机公关体会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名言：“要先说人话，再说官话。”不知此言对诸位“铁老大”有无启发。

　　危机并不足惧，关键在于危中求机、危中化机，这是最考验职能部门智慧、胆略和品格的考题，信息时代，谣言不仅止于智者，更止于那些言之有物、不粉饰、不回避的发言人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8-17/14122300578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