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级硕士李梦瑶学术日志

刘海明

日志

刘海明

10.23
《“遗忘”、情态与伦理——从ChatGPT的“人化”到人的“机器化”》
内容概述：不同于人的缓慢无规律的遗忘，数字生命的遗忘是突然的、掉落的、删除的。在文中，研究者认为数字生命因为智能与情感的双重丰富，将可能获得比人更加细腻的道德直觉，在实践理性方面，它们将可能会比人表现得更加合乎道德。在机器拟人化的过程中，人也在“机器化”，研究者认为应当检验自身与遗忘的距离、通过思考ChatGPT的情态与认知反应关系，检验人类主体当下的情绪运行模式，并且认为当情感和认知变得绝对僵硬之时，人就退化为了机器。
思考与启发：在沉迷于机器的发展的同时，研究者深刻地提出了人也正在“机器化”的观点，旨在提醒人类思考人类在经历漫长数字化之后带给自身的威胁，一个遗忘的记忆者以及一个情绪的溢出者，才可能是未来真正意义的道德主体。正如研究者所说机器正越来越拟人化，但机器需要拟人化么？根据弗洛伊德提出的“怪熟”现象，机器的“拟人化”是给人感觉更亲密还是更陌生了呢？我们又如何对待机器才符合伦理道德呢？作为人的工具的机器拟人化是否会使人模糊虚拟和现实的界限进而将对机器的压迫和伤害投射到真实的人身上呢？

10.24
《现代社会道德建构的视角转换》
内容概述：道德应在行为主体间进行，主要不是针对如何对待自己的，而是针对如何对待他人的。文中提出合作使自利和道德结合在一起，道德奠基于利益，奠基于一种经济的基础，它体现了个体对利益的期待，个体恰恰是出于对利益的维护而乐于遵守道德规范。
思考与启示：现代社会道德建构从单一主体的视角转向多重主体视角的关系，当探讨事件的道德伦理问题时，应基于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素质、道德情感、道德智慧，精准把握对方、他方的立场和态度，探究主体间的交互作用，灵活动态地对其中的伦理道德作出谨慎的思考和判断。

10.25
《老年““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伦理考量》
内容概述：随着网络数字技术的日益普及，线上公共服务逐渐兴起，线下公共服务空间被挤占，数字技术在给年轻人带来便利和快捷的同时为老年人构造了一堵高高的墙，老年人选择的权利和自由的空间被挤占。研究者认为应尊重老年人的人格和权利、促使老年人在生活中保持自我独立和自由、遵循代际公平的原则，促进资源、机会和利益在不同年龄组之间公平分配。
思考与启示：从伦理问题考量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体现了研究者的人文关怀，在老龄化的今天，老年群体逐渐被流量化和边缘化，或将老年群体作为被剥削的消费者，缺乏伦理考量，难以真正站在老年人的角度真正为老年人服务。

10.26
《UGC未竟，AIGC已来：“内容”的重溯、重思与重构》
内容概述：随着ChatGPT的引爆式流行，内容重新被推到前台。文章回溯了“内容”概念发展的全过程，认为用户注意力紧缺导致内容供给过剩，AIGC提高了内容的产出效率但目前容易存在“幻觉”输出结果偏离其训练数据、文本间性迷失“无来源、无参考”的表现方式、内容虚拟化进程加剧等问题。研究者认为，在AICG浪潮中剥夺了人类更深层次的编码能力和思维链能力，应思考人类面对语言机器的不可替代性。
思考及启发：如何保证AICG内容的真实性是技术平台应该考虑的问题，当询问Chat-gpt某个人物信息时，胡编乱造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污名化现象，是否对被搜索人造成了侵权？在此情境中意味着明知责任主题是谁却无法追究。除此之外，程序员、算法设计师等隐匿于AICG背后的操纵者是否应对其内容负责，或者说幕后人员出于利己主义的动机做出违反道德伦理的行为如何被追究，又如何自证清白？或许我们应该警醒，在未来的某一天AIGC有可能创造出无数欺骗性内容，充斥我们所接触的信息空间，而我们将陷入“盗梦空间”式的迷茫和无助。

10.27
《Platformization of the Unlikely Creative Class: Kuaishou and Chinese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ion》
内容概述：这篇文章着眼于快手平台的创造内容同质化，分析背后算法和数字治理。研究者通过对快手平台的考察和分析，探讨了快手平台的文化生产如何受到国家政策和商业利益的影响以及算法的逻辑如何塑造了内容的选择和生产，研究者讨论了快手平台的商业模式包括广告和虚拟礼物经济。通过这些研究，研究者企图揭示快手平台文化生产的特点和影响，并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和数字化社会提出自己的见解。
思考及启发：快手短视频越来越没有创意，这是在日常生活中及其容易察觉的细节，研究者充满洞察地以此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平台制度性和政治性、平台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以及基层工作者的参与和抵抗。从对日常生活问题的好奇中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并深入思考，我想这是一位研究者必须要具备的能力。

10.28
《“马云爸爸”: 数字时代的英雄崇拜与粉丝加冕 ———一种传播社会学分析》
内容概述：从“马云爸爸”这一网络称谓说起，小切口大主题，深刻指明了其背后产生的原因——英雄崇拜及“父权崇拜”，同时认为这离不开马云对自己道德形象的展示和维护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德服人”仍是社会评价的最高标准之一。
思考与启发：由“马云爸爸”很容易想到“快递小哥”，与父权崇拜不同的是“小哥”一词，似乎多出现于密集型以身体作为“物质”的行业，如“外卖小哥”，与“爸爸”这一“亲属称谓”不同的是，“小哥”并非亲属而是蕴含着亲属幻想的“工具人”且是时代“巨婴心理”的外显。

10.29
再读《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李普曼的《舆论》中“大多数时候，我们能看到什么，是“什么出现在我们眼前”以及“我们期待看到什么。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公众的心理在未经思考之前早已肯定“叫魂”的真实性，妖术是一种幻觉又是对于每个人的一种权力补偿，人们愿意相信这种“上天”赋予的简单的权利，但是当人们拥有这种权利之后却是充满了冤冤相报的敌意，这是否意味着当平等的权力赋予到群众身上得到的或许不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反而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性？

刘海明

10.30
《应用伦理为社会治理提供实践智慧》 孙春晨
思考与启发：社会治理的最终伦理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善治”，研究者认为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引入新技术，关注的是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后能否达到或实现原先制定的计划和目标，考核的成效也是以效率和效果为尺度。在社会诸领域不断出现新型伦理问题的背景下，应该发挥应用伦理在社会治理中的专业功能。

10.31
《卢梭论自尊与自由》 王幸华
内容概述：
卢梭认为随着人们进入社会，独立于他人的自爱必然转变为与他人有关的自尊。这种自尊驱使人们追逐名誉、财富和权势，继而导致社会的各种不平等、压迫和奴役、支配和控制。在卢梭的观点里，自爱一旦涉及他人将会转变为自尊，而自尊是用他人的眼光奴役自己的过程，卢梭在《爱弥儿》中对爱弥儿的道德教育体现了其对自尊和自爱的看法。自尊的出现导致了支配、奴役、统治和服从，也使人们丧失自由。
思考和启示：
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将自由理解为权利，“我的地盘我做主”，不受他人干涉，但同时，作为权利的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如何判定自由是否危害了他人？等问题难以回答和解释。柏林将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前者是不要什么的自由，后者则是肯定的要什么的自由，就两者来说往往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但很容易地就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比如伴侣、再比如生活方式。

11.1
《论身份伦理》 向玉乔，卢明涛
摘抄：
1.安乐哲认为儒家伦理中的美德“总是最实在地指向独特、具体的关系。（安乐哲 .儒家角色伦理学［M］.孟巍隆，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
2.身份是一种“强大的道德观念”，查尔斯·泰勒认为透过“身份”所提供的背景或框架，“我可以尝试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什么是好的、有价值的、应该做什么，或者我支持或反对什么”。（TAYLOR C. 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当多种价值准则同时介入和影响这一行为时，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同一道德体系内不同道德准则之间的冲突。（应用伦理学辞典［M］.朱贻庭，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思考与启示：
研究者认为伦理困境往往是人在生活情境中遭遇不同身份所提的相互冲突的道德要求而造成的个人选择的两难处境，如忠孝两难全，身份常常以美的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之初性本善或人之初性本恶的争议，对于人类的定义自古就是模糊不清的、不确定的，或者说人类本身就与吃鱼的猫、吃竹子的熊猫不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也正是这种强大的包容性和不确定性让人类不断地反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要到哪里去？”，赋予人类无限可能。

11.2
《儒教与道教》马克思·韦伯   (译者序 P1-P33)
马克思·韦伯从宗教社会学的视野出发，从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入手，谈论儒教如何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译者认为韦伯和马克思的分歧集中体现在他所创立的关于“理解”和“理想型”的方法论上，对比两人在存在与意识等观念上的不同，指出韦伯在研究宗教社会学的思路和方法，真实本着物质与精神相互影响的思想来研究中国宗教的。韦伯认为占统治地位的儒教固守传统，适应社会而并不是改造社会，崇尚“无为”与巫术的道教，无力扭转儒教的传统主义。

11.3
《论传统儒家欲望观》 沈顺福
摘抄：
1.“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王充曰：“人之释沟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沟渠而缮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阏，其势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奸君父，犹水之性溺人也……水之性胜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胜，必矣。（王充 .论衡校注［M］.张宗祥，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思考与启发：
欲是一种本能的活动，或者说是必然活动，孟子在性善论的框架下认可了欲的正当性，在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胡宏等人看来欲生于性。而理学家们基于荀子的心本说，认为心是人类行为的起点和主宰。

11.4
《生成式 AI 浪潮下版权生态的态与势——试论“微版权”范式的转型迭代》 喻国明 李 钒
摘抄：
ELIZA效应：在计算机科学中，ELIZA效应是一种无意识地认为计算机行为类似于人类行为的倾向，也就是拟人化。在其具体形式上,ELIZA效应仅指人们容易从计算机串起的符号特别是单词中读出远远超过必要的理解。（百度搜索）
思考与启发：AIGC对内容主体的扩容迫使“微版权”范式进一步升级，在此背景下“微版权”范式更聚焦社会功能，将版权整体视作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强调诸多生态单元的协同发展和生态位的扩充。目前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赋能的信息检测和查重功能仍停留在形式层，在查准率、查全率、推理能力方面尚有不足。通过结构化检验技术、图谱式追踪技术构建以知识元为核心的版权图谱，通过价值回报构建生态回环。

11.5
《信息自治、意义编纂、公共准则：新型传播体系建设的基础、路径和目标》陈接峰 李子璇
摘抄：
.目前，传播实践已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一是受众的沟通需求取代了信息需求，媒体首要的任务不是提供信息服务而是提供连接服务；二是媒体的连接能力取代了信息供给能力，媒体的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内容生产能力，而是取决于有没有独到的逻辑和能不能提供精准的算法，为内容找到最需要的用户；三是传播活动的目的由掌控话语权和为社会设置议程转变为构建公共广场和促进公共交流。
思考与启发：
研究者认为当前传统媒体的衰落并非失去了速度优势，而是供需结构失衡，作为“受者”的用户由“想知道”变成“想发声”，故媒体的功能随之转变为提供平台。结合自身的实习经历，传统媒体囿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内容为王，关注“应该让受众了解什么”而不是“受众需要什么样的内容？”，导致传统媒体渠道失灵、传播失效，走向了要依赖新媒体公司为其出谋划策的道路。研究者在文章中提出了通过“人人发声”的机制实现信息自治的构想，但发声是否符合伦理规范?义务和权利的界限在哪里？算法如何保证把关过程的合理性？个人认为还需进一步的探讨和考量。

刘海明

11.6
《观念政治下的网络战：社交媒体时代信息战的观念更迭与范式转换》 赵永华 窦书棋 赵家琦
摘抄：
1.当今文化使“信息”具有某种重要的拜物教意义①，可以
说，这是一个“谁拥有信息，谁就能拥有世界”②的时代。（①[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10页。② Nikonov, S. B. (2013). Noopolitical aspect of internationaljournalism. Middle-East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17(1), pp.21-25.）
2.当前的信息战对权力的争夺已经超越了冷战时 期，俨然成为一种“新型热战”。
思考与启发：文章指出技术赋能下权力对信息的控制前所未有，观念政治语境下，信息站不再作为军事战场的辅助手段和附属品，而成为影响战争走向的重要力量。信息战最早出现在1970年，并在社交媒体时代经历了观念更迭和范式转换。文章强调了社交媒体时代信息战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国际冲突中，在其中进行了思想、价值观和规范等要素视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外交和信息战略工具的探讨。

11.7
《论互裂网——兼论传统媒体以高质量发展取代数字化生存》 张立伟
摘抄：
1.Web2.0阶段，互联网演变成互裂网——宏观建起一座座“带围墙的花园”，微观凭直觉互动无法传通。
2.互联网走过两个阶段：Web1.0，核心是互联 ；Web2.0，核心是互动。
3.社交媒体平台早期产生的信号很可能代表着整个公众舆论”，却没注意有些人是“愤怒、极端和精神失常的”。
思考与启发：文章认为以苹果和脸书为代表打造专有平台，扼杀了创新使网络分裂。直觉无法传统是导致分裂的直接原因，直觉只在熟悉语境或相似领悟中才能传通，否则难通。算法技术驱动了人的极化，在相互作用中互相塑造。互裂网的背景下，传统媒体需谋求高质量发展，满足用户的现实和潜在需求。

11.8
《社交媒体使用对线上公共协商程度的差异化效果研究——基于使用动机的中介作用》吴 飞 孙梦如 杨龙梦珏 汪明磊 张 婵
摘抄：
1.社交动机、表达动机和信息动机主要在社交媒体使用与公共协商程度的关系之间起到正向中介作用，而娱乐消遣动机则起到负向中介作用。
2.公共协商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公共讨论的参与者用合理的有效性声明来支持他们的陈述、参与者与持不同意见的其他参与者互动、参与者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以及参与者之间相互尊重和礼貌地互动。
3.随着数字化的深入，人们对数字化的美好愿景并没有实现，有学者指出早期的新闻学研究笼罩在超文本、多媒体和互动性等技术乐观主义的概念之下。

11.9
《四级融合视角下乡村振兴议程的设置机制与互设格局——基于“白裤瑶”报道的分析》徐 健 欧 翔
思考与启示：文章认为四级主流媒体以乡村振兴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五个维度为叙事框架，融合国家远景和乡土民情编织了议程网络，从乡村振兴五个侧面汇聚认同，其中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乡村振兴议程全维度设置特征更为明显。在乡村振兴议程的传递中，市级媒体充当枢纽串联四级主流媒体，形成了融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互设方式的四级融合乡村振兴议程互设格局。

11.10
《图像话语与在场想象：家庭群中表情包的可见性管理研究》 张厚远
摘抄：
1.米德曾将人类文化的传承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类型①，当文化传承类型从前喻文化转向后喻文化，代际关系随之改变并呈现复杂化、精细
化的特征。（①[美]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周怡译：《文化与承诺——一 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可见性的赋权能力”指谁可以决定什么变得可见，什么可以或必须保持不可见。（范方俊：《“陌生化”的旅程——从什克洛夫斯基到布莱希特》，《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
思考与启示：文章将家庭群作为考量数字化情境下待机关系的田野，各主体通过不同风格的表情包基于看与被看帮助远距离陪伴或进行形象展演。在传统社会，长者居于主导地位，在家庭群中，当数字原住民的子代居于优势地位时加速了代际传播的平等化。可见与遮蔽是一体两面，文章认为赋权表情包的可见性为双方的平等对话提供了契机，，但表情包又使代际交流走向了表意模式化与情感偏移化，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代际交往的悖论。应当使我们注意到的是表情包在促进平等化的同时也在代际之间形成了一堵文化之墙，如“微笑”表情包基于不同年龄段群体的解读。

11.11
《再论新闻述真变异的重构——基于“文本引导解释”与“收受真实”视角》 蒋晓丽 钟棣冰
摘抄：
1.当受众接收到新闻报道时便会产生体裁期待：即以事实性文本而不是虚构性文本进行解读。这里的“真实”不一定是客体事实，而是新闻接收者感到新闻文本
发送者具有诚信意图，并且文本携带可信性，让接收者认为发送者“据实而言”
2.索绪尔最早提出双轴观念，认为任何符号表意活 动必然存在双轴操作，即符号文本在组合轴与聚合轴 两个关系向度上展开。
3.符号真实、中介真实等特征决定了对于新闻收受主体来说，新闻真实不是直接的事实真实，而是间接真实。即一个社会文化中，大部分成员抱持合理的真实期待 和真知观，他们扮演着新闻文本的“解释社群”，通过诉 诸社群成员的正常“信任”读法（少数个体的不理解、不 信任读法依然可能存在），最终实现收受真实。
思考与启发：文章认为解释环节作为符号表意活动的最后一环是新闻真实的最终归宿，构建 信任机制的关键在于收受主体持有合理的“真知观”和 “真实期待”，这启示新闻工作者或内容生产者在生产新闻时应诉诸大部分社会成员对新闻文本的正常信任读法，才能够实现收受真实。

11.12
《以“理性的道德”取代“直观的道德”》朱海就
摘抄：
1.社会转型的前提是道德观的转型，然后才是制度的转型。
2.直观的道德：建立在“理解”至上，是基于历史方法的道德观。如斯密对“道德情操”的理解，康德对“心中的道德律”的理解，孔子对“良知和礼”的理解。道德律建立在某些人的理解之上，普通人只能接受它。
3.理性的道德：建立在功利主义思想之上的道德观，根据是否有助于增进个体的幸福为衡量的准据的，而不是因为它是来自某个“权威”的直观理解。“理性的道德”是建立在正确的认知之上的。他知道他不能盲目地遵循既有的道德，而是要把既有的道德放到是否有助于自己的长远利益（即自发秩序的促进）下来审视。

刘海明

11.13
《器官投射与技术想象：作为生成媒介的眼镜与助听器》章戈浩
思考与启发：眼镜与助听器作为体外“感官”，如果说佩戴眼镜/助听器才能作为正常（看得见听得清）而存在，是否对于佩戴者来说早已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又如现在的手机，未携带手机出门就如同丢失了某个器官，原有的正常生活被打乱如扫码购物、导航等。

11.14
《预测与解释：走向因果表征的传播学》李雪莲 刘德寰
内容概述：研究者认为解释和预测的明确区分及有效整合将帮助传播学实现更好地因果识别和科学预测，在研究时间中建立因果关系的方法体系的缺乏限制了传播学的发展。文章提出了四层次作为传播学研究中因果表征体系的基础，首先基于第一层次的基础数据进行模型训练，编码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认知；第二层创建实验干预识别因果效应；第三层次借助实质理论阐明规律和联系，建立因果解释模型；第四层次构建反事实因果推理进行验证和有效的社会预测，通过四个步骤循环往复的研究积累和整合从而构建传播学研究中的因果表征体系。

11.15
《政务社交媒体拟人化互动中的感知人格类型效果研究———基于政务微博实验数据的调节与中介效应检验》张放 甘浩辰       
摘抄：
1.不少证据表明，人类早期在自然崇拜、神明祭祀等活动中就有将非人类体在认知过程中进
行类人化加工的行为，心理学上将之称为拟人化并界定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对外界非人类事物赋予人类特质、特征的思维倾向。
研究结论：研究发现，感知人格类型对交流内容拟人化的信息认同效果不存在调节效应；而交流内容拟人化、交流内容务实型人格感知（交互调节项）这两个变量对信息认同度的影响呈现部分经由信息认知的中介效应，即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对信息认知效果的提升来实现的，且交互调节项交流内容务实型人格感知的影响相对较弱。

11.16
听讲座 应用伦理学追问

11.17
《电竞馆作为空间的媒介性：联结、会遇和交往——基于一个西北县城的田野考察》雷蔚真杨家明
摘抄：
1.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我们关于世界的生活经验的基础，而每一种经验都由空间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组成：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和生活的空间，空间正是通过感知、构想和生活实践被生产出来。
思考与启示：文章认为电竞馆作为“空间”的“媒介性”作为游戏竞技与文化进入社会生活的物质界面和空间接口，电竞馆作为空间媒介展现出的强大的会集性和联结性，使中介实践支持的相遇、会面、对抗或同行也可以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勾连和共振，生产和创造出独特的时间、空间与景观，并为游戏者检视自我与他者、自我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
件。在此，中介实践正是传播之弧——一种传播的动态关系，它以不同的方式和强度在主体之间引起共鸣。第一次去电竞馆还是推免填报系统时，在我接触和理解的电竞馆中更具有“仪式性”，如同游戏空间一样，进入此空间内自带有记忆和仪式的属性，如西餐厅自带氛围感，而这种由音响、灯光带来的氛围感也使得个体脱离了个体身份沉浸在另一个天地中。

11.18
《解析生成式 AI 下的“涌现”现象——“新常人”传播格局下的知识生产逻辑》喻国明 苏芳 蒋宇楼
1.科林格里奇困境：是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在《技术的社会控制》（1980）中指出，一项技术如果因为担心不良后果而过早实施控制，那么技术很可能就难以爆发。反之，如果控制过晚，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就可能走向失控，再来解决不良问题就会变得昂贵、困难和耗时间，甚至难以或不能改变。这种技术控制的两难困境。
2.所谓“新常人”实际上呼应了海德格尔提出的常人的存在方式，他认为人或者此在的存在方式有两种，一是与物共在，二是与他人共在。
思考与启示：文章认为群体智能演变规律在于将人与智能机器看成互为参照的统一整体，“新常人”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依照从“暗知识”到“显知识”的逻辑，要经历从微观的知识建构，到中观的知识提取，再到宏观的知识落地，依次完成知识涌现的操作化层次界定，通过提示工程实现认知增强，最后迈入认知智能的下半场。

11.19
《杂合性视域下传统媒体的TikTok化：现状与趋势》史安斌 梁蕊洁
思考与启发：随着Z世代青年成为互联网主力军，抖音等自媒体平台的兴起，传统媒体也在进行着视频号的探索，在进行实习的过程中了解到传统媒体会借鉴新媒体中较为正能量且粉丝量较多的博主的内容生产方式结合传统媒体的生产逻辑，形成新的媒介生态。同为传播行动者的竞争博弈，传统媒体的专业性但同时受到所属机构的制约，自媒体具有相对自由但也存在专业能力欠缺的困境。

刘海明

11.20
《做主播：一项关系劳动的数码民族志》 董晨宇 叶蓁
一、研究问题
网络秀场主播如何理解平台与公会的职业引导？网络秀场主播会采取哪些行动策略，实践自己与观众在直播间内/外形成的经济关系与亲密关系？
二、研究方法
数码民主志、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
三、研究结论
文章认为主播获取经济收益的途径并不仅仅靠表演自己的感受，更是在直播间内外维护与观众的关系，“关系劳动”这一概念更适合用来描述和分析秀场主播的工作实践。文章梳理出了主播的三种行动策略，即标价、区分和界限，“标价”更多体现了平台与公会出于经济利益对于商品化亲密关系的规训；“区分”更多体现了秀场主播对这种异化关系所带来的倦怠感与不道德感所进行的有限抵抗，“界限”则更多体现了主播在关系劳动中试图取得的一种不稳定平衡。
四、局限性分析
未能对性别秩序视角和男性观众的观看的打赏行为还有待考察。
五、思考与启示
研究者直接进入到抖音直播平台，对秀场主播这一职业进行民族志意义的观察，如研究者在在摘要中提到“既往的研究往往借用情感劳动这一概念，聚焦于直播平台与公会如何异化和剥削从业者。然而这一取向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主播作为劳动者的主观体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体验也没有发言权，对于此项研究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者能够设身处地“成为主播”弥补了主播作为劳动者的研究空白。

11.21
《Friendship and commercial societies》Neera K. Badhwar
一、研究问题
分析和评价“在商业社会中，市场的心理、道德和自由权利渗透了太多的关系，侵蚀个人和公民友谊的纽带”这一说法的正确性
二、研究结论
市场关系主要是工具性的，但非完全是工具性的，由于市场活动作为一种生产或创造活动在有意义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市场活动基本上是由道德规范构成的。作为自愿互惠关系，市场关系和友谊具有重要的道德和心理特性，并非天敌，且往往市场活动非但不会妨碍友谊且常常会产生友谊。

11.22
《从“剥削”中突围：数字劳工研究的现状、问题和再陌生化》 丁依然
一、研究问题
数字劳工研究的现状、问题，数字劳工的复杂剥削机制
二、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
三、研究结论
数字劳工是一个牵涉广泛、 相当复杂的问题包裹，但当前许多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落脚点较为单一，多集中于“剥削机制”分析。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工作”和 “劳动”这两个重要概念被杂糅，导致“剥削”分析的泛化和随意化， 并遮蔽了一些可能更为根本、重要的研究议题。当下人们已经无比真实地走在数字劳工世界的路上，研究者仍需要系统地关注社会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劳动条件、劳动关系和劳动市场的变化。对剥削机制的批判性分析 虽然重要，但却不能成为唯一的问题和答案。
四、思考与启示
马里索尔·桑多瓦尔将数字劳工定义为：将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包括生产者和使用者。现今研究和个人的刻板印象，总是以一种被剥削的视角先入为主看待数字劳工群体，笔者通过溯源数字劳工的研究以及对其“再陌生化”，较为客观地看待，认为数字劳工问题本身以复杂问题包裹的形式呈现，并非简单的“剥削”，启示在之后的研究中避免陷入为主，在思考之后深入研究是不是仅仅如此。

11.23
《Emotion work: considering gender in digital labo》 Jacquelyn Arcy
一、研究问题
性别化的劳动女性在情绪管理方面的特定维度以及在互联网时代这种观念如何被强化
二、研究结论
非物质劳动的理论忽视了“女性工作”的价值，这种疏忽反映了对家庭劳动作为生产性工作的贬低和错误认知。人们一直认为女性天生擅长表达和管理自己的情绪，数字领域为这种看法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在数字平台上，女性讲自己的情感能量投入其中，与之互动并生成内容，为平台增加价值。
三、思考与启示
文章中提到“喜欢”“点赞”在Facebook和Twitter中被解读为交换情感和物质利益的礼物，与抽象的符号化的赞、小红心类似，在直播平台上虚拟式礼物例如玫瑰花、跑车等则以更加直观的符号化手段调动着主播和观看用户的情绪。

11.24
《“熟悉的陌生人”：网络直播中刷礼物与私密关系研究》孙信茹 甘庆超
一、研究问题
主播与粉丝在礼物的赠送与回馈过程中渴望得到怎么样的回报？如何理解网络直播中“礼物”的独特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下网络化的生存和交往中，人们要通过这种方式建立怎样的一种关系和连接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置身其中的参与者意味着什么？
二、研究方法
访谈法
三、研究结论
文章将刷礼物的行为理解为一种互动性回赠，主播通过对私密话题和身体表演的内容呈现，将个人体验与直播间的集体感知结合，采取特定的方式与粉丝建立关系。从媒介人类学的意义看，这种互动性回赠是在网络情境下基于新技术平台展开的虚拟互动，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在现实社会中私密关系的不足，成为重构现代社会中陌生人关系的一种方式。但刷礼物的行为也凸显出视觉时代人们沉溺网络与欲望释放的现实，需研究者加以重视。
四、思考与启示
与具有道德强制性的传统礼物交换不同，直播间刷礼物行为则是完全自愿的，主播无需进行回赠，秩序与其开展不同程度的互动，互动性回赠呈现出即时性、共同性、专享性、身体化四个特征


11.25
《吃瓜“罢免奥特曼”事件，更应警惕ChatGPT带来的“无用之人”恐慌》邱泽奇
文章认为ChatGPT不是替代人类的职业，而是提高人类职业效率，特别是提高人类职业质量，为人类有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一项工作提供了契机。人类必须适应新的变化，否则就会面临被另一部分适应新变化的人类淘汰的格局。驾驭情绪、坚持学习和实践，是人类适应职业变化的唯一途径。

11.26
《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 一项探索性研究》
一、研究问题
展示规则与浅层表演和深层表演是否相关?加入公会会影响网络主播的表演策略吗?互动频次与浅层表演和深层表演是否相关?互动的持久度与深层表演存在正相关，而与浅层表演存在负相关吗?互动的程式化程度与浅层表演存在正相关，而与深层表演显著负相关吗?不同工作年限的网络主播在表演策略上存在差异吗?不同性别的网络主播在表演策略上存在差异吗?
二、研究方法
量化研究：问卷在线调查数据收集（将响应时间低于4分钟的问卷剔除）之后利用 SPSS 21.0软件对资料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论
第一，网络主播与观众互动的频次积极而显著影响其表演策略，而互动的程式化只对浅层表演产生显著影响;第二，表演策略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更可能采取深层表演策略，而男性更可能采取浅层表演策略; 第三，网络主播加入公会对个体表演策略并无显著影响，但能显著提高主播的个人成就感; 第四，从事主播职业的时间长短对其互动方式、表演策略和情感耗竭与去个性化并无显著影响; 第五，情感劳动的策略与后果之间呈现显著而差异的关系。浅层表演积极且显著影响情绪耗竭与去个性化，但深层表演对二者并不产生显著影响。深层表演极大地影响个人成就感，但浅层表演也对其产生了细微的影响。
四、局限性分析
小样本的非随机抽查限制了结论的代表性和推广性，缺乏对网络主播情感劳动前因后果的影响机制未做深入探讨。
五、思考与启示
作为网络主播的劳动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整个研究论文以不断发问以及问题的解决形式展开，行文结构清晰，在研究方法层面，通过量化的研究方法针以问答时间为尺度作了筛选和剔除工作，可在以后的研究中作参考。
（收到网络问卷之后，我们根据问卷的外部特征和内部特征对其进行严格的筛查。首先，我们将响应时间低于 4 分钟问卷予以剔除。这是因为，恰当的问卷填答时间是问卷填答质量的基本保障。如果一份问卷的填答时间极短，表明被调查者在填答问卷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省略了对于题干和选项的阅读理解和思考反馈过程。③ 其次，我们根据问卷自身的逻辑与结构对量表答案进行对比，如果发现参与者在相互对立的问题上答案性质相同，或者高度相关的问题上答案性质相反，便认定该问卷数据质量比较差，也将其剔除。在排除 46 份无效问卷和低质量问卷之后，我们最终收集到有效问卷 248 份）

刘海明

11.27
读《深度访谈研究方法的实证论析》细化深度访谈研究方法内容

11.28
《当机器人产生幻觉，它告诉我们关于人类思维的什么？》 胡泳
一、研究问题
聊天机器人做出不符合训练数据的自信反应的原因、后果以及应对措施是什么？
二、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
三、研究结论
当ChatGPT虚构时，它其实是在寻找其数据存在的信息或分析，并用听起来合理的词来填补空白，试图利用可支配的数据来生成字符串的最高概率的延续。伊莱扎效应可能导致过渡信任，有传播虚假信息的风险，还可以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说服手段。大型的人工智能公司的路线是功利主义的计算，即使程序可能有危险，而发现和改进它们的唯一方法就是发布它们，让公众去冒这个风险。
四、思考与启示
幻觉：人工智能作出不符合训练数据的自信反应。文章聚焦大型语言模型聊天机器人出现不符合训练数据的回答这一反常现象，分析其出现的原因以及可能导致的“伊莱扎效应”，将人类水平的智力和理解力归于人工智能系统。

11.29
《个性时钟：复媒体环境中青年群体的平台摇摆与时间感知的关系研究》胡 泳 王昱昊
一、研究问题
复媒体环境中青年群体的平台摇摆与时间感知的关系，原因及影响
二、研究方法
深度访谈法。
深度访谈采取目的性抽样，访谈遵循信息饱和原则，受访者在第 20 名时出现信息饱和，难以再获取新的信息材料，访谈资料的收集工作基本完成。 为确保访谈样本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基于访谈数量的有限性，本研究在采取目的性抽样的同时结合异质性抽样，确保最大限度地反映访谈对象间的差异。
三、研究结论
青年群体在面对差异化的媒体平台时会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时段进行主动划分，对于媒体所发布的新闻或某一热点事件，信息的获取节奏和密度是高个性化的。个人的平台摇摆也会导致成为惯习、分散个人注意力
四、摘抄
①爬梳人类社会发展史， 农业社会中的自然循环时间与工业社会中的线性钟表时间在媒介技术的变革下被切割成“点”状的时间分子云，大众媒介支离破碎的内容安排带来了以 “瞬间化、 零散化与无序性”为特征的“媒介时间”时代，瓦解了以往由钟表时间所掌控的时间感知体系。（卞冬磊，张稀颖.媒介时间的来临：对传播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之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
②海量的平台选择与“此刻”满足的渴求使得用户根据个人意志对媒介使用的时间主动进行自由编排、拼贴与混搭，犹如操纵着属于自己的“时间游戏”。（戴宇辰.媒介化研究：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147-156.）
③麦克卢汉曾言：“我们盯着后视镜看现在， 倒退着走向未来。 ”（]Mcluhan M.Understanding Media[M].Cambridge and London：The MIT press，1964：19.）
五、局限与不足
①群体限于青年群体，所得结论不适用于其他群体。②研究遵循“最大差异信息饱和”这一原则展开之花抽样，但样本相对较小。
可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将不同特征的群体在平台摇摆过程中的时间感知特征进行串联、对比和分析。
六、思考与启示
以往关于社交媒体选择的研究多集中于摇摆需求动机分析，研究者另辟蹊径，关注平台摇摆过程中的时间感知情况，当面对某一研究热点时，并非话说尽、研究尽，可换个思路和角度则豁然开朗。


11.30
《媒介时间的来临——对传播媒念之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卞冬磊
一、研究问题
媒介时间的演变、形成与特征
二、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
三、研究结论
传播媒介通过对人类日常生活时间的建构，转移了人们的时间参考标准，并且通过技术、内容对时间进行雕琢，塑造了以瞬间性、零散化与无序性为特征的“媒介时间”，并且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摘抄
1.约翰厄里以不太确信的口吻提出 即时性时间 据称钟点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正被所谓即时性时间所取代。（约翰厄里 《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 》 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2003年版，522页。）
2.齐格丽特·饱满提出了“软件时间”：“一旦人们能够以电子信号的速度跨越空间距离，时间再也不是‘获得某种东西的迂回曲折’，‘软件时间’的‘接近瞬时’预兆着‘空间的贬值’”（齐格丽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185页。）
3.休闲学家托马斯·古德尔则提到“计算机时间”：“计算机不只是一种工具，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时间定向，计算机的速度时十亿每秒，远远超出人的感知极限，在此之前，速度从未超出人的意识范围。”（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成素梅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148页。）
五、思考与启示
文章中提到电视节目编排表对日常生活时间的建构，是长期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兴起与电视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交媒体与人们建构的媒介时间是否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性值得进一步思考。

12.1
《观看之道：独立纪录片的伦理考量——兼对影像“泛道德主义”批评的反思》罗锋
一、研究问题
反思独立纪录片中的底层苦难叙事以及泛道德主义批评
二、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
三、研究结论
纪录片在为我们提供真实世界某部分表象时，也进行自我表达、提出观点或系统性地实施劝导性战略，正因为“表达”缘故，创作主体往往调用各种修辞手法和拍摄手段来达成这一愿望，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就此凸显。在拍摄过程中，由于创作主体和被拍摄对象间的身份落差，无可避免地带有儒家伦理中“等差之爱”的性质
四、摘抄
1.有三种不同的看与电影有关：摄影机在记录具有电影性的事件时的看，观众在观看最后的产品时的看，以及人物在荧幕幻觉内相互之间的看。——劳拉·穆尔维
2.桑塔格在谈论摄影时曾指出，“拍照本身就是一个事件，一个有着越来越多独断权力的事
件——要影响、介入或漠视眼前发生的任何事情。”（[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22）
五、思考与启示
纪录片的真实问题一直备受争议，真实的边界在哪里？拍摄者应该以何种身份进入拍摄对象，在多大的程度上进行记录才算得上是真实且不陷入伦理的批判中，纪录片的真实的边界问题、纪录片的伦理争议以及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依然具有研究价值。

12.2
《数字游牧民 ：复媒体环境中的社交媒体平台摇摆研究》李嫒嫒
一、研究问题
青年社交媒体平台摇摆行为包括哪些？动机是什么？
二、研究方法
深度访谈（目的性抽样和异质性抽样相结合）、网络民族志、参与式观察
助Nvivo 12质性分析软件辅助分析
三、研究结论
社交媒体用户不仅在多个平台摇摆，而且在同一平台用不同账号进行摇摆，青年人进行平台摇摆的行为动机包括用户需要利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独特“利基”服务、打造人设、链接不同平台上差异化的社交关系、谋生等。以平台摇摆和受众区隔的方式进行形象建构与关系管理，体现了青年人的社会适应性和创造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摇摆实践滋生的一些困扰，诸如社交倦怠、时间消耗、信息冗余和虚假信息等，也成为复媒体时代下不可回避的问题。
四、摘抄
1.自我展演是指提供关于自身的信息以塑造一个理想形象的过程，是一种带有主动性的自我展现与自我表演。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展演动力，来自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间无处不在的凝视。（邓秀军，刘梦琪 . 凝视感知情境下“AI 换脸”用户的自我展演行为研究 [J]. 现代传播，2020（8）：16-21.）
五、思考与反思
文章中提到微信上大多是和学习、实习相关的内容，积极乐观，符合主流价值观，微博随心所欲，QQ动态很常发但微信朋友圈基本不发，这种基于不同社交平台的分类投放是个人主观的分类还是平台本身的性质使然？

12.3
《凝视感知情境下“AI 换脸”用户的自我展演行为研究》邓秀军 刘梦琪
一、研究问题
AI换脸的用户行为动因、权力关系和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什么？
二、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观察法
三、研究结论
说美图软件着眼于以他人凝视的视角构建拟像、满足自我期待的话，“AI 换脸”应用则更加强调自我展演主体自身的欲望投射。“AI 换脸”中的自我展演行为不仅是群体互动中的社交需求，也是展演主体在自我认知建构中的观照需求。除此之外，“AI 换脸”中的观看与被看中蕴藏着权力关系的相互转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断演进中的自我展演行为，容易造成展演主体自主性的迷失和自我认知的异化。
四、摘抄
1.萨特强调说，“凝视不是指别人的目光，不是指看见别人的目光在盯着我，而是说我觉得有某个他人在凝视我，就是说，这个他人的凝视不一定是一种实际的观看，而是存在于主体的想象中的”。（吴琼: 《他者的凝视———拉康的“凝视”理论》，《文艺研究》，2010 年第 4 期，第 35 页。）
2.在《规训与惩罚》里，他进一步提出了“监视”的概念，他以边沁的“圆形监狱”为灵感，提出“全景敞视主义”，认为监狱瞭望塔上的人可以通过凝视来监视四周的犯人，被凝视的犯人无法看到瞭望塔上的人，在压力之下，被监视者自身渐渐产生了一种自我监视，这之中的凝视过程实质上隐含着一种权力机制。凝视关系中，观者占据着主体的位置，被赋予了“看”的特权，也通过“看”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3、224 页。）

刘海明

12.4
读《东方之旅》
思考与启示：书中提到战争使民众陷入了“震惊，困顿和饥饿引起的绝望，牺牲所有生命与财产却看似毫无用处而引起深深的失望”，很多市侩借机推销各种精神产品，在这其中出现了灵异事件，欧洲流行着东方的神秘宗教和祭奠仪式。这使我想到了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提到的乾隆盛世民间流行的剪辫恐慌，“叫魂”虽发生于盛世，但《东方之旅》和《叫魂》中的宗教和灵异事件盛行原因相似，两者的背景都是在危机四伏、社会矛盾激化，民众无处可求只得找一份精神寄托。

12.5
读《游叙弗伦》
思考与启示：作为城邦内通晓神圣事务的游叙弗伦与苏格拉底对“虔诚”问题展开了讨论，游叙弗伦先说控父是虔敬、后说神喜爱的是虔敬，均收到了苏格拉底的反驳，但两人最终也没有给虔诚下明确的定义。有学者从反讽的角度认为苏格拉底是在“装样子”，是借此机会以“求师”的名义教导游叙弗伦。作为占卜师的游叙弗伦应是得到百姓极大的信任和仰慕的人，代表着神律的一方，如果他都不能说清楚还为什么怪苏格拉底不虔敬呢？同时，容易忽略的一点是虔敬是否能被定义呢？苏格拉底在问游叙弗伦时明显有虔敬能被定义的预设观点。

12.6
读《漂泊的灵魂》
“每个人都各自拥有自己的灵魂。那是不能同别的灵魂交杂混合的。两个人可以一起行动，互相交谈，处在一起，但是他们的灵魂却像花朵一般植根在不同的地方。任何灵魂都不能到别的灵魂那里去。要去的话就得离开自己的根，但那是不可能的。花朵为了能互相在一起而送出自己的香气和种子，然而花朵却不能让种子到该去的地方去，那是风的工作。风爱吹到这里就吹到这里，爱吹到那里就吹到那里。”克努尔普说道。

12.7
读《为何一切尚未消失》
思考与启示：“人通过对事物的想象、命名和概念化而令事物存在，同时也加速了它们的消亡，在不知不觉中令它们脱离原初的真实状态”。以图像为例，鲍德里亚认为图像不可避免地在从模拟转向数字的过程中逐渐消失。AI生成图像发展迅猛，根据关键词描述生成图像、自动弥补图像未呈现出的背景等，根据鲍德里亚的观点，这是对于图像的终极暴力，图像自身的想象力及基本“幻象”不复存在，消失了真实世界作为参照系的虚拟真实只是代码和程序的产品而非“艺术品”，正如数字人永远不能称得上是“鲜活”，或者人之为人的最大魅力是可以消失即死亡。

12.8
《作为实践观念的当代中国新闻“时间观”》杨保军 叶倩茹
一、研究问题
以居于我国新闻业核心地位的“党媒”体系为对象，从新闻规律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探讨了“党媒”指导自身新闻生产传播的新闻时间观念，并深入剖析数字环境下三者在应然与实然层面的发展导向及其相互关系。
二、研究结论
“党媒”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实际坚持的时间观念是：尊重新闻规律、按照新闻规律办事的“全时”观念；坚持正面宣传（报道）为主、追求优良传播效果的“时效”观念；适应新兴数
字新闻环境的“多维统一”时间观念。
三、思考与启示
文章以党媒主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作为实践观念的当代中国新闻“时间观”，同时提出了时效观念面临的困境，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在第一现场报道新闻以随手拍的形式呈现的新闻使得传统媒体的价值和影响力削弱。个人认为自媒体散落的“新闻人”由于新闻发布流程简单及自身的自由性，在时效性上更占优势，但对于时效性面临挑战的传统媒体来说在报道和评论深度上下功夫才是应对之策，在角度的新颖性、观点的深刻性、选题的社会性上持续发力才能保持传统媒体的价值和影响力。

12.9
《人脸识别中的“媒介化身份”——基于信息主体对技术使用与风险感知的角度》宋素红、陈艳明
一、研究问题
分析使用者在微观经验层面的特点，并借助媒介化理论提炼使用经验所体现的媒介化痕迹；微观的使用经验如何与宏观的媒介化进程发生关系？该关系为从伦理和法律层面解决技术的社会隐忧有何启发？
二、研究方法
半结构式深度访谈
三、研究结论
人脸识别的伴随性、隐形流畅性让使用者产生无感的使用体验，基于此该技术被形象地概括为“沉默的科技”。技术在场景层面的无感性，使信息主体的信息自决和支配权难以得到保障；身体的媒介化使信息主体产生难以避免的焦虑，精神损害客观存在；环境的媒介化导致人脸信息泄露的概率大幅增加，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产生预防性费用的可能。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模式应适应日常化、系统化的媒介化身份，结果端的法律责任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应取向综合性规制，同时对技术开发和推广者施加道德标准与社会责任，以促进更广泛深远的公共利益。
四、思考与启示
文章中指出了技术的排他垄断性的问题，即更方便的技术出现之后，传统的方式疏于维护而渐渐退出，“当一种特定的工具出现并被用以成功完成某些特定工作，必然会导致人们对这一工具的运用更加深入，之后这一工具会被改良，并被运用到其他工作中，但在此过程中使用者的主观意志被排除在外，很好地例子是当智能机兴起后，围绕着智能机开发的相关服务以迅猛速度发展，人脸识别、电子支付、网上银行、社交软件，在此过程中用户不得不紧跟时代的变化，适应技术的发展，腿脚灵便的年轻人跑的越来越快而技术的发展却给老年人砌了一座高高的墙。

12.10
发烧，中午去医院挂号、抽血、拿报告单，休息一天。

刘海明

12.11
《社会人文纪录片创作再思考：观念与伦理》夏丽丽
一、研究问题
社会人文纪录片的观念和伦理再思考
二、研究结论
媒体和话语权紧密关联，掌握摄影机等同拥有了一种优势地位，在纪录片创作中平视的视角成为普遍共识之后，不仅要尊重、理解你的拍摄对象，作为掌握话语权的人，如何保护你的拍摄对象，如何思考纪录片拍摄中的伦理观念问题成为纪录片人应该思索、面对的新问题。
三、摘录
1.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没有人，一切创造只是荒芜，徒然，没有终极目的。人的生存与机遇、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外界的联系，人对世界的思考和探索，是纪录片涉及的基本命题。
2.在题材选择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在被称为“新纪录运动”为标志的创作转向中，国内的纪录片逐渐脱离形象化政论的样板，在人文关怀的旗帜下，重拾对普通人的关注，然而在经过一段繁荣之后，纪录片创作却面临选材僵化的问题，在“疏离了宏大叙事的同时,也逐渐在个人化、底层化、诗意化过程中, 掉进了琐碎、边缘、犬孺化的裂隙中。”（《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从<颖州的孩子>看中国社会行动纪录片的勃兴》，韩鸿，）
3.从身份到契约，从话语权力的一端独大到媒介两边的平等交流，也将是所有中国人──包括被摄影机分割在两端的人们必将经历的成长历程。”（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朱靖江，梅冰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第8页。）
四、思考与启示
研究者以社会人文类纪录片的观念和伦理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创作观念转变与现状、创作伦理的思考两大方面展开论述，并提出了相较于国外订立合同来说，国内的纪录片缺少法律规范。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研究者就社会人文纪录片的创作观念和伦理问题进行思考，结合具体纪录片和创作者的观点进行论述，但对于如何完成保护拍摄对象与呈现具体真实的平衡，如何才能保障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平视问题含糊不清。
人文类纪录片由于面对的对象是鲜活的人，故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问题更加突出，拍摄者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与被拍摄者进行交流？如何才能保证纪录片的真实性？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12.12
《影像正义: 论纪录片生产与传播中的伦理规制》顾亚奇
一、研究问题
在生产传播主体多元、传播渠道网络化社交化、内容监管复杂化的情况下，纪录片的“影像正义问题的嬗变
二、研究结论
影像即权力，“公众视野”的环境限制、获得对象授权是对记录者权力与被拍摄者权利之间的平衡。生产即表达，无论是组织拍摄、隐藏拍摄、交友拍摄还是后期剪辑，纪实影像在创作实践中均应当遵循自主和尊重、被摄者利益优先以及公共利益原则。在生产传播的每个环节坚守理性和秩序，纪录影像才能在合法、合规、合理的轨道上到达实质性正义。
三、摘录
1.“影像正义”是以真实为属性的节目中普遍面对的一个问题，也可以称为影像伦理，其核心在于关注纪录片在实现“真实”纪录的过程中，如何保障采用正当、恰当、无伤害的文本创作与传播方式。
2.影像本质上是一种话语，而话语是一种权力，拍摄者也是权力使用者。权力是一个政治概念，马克斯·韦伯( MaxWeber) 认为，“权力”是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有着一定社会关系的行动者将处在不顾和忽视其可能性所赖以建立的基础而执行他自己的意志的地位上”。（［德］迪尔克·克斯勒: 《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郭锋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4 页。）
3.，摄像机的介入如同投入湖中的一颗石子，纪录片就是记录那一圈一圈的涟漪。在实际拍摄过程中，即使纪实性最强的纪录片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客观事件的干预。
4.法国导演布列松曾说: “照相机( 摄像机) 就是一支枪，就是要拍下人在受攻击的那一瞬间的反应。”�灛伂� 被摄者知晓摄影机存在时，摄影机就具有了类似枪的攻击性，那么，当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导演走到暗处时，摄影机是否会成为一支冷箭，射向毫不知情的被摄者? 获得拍摄准许的伦理界限又在何方?
5.法益权衡理论能帮助人们对影像拍摄的价值进行比较权衡，“当只有通过毁掉或损害两种法益中的一种才能达到均衡时，也就是低价值的利益要服从高价值的利益时，对低价值的利益的侵犯就不是违法的”�灐＃ㄋ镄衽�: 《新闻传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1 页。）
6.。进一步来说，如果将影像拍摄视作一个群体仪式，则无法摒除感情参与和关系的涉入以及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悲剧发生时。
7.纪录电影评论家卡尔文·普莱拉克认为，拍摄行为只有在下列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 不存在任何强制和欺骗、拍摄对象对程序和可能的后果有充分的了解、拍摄对象有能力同意。基于影像正义的观点，既要建立拍摄者与被摄者相对对等的关系，也要尽可能实现双方实际价值和情感方面的互利互惠，二者各取所需的同时各尽其能，注重影像生产的过程反思，建立“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拍摄关系。
四、思考与启示
相较于以往的以纪录片中拍摄者与被摄者权力关系为切入点，本文章提及在时代发展下人人都可进行影像记录的权力问题。研究者认为拥有制作纪录片的能力是某种特权，这种特权并不亚于直观的金钱、财富及势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有形物质的力量。研究者还创新性地提出了知情权的范围，还应当包括传播范围及影响的知情，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何客观描述影片可能的传播范围及其影响，有失偏颇的描述被拍摄者反而约束自身的行为，聚光灯效应使个人违反常态反而会不会不利于完整地呈现自己真实的一面？

12.13
《超越“类型”: 交互纪录片的范式、表意与价值*》王 薇
一、研究问题
传统纪录片的矛盾与反思，交互性纪录片意义建构与审美经验反思
二、研究结论
交互式纪录片以一种“身体的直接现实”,借助想象界与象征界的重组，使实在界更加接近现实景观的核心视角，不再无限“放逐。交互纪录片不仅是技术与影像的结合实践，更是对人如何安放自身主体性的追问。
三、摘录
1.纪录片定义发展历程：纪录片至今未形成完全统一的定义。从早期罗伯特·弗拉哈迪戏剧化的叙事结构对事件现场的“搬演”与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派”影像实践;到约翰·格里尔逊提出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 再到罗伯特·德鲁的“直接电影”理念，以及后来比尔·尼科尔斯的修正式解读:“纪录片所讲述的是与真实人物(社会演员)相关的情境或事件，(他们)在一个‘阐释框架’中呈现自己。
2.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 “‘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英］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3 页。）
3.本体论层面的“不确定性”主要指事物发展的客观属性是变动不居的状态; 认识论层面的“不确定性”则是基于人们主观意义世界的理解和建构，具有价值判断属性; 而方法论层面则是强调了立场与对象的双重不确定性，主张“动中取动”，即在不确定性中认识和把握不确定性。（文军、刘雨航: 《不确定性: 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评———兼及构建“不确定性社会学”的初步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21 年第 6 期，第82 页。）
4.交互技术赋予了“观众”新身份，“观众”既是纪录片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内容的创作者和传播者，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作者”被悬置。
5.交互模式的多元化也让“他者凝视”与“主位视点”双向渗透。交互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与意义解读同步，其价值还在于消融了艺术与技术的边界，对技术影像的“祛魅”。
四、思考与讨论
文章提出了交互纪录片的概念，认为交互纪录片利用技术可使观者变换不同身份，传统纪录片是创作者与素材二者持续对话的过程，实际是创作主导视角下的真实，交互纪录片中交互模式的多元化也让“他者凝视”与“主位视点”双向渗透。交互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与意义解读同步，其价值还在于消融了艺术与技术的边界，对技术影像的祛魅。但在此过程中，创作者的创作空间被压缩，交互性纪录片还能否称之为艺术作品？

12.14
考试，复习视觉文化传播课程，发现课程中认为现在处于读图时代，读相关论文发现陆涛学者的最新文章中提到了从“读图时代”到“知觉自动化时代”的转向，明天详细阅读。

12.15
《从“可读”到“可见”: 后人类时代的身体图像》陆涛
一、研究问题
从“读图时代”到“知觉自动化时代”后人类时代的身体图像从“可读”到“可见”的转向
二、研究结论
如果说“可读”是一次知识性的图像批判与变革，“可见”则是一次技术式的科技跃迁与生产。从身体在信息层面的离身性，到空间在物质层面的反身性; 从投射视线的主体，到沦为“观看对象”的客体。当技术的主体性开始凸显，身体的主体性却开始消亡。这是一个图像当道的时代，自上而下的电子之眼审视着人类，人类又借助电子之眼审判着自身。对自我的注视本是身体哲学的重要一环，却在媒介的推波助澜下陷入了焦虑与不安。
三、摘录
1.在维利里奥看来，视觉化只不过是指对现实的译读变为自动化的这样一种科学。这样，图像传播中的身体从“可读”再一次回到了“可见”，这就是身体哲学的第二次转向。
2.“现在第一个国际语言正在世界所有银幕上形成，这就是表情和手势的语言。
3.巴拉兹认为，人体成为文化的一种新形式。他首次阐明了身体在视觉文化中占据的主要位置。在巴拉兹看来，身体从抽象的语言符号中出走，作为可见的人体第一次被看到。而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出现，以罗兰·巴特、福柯为代表的学者们开始关注身体图像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可见”的人体成为“可读”的景观。
4.“在注视行为当中，始终都有解释活动的主观性在起作用”。这正是身体作为图像在“读图时代”的主要特质。然而，随着控制论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读图”中所包含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注视已经不再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动作，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取代了这种注视，在当下，图像传播已经从“读图时代”转向了“知觉自动化时代”。
5.保罗·维利里奥在《视觉机器》( 1988 年出版) 中首次完整使用了“知觉自动化”( automated perception) 这个词汇，指一切的“不用目光就能获得一种视觉的可能”
6.达·芬奇曾说，“我们的身体仿佛一台机器”。（［法］大卫·勒布雷东: 《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王圆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6 页。）
四、思考与启示
文章提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注视与被注视的关系被颠倒，以“缸中之脑”、“柏拉图洞穴隐喻”“楚门的世界”论证了在虚拟世界的图像传播中惊人的离身性，文章中还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人类抛下现实的身体，真的能够寻找到自己的主体性么？”，在观点大量输出的自媒体时代，我们将他人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忽略了可以思考的头脑和可以感受的心而全然不觉。

12.16
《传播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邓树明  第一章
“传播研究如果脱离了人文关怀，则失去了最重要的灵魂”。在整本书的第一章，作者从什么是学术论文这一问题出发提出学术论文和一般知识性文章的区别即“学术论文写作需要像蜜蜂那样，既要采集，也要消化整理，才能获得脱离了‘原貌’的理性知识”，学术论文需包括运用概念和体系来分析问题和运用相应的研究方法这两个必要条件，还需要具有理论创新价值即“在提出了新问题、采用了新方法、获得了新材料、得出了新结论等方面有一个或多个贡献的文章”。本书的第一章以师长和期刊总编辑者的身份言传身教、娓娓道来，既有温度也有深度，读来津津有味。

12.17
《形象的焦虑：数字美颜、自我物化与后人类剧目》刘丹凌
一、研究问题
从保罗·维利里奥的图像逻辑演进史出发，剖析作为“自我图像术”的数字美颜如何彰显反常逻辑时代的图像特征和形象焦虑，并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发挥重塑主体和主体性的作用，进而分析这种形象生产如何透射了主体 “自我物化”的倾向，并成为“后人类”转向的典型指征。
二、研究结论
作为反常逻辑时代的自我图像术，数字美颜打开了一扇重返主体及主体性问题的窗：这里上演的不止是身体 （形象）被技术逻辑重新刻写的游戏，不止是 “像与不像”“在与不在”“是与不是”的自我图像悖论，不止是机器视觉所引发的形象客体化及主体 “自我物化”趋向；当身体成为被数据重构的 “躯体”，以一种反传统的、虚拟的具身与嵌入方式游荡于互联网空间，在不断的流动与交互中繁殖、变形、生成、毁灭、重生，并以“自我”之名诉说主体的情欲与焦虑，祛除自然与人造的界限，拉平前台与后台的距离，信息模式主导下的后人类剧目就已经隆重启幕：主体义无反顾地迈出了自由人文主义的大门，逐渐褪去理性、稳定、统一的外观，以分散、聚合、生成的逻辑得以重生，彻底消解了自足、自主、有机的主体想象。
三、摘录
1.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说：“你的身体不是它自己。而且，我的也不是。它正处在医药、运动、营养、减脂、卡路里计算这些后现代控制论力量的围攻之下。（［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身体图景：艺术、现代 性与理想形体 ［Ｍ］．萧易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2.“你的形象不是它自己。而且，我的也不是。它正处在智能识别、像素计算、数字修辞、电子场景再造等新媒体技术控制力量的围攻之下。”
3.当身体被抽取为像素流所组构的“零件”，甚或说是“道具”，可任意进行增删、置换、移植和拼贴之时，身体的有机属性和自然属性也就被彻底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技术理性所铭刻的社会身体、人造身体，丧失了真实的外在指示物。
4.数字美颜形象并非树立了一种 “至尚”的美学标准，也绝非主体对自我的真实表达、自然愿景，相 反，它指向的是一种自我疏离、自我放逐、自我阉割，即主体对所谓社会标准、普遍趣味的屈从，主体对机器逻辑和商业判断的献媚。
其结果是一种感知的混乱、一种刻意盲目的视看，于是， “我们使自己陷入了不稳定的、不能使人满意的唯我主义。（［新西兰］肖恩·库比特．数字美学 ［Ｍ］．赵文书， 王玉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
5.数字美颜的重点所在不是身体／形象被重新发现、重新安排、重新赋意，而是这种身体／形象实践所展演的主体构建／观念转型：从“天生的自我”到 “控制论的后人类”，“我”变成了植入数字无意识的“我们”，人——机协作成为形成自 我的重要（自动）机制。（［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Ｍ］．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6.数字美颜标志着一种 人－机视觉的诞生，既内涵着社会文化（市场）的选择，也内涵着机器程序的判断，这种视觉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超个体心智的独占，并通过促动身体和机器的相互依存造就一种新的社会化过程。

刘海明

12.18
《批判性思维与新冠疫情报道的伦理问题》陈昌凤 林嘉琳
一、研究问题
判性思维的缺失对疫情期间新闻报道有何影响？如何运用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新闻传播专业性、建立人们对虚假有害信息“群体免疫”？
二、研究结论
新冠疫情中虚假新闻与疾病暴发的相关关系：英国东英吉利大学诺里奇医学院的新冠肺炎专家保罗·亨特教授和朱莉·布雷纳德博士在英国国家卫生健康研究院的资助下完成了两项研究，测试了疾病暴发期间转发分享危险的错误信息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虚假新闻会令疾病的暴发更加迅猛，人们倾向于分享虚假新闻、错误建议而不是相反，错误信息意味着错误的建议会很快传播出去并可能改变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冒更大的风险，阻止人们转发分享疫情假新闻、错误信息和有害建议，有益于挽救生命。
批判性思维与新闻报道的伦理选择：新闻专业性与批判性思维的目标、方式是不谋而合的。批判性思维是通过对事实的分析形成的判断的思考方式，一般包括理性的、保持怀疑的、无偏见的分析，或者是对于事实证据的评估，是在反复思考和推敲中实现对真实性和公正性的追求的。真实、客观、公正也正是新闻专业性的要求。
新冠疫情期间的新闻传播乱象警示我们在新闻中要重视批判性思维。关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诸多国内外理论探讨，以及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公民批判性思维现状的研究都表明，培养媒体和公民的批判性思维任重而道远。这将是一个长期的、体系化、制度性行为，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也需要利于批判性思维发展的氛围和环境相配合。
三、摘录
1.网络时代的媒介伦理存在多个层面，其中包括：事实与求真、客观与公正、数据与隐私、责任与边界（彭增军.传统与挑战:网络时代的媒介伦理[J].新闻记者,2017(03):31-34）
2.新闻的“善”，是新闻道德、价值观层面的一个概念。新闻的“善”，包含着人性中的积极面，是同情心、同理心，是对人类的爱、关怀和悲悯。
四、思考与反思
文章以两项研究为基础论证批判性思维在传播中的重要性，进而分析批判性思维的中国化，再系统分析了疫情期间由于批判性思维缺失而产生的乱象，在抗疫期间新闻传播实践问题进行了反思，最后，对传播中批判性思维缺失的原因进行溯源并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进行建议，文章的系统安排值得借鉴。

12.19
《解析媒体欲望结构：从技术主导回归内容根系》 曹 林 汪惠怡
一、摘录
1.而如今欲望结构中那个“凝视的他者”已经被替换 为“点赞打赏的他者”，退化为对数字的迷恋。
2.再就是“影响已经被影响的人”，这是一种“茧房”“过滤泡”“回音壁”中的影响力观，已经被影响的人，实际上不需要影响，他们需要的是不同声音。
3.舆论曾热议过“文字讨好症”现象，其实人们也有一种“新概念新技术讨好症”倾向，这种对新技术的讨好、迎合与顺从在新闻业表现得尤其明显。
二、思考与启示
文章认为媒体转型必须回到内容的根系，流量至上仍是内容为王，技术千变万化，内容仍是媒介转型中处于不变之地的根本。

12.20
《“AI 向善”何以达成：深度学习与轻型应用——AI 应用趋势下的新闻传播学思考》张姣  曹轲
一、研究问题
随着 ChatGPT 等技术应用程度加深，新闻领域内部及所处的社会生态有何变化？
二、研究结论
以Chat 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若没有建立完善的核查机制将直接影响新闻的真实性。
何以遗忘 ：私域流量与数据捆绑加剧被遗忘难题。 ChatGPT 等技术大规模应用后，被遗忘困难在新闻领域的表征，将是所有不便于公开详尽信息的报道，所有基于隐私保护被屏蔽的信息，都将在事件主体之外的用户与ChatGPT 互动中得到补充，并再次显现出来，事件主体想要遗忘的内容将不断受到他者的提醒。
如何治理？新闻领域需要发挥协调作用，多角度呈现社会问题，展示各方意见，尽可能为标准知识提供多种可能的社会语境和应用场景，尽可能缩小认知偏差。
新闻领域作为社会的前哨，需要尽可能发挥瞭望功能，在慎用人工智能的前提下，善用人工智能助力其社会责任的担当，一旦出现技术凌驾于人，甚至出现技术架空人之灵性的可能时，应及时发挥预警功能，甚至要协助政府机关和开发者按下停止键。
三、思考与启示
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不仅是生产力的测量器，而且是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文章认为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由于更加迎合人的情绪使得每个人都更以自我为中心，长此以往，社会属性被消磨，社会治理将更加困难。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受到训练语料的限制，难以表达字里行间的表情和姿态，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高语境国家，在以符号交换为核心的人机交流中，理解与被理解尚存在困难。ChatGPT承担着人与人之间“媒介”的角色，传统的“人—人”模式逐渐转变为“人—机—人”模式，作为ChatGPT背后的开发人员的价值观直接通过ChatGPT呈现，利益至上的企业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仁”的思想相悖，着眼于当下，人工智能带来的意识形态危机和思维固化问题更值得关注和深思。

12.21
阅读《在轮下》

12.22
阅读《在轮下》
读完黑塞的早期小说《在轮下》，主人公汉斯的强大的自我意志和理性力量之间的规训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具象为汉斯的“头痛”症状。在这过程中汉斯企图通过友情、爱情、工作等方式走出（或逃避）个人困境，但自我意识和反抗意志并不强烈的汉斯最终以失败告终。福柯认为：“人们开始把单纯是别人对自己监视或注视转变为自己看待自己行为的一种方式，也即由注视或关注别人转变为注视或关注自己，而社会一旦普遍地使得人们自己成为自己注视或审视的对象，也就必然出现‘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自杀活动’，也即普遍存在的自我规训和自我惩罚行为。”文中不止一次抨击德国威廉帝国时期的教育制度，外界的规训和凝视使汉斯被“驯化”，最后充满浪漫性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12.23
《示能、转译与黑箱：智能机器如何颠覆与再建内容生产网络》张 微 彭 兰
一、研究问题
智能机器如何进入内容生产领域，成为与人类内容生产者对称的角色，并逐渐成为有影响力的行动者?
二、摘录
1.根据拉图尔的描述，传统的社会网络是铅笔绘制出的那张网，是一种静态的对象，而行动者网络是那支铅笔，是行动者表达自己的方式，那只铅笔的运动就是转译。
2.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科学事实的建构是集体行动的结果。当人们逐渐对智能机器生产内容习以为常，当智能机器生产内容成为社会的常规知识和媒体行业的日常业务和规范时，机器生产内容就会成为技术黑箱，人们不再思考其中的技术逻辑和科学思想，而是直接使用它。
3.更为重要的是，不只是把智能机器看作是物质性人造物，或解读成为符号性文化，而要从智能机器的行动者网络实践的过程性来看待智能机器的社会意义和影响。

12.24
《智能传播伦理的技术人性与向善逻辑》焦 宝 苏 超
思考与反思：文章结尾处套用了这样一句话“你怎么样，技术便怎么样，你有光明，技术便不再黑暗”，诚然，人工智能消融了传统传媒业的固有边界的同时重塑了传媒业的生态，使得传媒从业者更加注重自身专业性的培养和传媒从业者的不可替代性。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技术的伦理性问题，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文字生产本身的内容。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成见堆积以及对技术的依赖问题也值得所有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