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沈灏被捕看中国的第四权力

11月20日，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灏、副总裁陈东阳等被上海第一检察院批捕。

21世纪报系出事了——出的是大事！

作为曾经与沈灏在同一办公室共事的笔者，为其扼腕痛惜。

早在9月25号，当《21世纪财经新闻》总裁沈灏、总经理陈东阳被警方带走的当天下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召开党委会，任命了新的21世纪报系党委书记、副书记。至此，21世纪报系遭遇了灭顶之灾。

上海警方带走21世纪网负责人的消息刚一公布，我们就看到了该网站的记者、主编面对镜头、言之凿凿地承认了21世纪网站利用新闻敲诈敛财的事实和手法。

同样的事件我们在一年前也有见闻：2013年10月19日，广州的《新快报》记者刘永洲被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跨境抓捕。

这两次事件性质相似、且都在中国新闻界引发轩然大波；然而，性质相似，程度和份量却相差甚大——

那次，涉案的是一家小报的小记者，此次则是中国财经媒体大亨《21世纪财经新闻》的CEO、总编；前者涉案区区数十万元，后者初步披露出来的金额已达数亿；而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一次涉案是从下面的网站到母报，从小记者、经营人员到总编、总裁。可见“新闻敲诈”已呈组织化、产业化趋势；而新快报记者刘永洲只是小打小闹，纯属个人行为。正因为此，在刘被抓捕初期，新快报社才有了惊天动地的反应：刘永洲被抓捕4天之后，新快报在头版上刊出“请放人”三个黑体大字，并附上一个声明：“各位读者，我们的记者陈永洲报道了中联重科财务问题，然后他就被长沙警方跨省抓走了，罪名是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对此，我们要呐喊——请放人！！！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两根的！”

事件很富戏剧性，几天之后，那个小记者刘永洲面对镜头，一五一十地交待了自己如何拿了中联重科竞争对手的钱财，如何在施主的授意下，连续发表了十篇批评揭露中联重科的文章……

新快报社的悲壮落了个喜剧收场。但那次事件对媒体公信力的损害并不大。相反，新报社底气十足的声明，恰恰证明报社没有参与新闻敲诈。这在某种程度上，挽回了新闻媒体的尊严和公信力——他们的声明至少让读者明白，堕落的只是记者个人而非报社。

与新快报刘永洲事件的对比，“21世纪”报系的性质严重得多。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近年来媒体公信力被损害、直至整体性堕落、腐败的发展轨迹：从假记者要挟、敲诈，到真记者拿红包、贩售假新闻，一直到报社堕落成将“你给钱我颂扬”，或是“你给钱我闭口”的牟利模式。

被捕的21世纪网总裁刘冬说过：“媒体作为一种公权力，如果使用它的人心怀不端，造成的危害无法想象。长此以往，我们不是社会的推动着，相反会成为价值的毁灭者。”

刘冬说这番话的时候，手上带着一副手铐。

这些声音和画面让我们看清了21世纪报系事件的性质：一是从上到下，二是由来已久，三是金额巨大。这表明这个报系已经远远背离了新闻媒体宗旨，严重地损害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新闻媒体公信力五原则：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可信赖。其中“可信赖”是底线。如果拿了企业的钱财，就为企业美言吹捧、做虚假宣传，或是明知企业有违法乱纪的事，拿人钱财为人消灾，那么媒体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而如果专找问题企业下手，收集负面新闻，然后以曝光与否作为要挟，那就是赤裸裸的敲诈勒索了。

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本是黑社会勾当。问题是，一家媒体有什么力量能对那些财大气粗的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实施恐吓、敲诈并且屡屡得手？

这是因为中国企业界有缝的鸡蛋太多,而敢于正面找出这些烂鸡蛋并能公之于众的媒体太少。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开放和自由，完全可以与美国里根时代的“怎么着都行”媲美。“一切按市场规律办”口号下的中国，资本的自由度堪称世界第一。只要那些蝇营狗苟的勾当不被媒体曝光，这就是一个最自由、最安全的领域。近年来，经济领域的大案、要案，哪一桩不是被媒体曝光后，监管部门才随后跟进的？

因此，会不会被媒体曝光，成了企业生死攸关的大事。对不良企业来说，媒体当然比监管部门重要。

另一方面，情况刚好颠倒过来：中国媒体业恰恰是被监管最严的行业，对媒体的揭露和曝光，有着严格的纪律限制。因此，企业即使遇到个别不良记者出来打秋风、捞外快，一点也不紧张，给点小钱就打发了。但21世纪报系不同，其属于中国媒体“黄埔军校”南方报系的主力、嫡系，企业哪敢小觑。再加上21世纪将小记者的小打小闹，提升到战略高度：首先让记者或公关公司寻找具有“上市”、“拟上市”、“重组”、“转型”等题材的公司或知名企业作为“猎物”，然后筛选目标，收集负面证据，将欲擒故纵的手法颠倒过来，表面正义凛然，实则“欲纵故擒”，迫使企业就范。

因此，那些资产实力很强，权力背景很深的公司，即使在公众面前颐指气使，在监管的小权力面前居高临下，但在21世纪报系有组织、有战略战术的敲打下，大多采取了妥协。

事件发生后，许多人为企业叫屈，认为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太差，总是屡屡被各方拔毛。与此引发出来的问题是：到底是这些财大气粗的资本败给了新闻媒体，成为受害者，还是资本成功地收买或利用了第四权力？

从21世纪报系此次败走麦城的结局看，赢家显然属于后者——企业交纳几百万、几千万的保护费、闭口费，保住的可能是数亿、数十亿的既得利益，而如果对方要价太高，企业就向警方报案。

对交了“保护费”的企业来说，这不是“零合博弈”，而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双赢”。对报案的企业来说，他们会以受害者的身份博得舆论的同情。不信，我们拭目以待，看看那些贿赂、收买第四权力的企业，会不会在此次事件之后受到追查？

21世纪栽了，“北大才子”沈灏栽了，被称为北大才子的沈灏，曾经以他的才华和社会责任感动过许多读者，他会有后来的蜕变和今天的结局的确令人惋惜；其实，沈灏何偿不是与资本结盟的牺牲者？他以被资本利用开始，到被资本绑架、抛弃结束……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类媒体一直真诚地与资本结盟，忠诚地为资本效力，努力地为新兴资本呐喊，奋力地从国家那里为资本争取更多的权利。然而，一旦媒体要求资本分红、或是要价太高，要求与资本平起平坐，后者就会变脸，就会使出另一手：出卖被他们利用过的媒体，让后者明白工具与首脑，打工者与股东的差异……

无论怎么样的观点，此次21世纪报系事件，让中国本来就很弱的第四权力铩羽而归，这对指望靠媒体监督去实现社会公正的大众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

在中国，公众一直期待新闻这个第四权力，能真正充当有力的社会监督公器——向左，监督权力对社会的侵权；向右，防范资本对公众的掠夺。所以，每当新闻媒体揭露出丑恶、腐败和罪行时，公众是那样的欣喜若狂，那样地将更多的期望赋予新闻媒体。因此，当公众看到第四权力同样可以被用来“寻租”、牟利时，他们的失望和愤怒可想而知……

来源：百度百家

作者：赵启强

编辑：马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