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个小时，我还在电影院看《亲爱的》，在最后几个镜头时，略觉愤慨，因为媒体的闪光灯开的太亮了，闪光灯和找到被拐儿童的家长的含着泪的笑一样是模糊的。但，我已经对这一切习以为常了，不是么？媒体很多时候为了传播力度，为了获取第一手消息，或许真如批评者所言:什么都做得出来。
但是，这些不是新闻学院教育交给学生的，这次涉嫌经济犯罪的21世纪传媒有限公司总裁沈颢说：“学生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从事新闻行业，当我梦寐以求地进入南方报业后，在很多前辈的指导下，我一直在坚持一种正义、爱心、良知的新闻价值观，也只有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引导下才能去为公众利益去服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坚持的很好。”但是，至少目前他走在了错的路上。为什么？
上周，和来自荷兰的、研究美国新闻业的外籍教师聊了很久，那位在学院和媒体兜兜转转了10余年的教师和许多国内新闻学院的学生一样，本科时在报社、杂志社做记者，研究生开始做编辑，翻译外文报道，他说国外的媒体行业收入在各个行业的中间位置；他说理想的状态中，媒体人可以做到第四权力，但实际上媒体人不是。他还说，哪怕被国内新闻学院、新闻行业都标榜着自由、真实的美国媒体也在和白宫兜兜转转，做不到独立和客观。他说的不一定对，但和他聊天的时候，我会觉得世界的媒体其实差不多，差别可能在于经济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媒体人的收入。
这周沈颢被抓之初，并未在意，也未曾查阅其简历，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分享文章将沈颢与程益中做类比，谈沈的高傲心性也只是看看而过。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对程的历史没有感同身受，二是因为对财经性媒体的专业性无法评论，不懂财经的我很难对这类报道的从业者升出像对部分时政类文章的记者一样的敬仰之情。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反思中国媒体的近些年来发展，尤其是我存活着的20年，媒体似乎被贴上了两个标签：救苦救难的菩萨——有媒体报道才能获得关注，才能解决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不管是官民矛盾还是像找回被拐的儿童一事。媒体的介入会让事件迅速发酵；监督政府、财团的正义者——近年来的微博反腐，部分记者在微博上、实际生活中开始瞄准官员的钱袋子，将反腐的声音娱乐化、激情化。当然，还有其他的标签，如感情化报道、闪光灯下的职业道德、职业伦理缺乏……但仔细反思，似乎正是前两种标签才给了媒体人后面的灾难。哪怕媒体“监督财团”的标签并不明显，但从陈永洲到21世纪网，这似乎在说一个普遍的事实：媒体和财团之间有着说不清的关系，或被财团所用，或威胁财团为己埋单。
在新闻学院，“南方系”“南周”一直都是褒义词，带着一种时代的质感和情怀。在我刚入学的那一年，很多人跟我讲《南方周末》在90年代的专业主义坚守，推送社会前进。也是那一年，我见证了南周的《新年献词》被改，见证了新京报被逼发一版文章、最终全版无“责编”署名以示操守。两起事端或许在很多人看来不是一个分量，也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媒体人抗争的对。
但是，我一直想问：媒体人抗争的是谁？
似乎，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记者成为了新闻主体。还是入学的那一年，当我在王克勤的讲座中质疑他的报道情感化、博眼球时，与聆听着的、感动着的“新闻专业主义”情怀追求者格格不入。我反对任何时候，带着同情和反对做新闻，也反对在任何时候，记者向公众诉说自己的艰难。
诚然，中国当下的媒体环境没有理想中的好，但正如外籍教师所告诉我的那样，国外的也不是最理想的。那么，是什么让媒体环境备受关注——是媒体人，用自身的传播优势让媒体人一次次展露在镜头前，原本应该关注社会民生的镜头聚焦到了媒体人饱含“泪水”的脸上。这里有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媒体人就像是一个吃不到糖的孩子，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被外国指责报道受限、指责新闻审查时，媒体人得不到想要的尊重，一个行业想要谋求到存在感的最好办法是曝光自身。这时候，这个吃不到糖的孩子开始控诉政府、控诉体制、控诉环境，本就心怀愤慨的一群人站起来了，他们和媒体人一起控诉，他们帮着媒体人控诉，他们也让媒体人帮着他们去找糖吃。这时候，媒体人可能没有吃到糖，但是没有给他们糖的人受到了无尽的指责。
我不知道没有给媒体人想要的糖的人是对还是错，但现在这个发糖的人显然不满意自己受到的指责，就像是家丑不可外扬，你们每天说着我，那我就让大家看看你的丑恶嘴脸。就像是一个孩子被打了，他去找老师告状，老师为她伸张正义许久，家长备受指责后爆发了——说出了孩子偷了老师钱的事一样。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这是我能想到的对中国媒体环境的最客观的解读。
在这里，还想说一句，新闻专业主义被过度和错误的解读了。我很庆幸，在我的学院里，没有一个教我新闻采写的老师跟我讲情怀、讲新闻人的悲悯心，他们讲的是如何扎扎实实地采访和写作，如何读几本书再去提问，如何用脚走出新闻，而非听几家之言去报道新闻。前几天，同学在报刊室翻出来张征老师的硕士论文《穿越中国大西北》，195页、泛着黄的论文写满了那个年代里西北人的故事，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生产，他们的苦恼和快乐。这或许才是新闻人应该做的事情——记录社会，并且呈现公众所接触不到的信息和社会纪实。 然而，在过度解读中，新闻专业主义被认为是“第四权力”、“监督者”……就是这样的解读，让媒体人失去了方向。
我曾想，是什么让一个个媒体人倒下去，一个职业群体都可能犯的错误和男人都可能犯的错误有什么区别吗？是人性的必然？还是像一些看客一样再次归责于新闻报道的限制？我想，不是，是这个群体本身的问题，也是这个群体的教育的问题。在年轻的时候，人太容易为了“理想”“感性”地去做一件事情，待你渐渐老去，你会发现，理想支撑不了现实，新闻学院只告诉了你新闻自由、你的读者让你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身材高大却钱包瘪瘪，这时候，迷失也并不意外。
今天21沈颢涉嫌经济犯罪的新闻报道发出后，我曾问一个问题：哪个媒体敢说自己的记者不会拿车马费？或许，某个记者敢说自己不会拿车马费是可能的。
还在新闻学院读书的我，不知道如何做才是一个合格的媒体人，但我想说，我想做什么样的媒体人。在我的微信好友中，有一个记者每天在读书，她可能凌晨才睡，却早起飞往某地去采访，她会读一本本的厚书，那些书我叫不上名字，但其中一定有《邓小平时代》。我想，做记者至少要做她这样的，至少一直在努力着，去读懂和记录这个时代。
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不过是对你报道的事情有所了解，了解这个报道领域的专业，而非专业的新闻稿件。湖南产妇的报道之所以最初有所偏颇，离不开记者对羊水赛栓着实不了解的状况。
在这个时候写这篇文章，只想对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说：给新闻学院的孩子们一份憧憬，让我们继续看得到未来的风景。也请你们回头想想，曾经的教育告诉过你们的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做一个记者诚然不容易，但如果理想不再、生活还要继续，请考虑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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