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  本月，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在莫斯科接受媒体采访。  今年6月，刊登有斯诺登消息的《南华早报》在街头售卖。  10月26日，华盛顿，一幅斯诺登的画像写有“英雄”字样。 80后的“逆袭” 翻阅2013年国际新闻报道，一个人的名字毫无例外地在各种语言媒体的头条中占尽风头——斯诺登。 在过去很长时间的国际风云中，很少有一个草根人物能有如此大的能量，搅动国际政治。斯诺登的爆料，震动的不仅是美国国家情报系统，更有美国盟友体系和真实战略布局。斯诺登今年刚满30岁，他是典型的80后，更是一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甚至理想得想拉最现实主义的普京一起“干革命”。然而，也正是这种一根筋的理想主义，鼓动年轻的斯诺登敢于冒失去祖国、乃至失去生命的危险，独力挑战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斯诺登事件，是去年最震撼人心的一起“80后的逆袭”。 过去一年，还有一位令世界瞩目的80后：与斯诺登同岁的金正恩，这位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世界舆论的猜测甚至是臆想中，接连办成了两件大事——第三次核试验及处死姑父张成泽。 过去一年，还有另外一些不太光彩的逆袭，最为典型的，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位右翼政客再登相位以来，被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刺激得几近亢奋，从历史观到慰安妇问题，从和平宪法到邻国外交，没有一个本应正直对待的问题不成为其“逆袭”的对象。 过去一年，以上“逆袭”人物，都是新京报国际新闻报道超过1300个头条新闻中的焦点，这些头条新闻背后，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接下来，且听他们的讲述…… 2013年，斯诺登，一个普通的美国“80后”，抱着“捍卫隐私”的执念，将美国庞大的情报监听计划一次又一次地晾晒在全世界面前。由此，在短短半年之间，斯诺登从一介草根成为撼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风云人物。香港，是斯诺登“成名之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站。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也在这里专访了斯诺登，这家报纸的爆料，推动了美国窃听丑闻迅速成为重磅国际事件。 近日，《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向新京报记者讲述了该报采访斯诺登的幕后故事。 记者怕跟踪 频换交通工具 新京报：《南华早报》当时怎么与斯诺登取得联系？ 王向伟：联系上斯诺登那天是6月12日，端午节，我印象很深。 在这之前，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斯诺登在香港接受《卫报》专访之后，我就说要第一时间找到他。《卫报》刊登了一张照片和一段视频，我们判断出斯诺登在香港一家五星级酒店接受采访。我们派了记者去了之后，并没有找到斯诺登，采访到了《卫报》的记者。后来，我们也派了大量的人力，通过各种关系去找斯诺登的线索，但是没有找到。6月12日，我们的记者Lana Lam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有机会采访斯诺登。 新京报：是中间人的电话吗？他提出什么要求了吗？ 王向伟：是的。我想再派一个摄影记者和Lana一起去，但是对方明确表示，不能有第二个人。 新京报：有一些传闻说，当时采访很戏剧化，斯诺登对记者提出各种要求，比如不让带手机之类，这是真的吗？ 王向伟：并没有很多要求，不让带手机是真的。有一个香港律师说跟斯诺登见面时要把手机放在冰箱里。我们没有，因为采访之前，中间人已经提出不能带手机。 斯诺登的中间人要求Lana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不要被人跟踪。Lana在去见斯诺登之前，也跟演电影似的。她怕被人跟踪，上地铁，下地铁，打车到一个地方，再换另外一辆出租车。 新京报：Lana如何采访斯诺登，是进行提问，还是斯诺登仅仅给了她一些资料？ 王向伟：不是只拿资料，是有提问。 新京报：斯诺登说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吗？ 王向伟：当时斯诺登主要对我们的记者谈了两个事情：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监听。 斯诺登当时跟Lana说，“要提香港中文大学”。我们虽然是香港报纸，但是也不清楚为什么斯诺登说NSA窃听的重点之一是香港中文大学。查询之后我们发现，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校内。这个中心是香港境内互联网信息交换的布局点。 斯诺登给我们爆料，提供NSA侵入中国主要的几家电信公司盗取短信，以及NSA窃听清华大学服务器的消息。我们查询才发现，清华大学是中国六大互联网骨干交换中心之一。 报社高层怕窃听 开会不带手机 新京报：那天获悉记者可以去采访斯诺登，报社有什么反应？ 王向伟：当时只有报社高层的几个人知道这件事。说实话，我们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Lana下午接到电话之后就去了，到了晚上6点多还没回来。我当时确实有点担心了，跟另外几个高级编辑还说，不会出什么事情吧。因为谁也不知道实际情况啊，真有点提心吊胆。 我们最后一次编前会是下午4点半，基本上能把当天的稿件定下了。在那个会上并没有排上对斯诺登的采访稿件，基本也没指望当天能发稿。 后来，Lana平安回来，我们才放心。Lana跟我们讲了采访的内容之后，我们几个人都特别激动，在会议室里一块儿研究怎么做。那天报社新闻编辑部主要的高层都在。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不知道电话会不会被窃听，因此我们进到会议室之前，也都把手机放在外面。 新京报：报社高层怎么商量的？ 王向伟：Lana回来时，已经晚上7点多了，不过我还是决定当天用，对版面和稿件安排做了重新调整。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先把稿件上网，再在报纸上刊登。这也算是《南华早报》第一次做出报纸和网络结合的大胆尝试。按照我们常规做法，独家稿件先在报纸上刊登，报纸出街之后再放在网络上。 当天晚上，我们先在网上做了一个预告，说有斯诺登的独家专访，内容随后上网。当时的反应极大地超乎我们的预料。 预告放上网之后，网站浏览量大幅上升，读者纷纷留言说“快快快，什么时候上网”。我就催着记者尽快写，然后把文章打散，把采访的内容分成很多部分放在网上，以增加网络的浏览量。 美情报机构没有联系过我们 新京报：采访斯诺登，给《南华早报》带来了什么影响？ 王向伟：当天我们把采访的内容逐步放在网上后，浏览量大涨，到了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有些读者说网站打不开了。我们很多同事心里一惊，想着是不是网站被黑了。我们赶紧给IT部门打电话，后来知道，不是被黑了，是因为浏览量上升太快，导致服务器跟不上，我们又赶紧增加扩容量，网络才开始稳定。 以后的故事就不用说了。第二天，我们的报纸在香港很多报摊卖光了，买不到了。根据统计的数字，我们三天内的发行量上升了15%。 新京报：你觉得，为什么斯诺登会选择《南华早报》披露消息？ 王向伟：能采访到斯诺登，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我理解，斯诺登对《南华早报》爆料有自己的考虑。当时斯诺登似乎确实想留在香港，那就意味着他要借助香港的司法渠道与美国打官司，避免引渡。因此，斯诺登要得到香港人民的支持。他需要找一家在香港本地有公信力的报纸，将他的故事说出来，获得支持。 不过，他不会找中文媒体，因为他看不懂中文。因此，他找到《南华早报》是个自然的事情。 新京报：美国方面有没有和报社联系过？报社受到过美方情报机构的压力吗？ 王向伟：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美方的压力。美方没有和我联系过。 斯诺登说，他不会透露军事情报 新京报：《南华早报》和斯诺登是否签了保密协议？ 王向伟：没有签任何的保密协议，首先他给的东西我们已经都报道了，第二斯诺登本人的头脑非常清楚，他当时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只给我们NSA如何窃取民用目标情报的信息，不会给我们军事方面的信息。他说，你不要问我关于军事方面的东西，就算有，我也不会告诉你。 我之前曾说过，待事件尘埃落定后，会向外界交代采访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后来我没说。因为我们是通过中间人和斯诺登联系上。当时中间人和斯诺登都明确表示，在他没有完全安全之前，最好不要透露关于采访的细节，诸如采访在哪里进行、怎样进行等细节，所以我们到现在还在恪守承诺。 新京报：报社还有没有更多斯诺登的秘密？ 王向伟：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手里已经没有更多的信息了。斯诺登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会有的放矢地放料。当时他可能想留在香港，想要赢得香港人民的支持，他就只说NSA如何窃听香港、窃听中国内地的信息。他放料都是一步步来，很有步骤性。 新京报：《南华早报》现在还和斯诺登有联系吗？ 王向伟：我们和斯诺登的中间人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以前曾经抱着很大的希望，还能从斯诺登方面继续拿料，但是后来没有实现。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斯诺登？ 王向伟：我们曾经采访过他，也对他在接受其他访问的表现进行了观察，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思路非常清晰，清楚自己要说什么话。我个人认为，斯诺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跟Lana说过，他加入NSA就是为了要拿资料，他拿够了之后，就要爆料。他肯定不是为了钱，他在美国的年薪已经很高。他应该也不是为了名，虽然他已经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人士，但是他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 上头条频度及热词 ●金正恩12次 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金正恩在过去一年完成了两大执政目标，构建国家威慑力量（核武）、确立个人威慑体制（处死张成泽）。 ●普京15次 2013年是普京“完胜”奥巴马的一年：叙利亚问题上持续与西方角力并后发制人、斯诺登事件更逼得奥巴马“毫无还手之力”，这成为普京荣登“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最有力注脚。 ●安倍晋三26次 经过6年的“潜伏”和酝酿，2007年以“悲情首相”离开政坛中心的安倍，终于全面显露其“自民党最右翼”的真身。过去一年，他几乎将日本与邻国最敏感的问题一一挑衅了个遍。 ●奥巴马37次 尽管是国际新闻头条中最常见的人物，但奥巴马过去一年的执政却并不光鲜，对叙先硬后软颜面尽失，窃听事件更让其出尽“国际洋相”，临年末，还恐因与丹麦女首相自拍事件引得“后院失火”。 ●鲁哈尼4次 尽管只有4次上头条，但这名学者型政治人物执掌伊朗，却毫无疑问成为伊朗对外战略的一个转折点。过去一年，他已接连推动美伊关系和伊核问题的历史性突破。 B02-B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储信艳 在过去很长时间的国际风云中，很少有一个草根人物能有如此大的能量，搅动国际政治。斯诺登的爆料，震动的不仅是美国国家情报系统，更有美国盟友体系和真实战略布局。斯诺登今年刚满30岁，他是典型的80后，更是一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甚至理想得想拉最现实主义的普京一起“干革命”。然而，也正是这种一根筋的理想主义，鼓动年轻的斯诺登敢于冒失去祖国、乃至失去生命的危险，独力挑战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斯诺登事件，是去年最震撼人心的一起“80后的逆袭”。 过去一年，还有一位令世界瞩目的80后：与斯诺登同岁的金正恩，这位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世界舆论的猜测甚至是臆想中，接连办成了两件大事——第三次核试验及处死姑父张成泽。 过去一年，还有另外一些不太光彩的逆袭，最为典型的，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位右翼政客再登相位以来，被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刺激得几近亢奋，从历史观到慰安妇问题，从和平宪法到邻国外交，没有一个本应正直对待的问题不成为其“逆袭”的对象。 过去一年，以上“逆袭”人物，都是新京报国际新闻报道超过1300个头条新闻中的焦点，这些头条新闻背后，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接下来，且听他们的讲述…… 2013年，斯诺登，一个普通的美国“80后”，抱着“捍卫隐私”的执念，将美国庞大的情报监听计划一次又一次地晾晒在全世界面前。由此，在短短半年之间，斯诺登从一介草根成为撼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风云人物。香港，是斯诺登“成名之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站。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也在这里专访了斯诺登，这家报纸的爆料，推动了美国窃听丑闻迅速成为重磅国际事件。 近日，《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向新京报记者讲述了该报采访斯诺登的幕后故事。 记者怕跟踪 频换交通工具 新京报：《南华早报》当时怎么与斯诺登取得联系？ 王向伟：联系上斯诺登那天是6月12日，端午节，我印象很深。 在这之前，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斯诺登在香港接受《卫报》专访之后，我就说要第一时间找到他。《卫报》刊登了一张照片和一段视频，我们判断出斯诺登在香港一家五星级酒店接受采访。我们派了记者去了之后，并没有找到斯诺登，采访到了《卫报》的记者。后来，我们也派了大量的人力，通过各种关系去找斯诺登的线索，但是没有找到。6月12日，我们的记者Lana Lam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有机会采访斯诺登。 新京报：是中间人的电话吗？他提出什么要求了吗？ 王向伟：是的。我想再派一个摄影记者和Lana一起去，但是对方明确表示，不能有第二个人。 新京报：有一些传闻说，当时采访很戏剧化，斯诺登对记者提出各种要求，比如不让带手机之类，这是真的吗？ 王向伟：并没有很多要求，不让带手机是真的。有一个香港律师说跟斯诺登见面时要把手机放在冰箱里。我们没有，因为采访之前，中间人已经提出不能带手机。 斯诺登的中间人要求Lana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不要被人跟踪。Lana在去见斯诺登之前，也跟演电影似的。她怕被人跟踪，上地铁，下地铁，打车到一个地方，再换另外一辆出租车。 新京报：Lana如何采访斯诺登，是进行提问，还是斯诺登仅仅给了她一些资料？ 王向伟：不是只拿资料，是有提问。 新京报：斯诺登说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吗？ 王向伟：当时斯诺登主要对我们的记者谈了两个事情：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监听。 斯诺登当时跟Lana说，“要提香港中文大学”。我们虽然是香港报纸，但是也不清楚为什么斯诺登说NSA窃听的重点之一是香港中文大学。查询之后我们发现，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校内。这个中心是香港境内互联网信息交换的布局点。 斯诺登给我们爆料，提供NSA侵入中国主要的几家电信公司盗取短信，以及NSA窃听清华大学服务器的消息。我们查询才发现，清华大学是中国六大互联网骨干交换中心之一。 报社高层怕窃听 开会不带手机 新京报：那天获悉记者可以去采访斯诺登，报社有什么反应？ 王向伟：当时只有报社高层的几个人知道这件事。说实话，我们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Lana下午接到电话之后就去了，到了晚上6点多还没回来。我当时确实有点担心了，跟另外几个高级编辑还说，不会出什么事情吧。因为谁也不知道实际情况啊，真有点提心吊胆。 我们最后一次编前会是下午4点半，基本上能把当天的稿件定下了。在那个会上并没有排上对斯诺登的采访稿件，基本也没指望当天能发稿。 后来，Lana平安回来，我们才放心。Lana跟我们讲了采访的内容之后，我们几个人都特别激动，在会议室里一块儿研究怎么做。那天报社新闻编辑部主要的高层都在。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不知道电话会不会被窃听，因此我们进到会议室之前，也都把手机放在外面。 新京报：报社高层怎么商量的？ 王向伟：Lana回来时，已经晚上7点多了，不过我还是决定当天用，对版面和稿件安排做了重新调整。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先把稿件上网，再在报纸上刊登。这也算是《南华早报》第一次做出报纸和网络结合的大胆尝试。按照我们常规做法，独家稿件先在报纸上刊登，报纸出街之后再放在网络上。 当天晚上，我们先在网上做了一个预告，说有斯诺登的独家专访，内容随后上网。当时的反应极大地超乎我们的预料。 预告放上网之后，网站浏览量大幅上升，读者纷纷留言说“快快快，什么时候上网”。我就催着记者尽快写，然后把文章打散，把采访的内容分成很多部分放在网上，以增加网络的浏览量。 美情报机构没有联系过我们 新京报：采访斯诺登，给《南华早报》带来了什么影响？ 王向伟：当天我们把采访的内容逐步放在网上后，浏览量大涨，到了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有些读者说网站打不开了。我们很多同事心里一惊，想着是不是网站被黑了。我们赶紧给IT部门打电话，后来知道，不是被黑了，是因为浏览量上升太快，导致服务器跟不上，我们又赶紧增加扩容量，网络才开始稳定。 以后的故事就不用说了。第二天，我们的报纸在香港很多报摊卖光了，买不到了。根据统计的数字，我们三天内的发行量上升了15%。 新京报：你觉得，为什么斯诺登会选择《南华早报》披露消息？ 王向伟：能采访到斯诺登，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我理解，斯诺登对《南华早报》爆料有自己的考虑。当时斯诺登似乎确实想留在香港，那就意味着他要借助香港的司法渠道与美国打官司，避免引渡。因此，斯诺登要得到香港人民的支持。他需要找一家在香港本地有公信力的报纸，将他的故事说出来，获得支持。 不过，他不会找中文媒体，因为他看不懂中文。因此，他找到《南华早报》是个自然的事情。 新京报：美国方面有没有和报社联系过？报社受到过美方情报机构的压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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