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记者的“中国标准”
摘要: 媒介生态
译者 / 王凡 参差计划英文版译者 原文链接：China’s Intensifying Suppression of Foreign Journalism http://www.theatlantic.com/china/archive/2013/11/china-s-intensifying-suppression-of-foreign-journalism/281334/  外国记者入华签证被拒，敏感报道被迫叫停……近几年，外媒记者在北京的日子似乎并不那么好过。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使其成为外媒报道的焦点。外媒曾期望中国的舆论尺度逐渐西化，但事实却指向了期望的对立面。新闻言论市场里，“中国标准”似乎开始积攒更多筹码。 外媒驻华报道的困境 记者保罗·慕亦仁（Paul Mooney）在北京待了18年，曾先后就职于美国《新闻周刊》、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机构。依照惯例，他每次更换工作时，须申请新的工作签证。慕亦仁会从他的作品库中拣选出五篇不涉及敏感题材的作品，递交到中国大使馆。每一次，他都能顺利拿到工签。 然而今年二月份，事情却不如以往走运。年初，慕亦仁拿到了路透社驻京特稿记者的工作邀请。像往常一样，他带着五篇作品心情轻松地去了中国大使馆。然而，这一次的面签过程却并不顺利。签证官抛出的问题比以往要多，许多都涉及慕亦仁的具体工作内容，这令他有些招架不住。签证官提及慕亦仁在2010年接受金玉米（Jeremy Goldkorn）的一次采访。金玉米创办了研究中国媒体的网站“单位”（danwei.com），在上面发布中文报道的英译版，并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的追踪及分析中文媒体内容的服务。另外，签证官还问了慕亦仁对陈光诚事件、西藏问题和其他敏感话题的看法。离开中国大使馆时，慕亦仁的心情不再轻松，他说：“显然，他们对我的背景做了一番研究。” 慕亦仁递交申请后，路透社曾多次联系中国大使馆，询问慕亦仁工作签证的状态，但得到的回复都是——“正在核审中”。最后，慕亦仁收到了拒签通知，他在中国的工作似乎要告一段落了。“我非常失望，” 慕亦仁对《大西洋月刊》记者说。 慕亦仁的遭遇，仅仅是中国开始收紧外媒报道权限的例子之一。无独有偶，去年，半岛电视台的驻京记者玛丽莎·陈（Melissa Chan）突然收到大使馆的通知，被告知自己在华的工作签证已被取消，并被勒令离开中国。依旧是去年，彭博新闻社和《纽约时报》的官网在大陆被封锁，原因是它们刊登了有关习近平和温家宝财富背景的调查性报道。这两家媒体机构自此便无法为新进的记者争取到驻华工作签证。 记者慕亦仁的签证被拒并不是最令人沮丧的。《纽约时报》11月8日的一篇报道称，彭博新闻社有意叫停一篇调查万达董事长王健林财产关联的长篇报道，因为担心报道的刊出会让彭博在中国大陆的商业运营陷入困境。《纽约时报》称，彭博新闻社的主编马修·温克勒（Matthew Winkler）认为，目前这种社内自我审查的状况可与德国纳粹时期相比。温克勒和彭博新闻社否认了《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并称对王健林财富背景的调查“仍在继续”。但如果《纽约时报》的报道最后被证实是真实无误的，那彭博新闻社雪藏自家报道的决定，就会成为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历史中一座令人不安的里程碑。 舆论尺度的中国化 在中国，政府官员的财富状况、商业与政治之间的暧昧关系属报道禁区。对这一题材的报道易引发社会动荡，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半岛电视台记者玛丽莎·陈（Melissa Chan）告诉《大西洋月刊》，尽管在中国只有小部分的人能读懂英文报纸，但《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对中国两位高层领导人财富背景的爆料还是在大陆引发了一定的振动。“许多人从国外的亲友那里获悉了报道的详细内容，”玛丽莎说。 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对国家软实力的重视力度，多家国营媒体机构也积极在国外开疆辟土，设立分站。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压制外媒报道的举动让人有些捉摸不透。中国对外媒舆论的封锁，无损于外媒记者对钱、权关系的报道，反而有损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公关形象。既如此，中国究竟在担忧什么？ 一个简单至极的答案是：中国有压制报道的能力，所以，它不假思虑地使用了这种能力。 在过去十年里，西方媒体（包括《大西洋月刊》）不约而同地通过建立在华分社、扩版的方式增加了对中国的报道。比如，《纽约时报》和BBC就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创建了专门报道中国的博客。外媒对中国关注度的上升，说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保罗·慕亦仁说，从各个方面来看，现在都是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黄金时期。从主流报纸到个人博客，大家都在为解读这个国家提供有价值的见地。但是，只有大型的、资金雄厚的媒体机构才能提供平台，允许记者去做题旨宏大的调查性报道，让读者得以了解中国政府的内部运作机制。 新美国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艾米丽·帕克（Emily Parker）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采访时说，彭博新闻社可能雪藏对华报道一事，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或许是某种宏观现象的表征之一。帕克曾写过多篇关于中国大陆内部媒体自我审查的文章。帕克说，现在美国的各种机构——包括大学、出版商、好莱坞电影工作室，似乎都有一种恐华心理，它们小心行事，避免冲突，唯恐冒犯中国共产党。 近十年来，西方人对中国的发展路径一直抱有自我安慰的幻想。他们认为，当中国变得富有和强大，这个国家关于言论自由的准则也会趋同于西方的标准。他们相信，当社交网络（比如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发展地日臻成熟，当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平台在中产阶级人群中逐渐普及，政党舆论监督的能力也会自然而然地弱化。但是，在中国呆了18年的记者慕亦仁却说，随着中国政府领导班子的更迭，他们对舆论的反应能力逐渐提升，并且变得愈发保守。中国国力的增强，更让共产党相信，他们管控媒体的方式一直以来都是对的。 对工作在中国大陆的记者们来说，这消息让人有些心灰意冷。不同于中国记者，西方记者在选择报道题材方面一直以来都享有很大的自由。但最近，中国大陆对外媒的舆论压制正在悄然把不等式转变成等式。报道中国人权问题的记者，比如保罗·慕亦仁，现在正面临被逐出大陆的困境。报道习近平财富背景的彭博新闻社记者麦克·富赛斯（Mike Forsythe），则在报道刊出后收到了死亡威胁书。按目前的趋势来看，如果西方媒体新一代的驻华记者为了维持个人生计，自觉进行自我审查，那一点儿也不奇怪。 记者慕亦仁的职业生涯还将继续；路透社正在打算给他安排新的任务。但他的入华签证在11月8日中国“记者节”那天被拒，实为讽刺。他18年驻华报道的经历因此画上了句点，他的驻华同行们也不得不为日后的报道尺度而担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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