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危机公关当如斯

人的一生遇到过坎坷和麻烦是常态。坎坷多半和命运相关，麻烦则主要是人为的危机事件。遭遇危机在所难免，如何摆脱危机却大有学问。上至国家，下到个人，面临危机事件需要寻求出路，“危机公关”应运而生。所谓危机公关，说穿了就是针对正陷入的尴尬境地寻找化解的办法，将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通常，危机公关集中在政治领域和商业领域。殊不知，每个行业都有形形色色的危机事件，针对危机事件的公关活动也客观存在。学界的涉嫌抄袭等负面报道，是学术危机事件生成的标志。远的自不必说，近期的汪晖和朱学勤涉嫌抄袭风波，就是两起典型的学术危机事件。同样是知名学者，两人对待危机事件采取的公关策略大相径庭。

针对网上列举自己博士论文存在抄袭嫌疑的指责，7月13日，朱学勤向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递交启动学术调查程序的申请。朱学勤认为，学术规范问题应由权威学术机构甄别，而不能由网络、大众媒体做判断。目前，复旦大学已启动学术调查，自己会随叫随到，积极配合。（《人民日报》7月15日报道）

朱先生不满媒体充任学术问题审判官，应该是一种误解。媒体报道学者涉嫌学术抄袭是其报道权的体现。只要媒体没有省略“涉嫌”这个限定词，就不能说媒体是在进行学术审判，而是在客观叙事。事实上，离开媒体的报道，学界的腐败或其它不良现象恐怕也难以被至于阳光之下，为世人所知。媒体的义务是如实披露自己所掌握的事实，至于学术问题最终的“审判”，还得靠学界的自律。

不过，朱先生敢于将自己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一事主动请求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启动学术调查程序，这种勇气毕竟可嘉，也体现了学者应具备的基本良知。如所周知，近年来，国内陷入抄袭等造假风波的学者不在少数。面对这种有损体面的尴尬事，绝大多数学者的反应主要有两种：要么缄默不语，要么极力辩解。保持沉默，可能会被公众误认为承认传言属实，但由此落下的把柄是没有公开道歉的勇气，在人格上缺乏负责应有的精神。针对传言进行辩解，是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我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面对舆论的压力，独自的辩解毕竟显得相对苍白，甚至给人以抵赖的印象。这两种危机公关的做法，虽然存在缺陷，毕竟属于正常的范围。还有一种危机公关手段，这就是找“枪手”反击，给揭短者扣上“阴谋”的罪名，或者花钱雇人删帖，以“洗刷”自己的罪名。后一种现象是当下国内“商业危机公关”的典型做法，其实质是以恶对善，到头来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容易招致更多的麻烦。

朱学勤先生面对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批评，虽然也在否认，但他敢于变被动为主动，请求第三方——两所高校的学术调查委员会调查此事。尽管舆论可能认为上海大学是朱先生的供职单位，复旦大学是朱先生的母校，其学术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可能偏瘫朱学勤。这种担心不算多余，不过也请相信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如果调查歪曲事实，偏瘫朱先生，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学术声誉将受到影响。除非两所高校不怕被卷入更大的危机漩涡，否则他们的调查结论总比当事人的自我辩解更可信。

“既然我‘被’卷入了抄袭风波，我应该从自己站着的地方开始，为学术界积累一个案例。即使个人失败，这个案例不会失败。如果因此而站立，那么我个人也值了。”朱先生的这句话，体现了中国学者应有的操守，仅此来看，他的学术危机公关已经成功了一半！中国的学术危机事件，应该像这样才证明清白，哪怕最终存在污点也是有缺点的英雄，赢得公众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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