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纸媒的最大危机是什么

某日，一位早已不做平媒（纸媒）的友人大发牢骚：“太屈辱了！平媒的堕落呀！十年前我一通电话可以叫王石、王健林这样的一桌，现在一个地产公司营销副总一通电话可以叫大报总编级的一桌。世道变了！”

1990年代末，这位友人是一本著名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但他很快便涉足地产写作，并成为一位著名地产策划人。他如今的策略是，融通媒体、地产行业的资源和专业力量，建立一个全新的媒体增值平台、地产增值平台、城市增值平台。所以，不平归不平，这位友人并不介意传统媒体的式微。他认为，工具带来的内容变化是革命性的，既然传统媒体已经不受待见了，为何不潇洒地放手呢？

至少在当下，这是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放手”消息也层出不穷，只是“潇洒”者不多。一大群被新技术吓破了胆的传统媒体人，丢盔弃甲，狼奔豕突，正想方设法跑赢身后这场大洪水。

纸媒人急于转场，急于向数字媒体移民，却又看不到什么出路。做社交媒体或者说做社会化媒体，无法面对几个大平台的竞争。有人单飞，做所谓自媒体，但更多人没有足够的号召力和生产力，怎么养活自己？付费阅读？做梦去吧，这个时代的读者享受着新旧两个世界的好处，什么都要第一时间看，但就是不愿意付钱。广告直接投放？却又没有足够的流量和公信力，怎么办？

而在所谓的“新媒体”领域，也是一片狼藉。一个时期以来，那些被拍死在沙滩上的“新媒体”——且不论它们算不算得上“媒体”——比传统媒体多得多，甚至死得很难看。而一些活下来的所谓“新媒体”，其实还是靠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谋生，比如做各种线下服务等等。原以为披上“新媒体”的外衣，白骨精就变成了绝色美女，没想到这世道已经改变，靠画皮已经混不下去了。

不做新媒体是“等死”，做新媒体是“找死”，怎么办呢？这可愁坏了众多大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有一点是获得很多认可的，那就是：内容为王的时代已经结束，不能再搞原创内容了。新技术让所有人、所有机构都成为了内容生产者，门槛越来越低，成本越来越低，我们这些专业的内容生产者，已经没有什么核心价值了。

如今大家更看好什么呢？是所谓的垂直媒体，即首先构建用户关系，然后根据用户需求重组内容生产。也就是说，先有特定客户群，然后围绕这个客户群提供主题性、个性化的内容产品与活动产品，形成B to B、B to C等服务产业链。比如高端旅游业，比如银行与地产公司的客户会员组织。

这是什么样的内容服务呢？无非是聚合、加工、再传播，愿意花点钱的买版权、做众包，不愿花钱的，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又是什么样的活动服务呢？无非是将媒体的销售部门变成公关公司。定制传播、整合营销，这些曾经被媒体人不齿的、最最传统的东西，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最最先进的模式。

本文开头所说那位友人，在这条路上已经摸索了很多年，手段也高明很多。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如今已经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从生存的角度讲，这是没错的；从生意的角度讲，也是靠谱的。对于媒体投资者来说，做一个聚合平台，上市圈钱才是最高成就，减少原创投入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如果我们面前只剩下一堆垂直媒体，这个社会将会怎样？如果我们抛弃了高品质报刊（包括电子新闻机构），只用微博作为新闻来源，这个世界还会正常运行吗？

一个只有“私器”而没有“公器”的社会是不可思议的。无论使用什么介质，这个世界仍然需要高品质的媒体，需要它们提供准确、平衡、高成本的报道和先进的思想观念。它应该是新闻伦理的守护者，是现代文明的传播者，是断裂社会的粘合剂。支撑这一切的，除了更完美的载体、更坚定的资本，还要有足够的专业主义精神。而专业主义精神的衰退，可能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最大危机。

当然，我们做的本来就不够好，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不比中国足球更高，所以无论是做旧媒体还是做新媒体，都很容易被替代。但是大家现在想的，不是如何把内容做得更好，不是努力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而是对内容生产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对自身的存在产生了虚无感，于是忙着改弦易辙，并对自己过去奉为圭臬的专业主义嗤之以鼻。这就不仅仅是我们自身的危机，更是一个全社会的危机。

如今，我们几乎丧失了关注更广阔议题的能力，只会向社会传递自身的困惑与焦虑，既如此，这个社会也就不需要我们了，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要求别人来尊重我们。“一个地产公司营销副总一通电话可以叫大报总编级的一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仲伟志，资深媒体人，曾任《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2010年创办《锦绣》杂志，任出版人，2012年起参与创办《财经天下周刊》等媒体，长期致力于经济变革与社会变迁方面的报道和评论。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