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洋事件给仇恨教育敲响警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对人的灵魂塑造，对人的行为影响，持续的时间最长。可以不夸张地说，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民众。教育，受制于相应的教育理念，受制于特殊的社会环境。评价一个时代的教育状况，不妨寻找相似事件。马加爵、药家鑫，在校生犯罪，与其说是其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社会的悲剧。社会悲剧，教育界也应该有所反思。除了显性凶手外，另类的受害者也不应忽视。前两年，北京某名校研究生入院，最终发现是室友投毒所致。这个事件，至今没有结果。如今，新的悲剧重演。

复旦大学2010即医科在读研究生黄洋因身体不适入院，后病情严重，未发现病因。警方介入调查后，从该生寝室饮水机检出有毒化合物，并锁定同寝室某同学有投毒嫌疑。4月16日15:23，该生在附属中山医院去世。犯罪嫌疑人林某黄某（1985年生）不久前刚获得直升博士生机会。（新华网4月16日报道）

黄洋离去了。也许，他无法知晓自己为什么会永别于人间。他死于被投毒，则大抵没有异议。网上，人们在表达对黄洋离去的哀悼，人们在表达对投毒者的谴责。黄洋不幸，投毒者可憎，可他们都是在校研究生，并且是一个宿舍的室友。不论是何种原因，这种“同室操戈”的悲剧都令人深思。在我看来，黄洋事件与我们长期的仇恨教育，有着某种内在的因果联系。

从小，我们就被告知，要爱什么，恨什么。教科书和老师的言传，教育孩子爱憎分明。校园之外，电影、电视剧、小说、招贴画，爱恨的内容更多。爱的东西，因宏观而变得模糊；恨的东西，却相当具体。比如，一个看过电视剧的孩子，对“鬼子”的仇恨可能超出成年人的想象。无处不在的仇恨教育，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播种着仇恨的种子。也许，教育者——不，宣传者的任务完成了，仇恨的种子必然要寻找射杀的靶子，早晚有爆发的时候。马加爵、药家鑫，还有给黄洋投诉的研究生，不过是把埋藏多年的种子，让其“发芽”而已。

此外，有些仇恨，源于另外一种特殊的教育，这就是“冠军教育”。望子成龙，问题是龙种太少，龙袍、龙冠太少。千军万马争夺第一，家长、老师和孩子，以追求第一为直接目的。一旦有人超过自己，竞争对手就成为自己的绊脚石。个别人为扫清自己的路障，不惜铤而走险，磨刀霍霍向室友，只为铲除所谓的异己。黄洋的遇害，其室友是不是如此，应该说基本具备符合这样的险恶动机。“教育到最后都是争夺。也是这个唯独，最，的社会的罪恶。”问题是，这样的动机，恐怕已经不是孤立的个案，这才是最危险的。难怪有人说，“有文化版马加爵”。将导致在校生不得不“防火防盗防室友”了。倘若连“未来的医生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这是个怎样的环境”？

黄洋事件，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很多。放弃仇恨教育，减少“冠军思维”，显然比单纯指责凶手更有现实意义。否则，一旦存在利害冲突，同室操戈的悲剧，怕是还要重演。所不同的，只是形式和手段的区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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