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琦：国内还没有纪录片制片人这个工种

　　2011年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之后，一篇名为《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随想》的文章写道：“融资就像打一口井，选的地方不对，工具不够专业，或者挖得不够深，你的所有努力只能产生一口废井。”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将《归途列车》、《活着》等纪录片推向国际的纪录片制片人赵琦、梁为超。

　　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导演曾告诉早报记者，中国现在不缺好的纪录片作者，缺的是像赵琦、梁为超这样会“找钱”的制片人。

　　为了让纪录片作者不再“苦行僧”式地拍摄，国际资金、公共资源、作者三者应该如何更好地融合？早报记者就这些相关问题专访了赵琦和梁为超。

　　早报记者 黄小河

　　东方早报：如果我是一个纪录片作者，有了一个构思，你首先会提哪些建议给我？

　　赵琦：我首先会告诉你，你需要找一个制片人(笑)。当然前提是，你希望你的片子能够有更多的人看到。但很多中国纪录片导演不愿意找制片人，关键原因是好的制片人太少。现在国内能做这个事儿的人也就四五个。

　　东方早报：国内很多纪录片作者都自己做片子，没有制片人，但并没有影响到片子的影响力。从制片人的角度看，你认为区别在哪儿？

　　赵琦：我们都知道导演和制片人的工作是分开的，就算是剧情片，也很少有人能合二为一做到位。中国有很多不错的纪录片导演，却没有纪录片制片人这个工种，导演单凭自身一腔热血在做，缺乏贴合市场和产业规律的推广计划，导致这些非常好的片子做出来也是默默无闻，即便国际上拿了大奖，也很少有普通观众知道，非常可惜。

　　东方早报：如果我去“找钱”的话会遇到哪些状况？

　　赵琦：一般来说，如果你去国外，国际机构会问你三句话：你的故事是什么？片子准备怎么拍？什么时候能拍完？另外，如果你的片子要拍5年，很少有人会在第一年给你钱。因为一般来说拍到第三年的时候，故事的走向才会清晰。因此，你还需要有一个合理的预算。如果预算多了，人家会害怕。反过来，太低了也不行，比如摄影师的费用一天应该是2000块钱，而你报了500块，对方可能会认为摄影师水平太低了，这样压低成本会影响到片子的质量。所以，这个预算要贴合你的实际拍摄情况，简单一点儿说，你要拍3年，1年打算拍150天，3年下来这450天的钱你打算怎么花？这个预算很多导演都没有考虑，一边拍一边想，后面就捉襟见肘，有时作品都完成不了。但如果是交给制片人来做，他会用他的经验帮你把所有的事情先考虑清楚。

　　东方早报：《归途列车》的海外发行，你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

　　赵琦：《归途列车》的海外发行是整体交给了美国的一个发行公司，但这样的形式对一般的中国影片都很难。美国的发行公司每年也就拿十几二十个项目，而且主要是本国的片子。如果说中国1年有10个好片子，绝对不可能全部进入发行公司。《归途列车》的经验不太容易被复制。第一步是能在国外找到钱，第二步是能在国外的主要电视台播出，第三步才是进入主要的市场院线和其他领域。美国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很丰富也很困难。如果能够摸索出这样一条道路，其实被选择的内容，不光是纪录片，包括一些小成本的艺术电影也可以这样去做，但一定要在针对性强的区域和人群里进行发布。

　　东方早报：联合制片有很多优势，比如借鉴一些新技术和在发行上的优势，是否有可能成为未来趋势？

　　赵琦：不好说，联合制片也是有利有弊。好的是，如果你和一个外国制片公司合作，能通过这个公司申请那个国家的扶持资金，因为很多国家的基金都只是给本国的片子。像柏林电影节的基金是10万欧元，但是你必须和一个德国的公司合作，而且还要求有几个主要的创作人是来自德国，这里还涉及复杂的法律和财务问题。因为管理复杂，国内没有多少愿意联合制片的片子。联合制片是不是好的模式，其实很多时候取决于片子的内容，像中国和加拿大联合制片的《千锤百炼》，导演本人是加拿大华人，就比较好。一般来说联合制片报批等待的时间很长，成本很高，国内很少有人这么做。

　　东方早报：现在国内公共资源逐步开放，扶持力度逐年加大，能否分析下其中的利弊？

　　赵琦：没错，近几年公共机构开始把公共资源拿出来使用，上海纪实频道和央视纪录频道都会做一些扶持项目，帮助一些青年作者和小的制片公司，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这些公共机构往往只能提供较少资金，同时要求拥有作品版权，这与作者本身的利益未必是匹配的。作者如果把版权全部交给电视台，就没办法再去寻找其他机构，获得更多资金。一部好的纪录片最起码要拍上2年，如果预算不够，要么片子流产，要么资金压力就转移到作者自己身上。所以我个人认为，若公共机构能对纪录片创作团队的利益给予更多考虑，纪录片的作品可能会更丰富，质量会更高。

　　东方早报：纪录片作者经常会参加国外电影节及国内各种形式的作品放映，你怎么看这一部分的收益？ 赵琦：据我个人经验，这一部分的收益微乎其微。国际电影节的惯例一般是付给作者放映费，有的会负担交通费用，但也仅仅是业内的交流宣传，如果把这个作为盈利的方法实在很难。除非全世界4000多个电影节，每个都邀请你，每个电影节给你1000元，那么你才有400万元的收入，但这肯定是不现实的，更不要说很多纪录片人还没有机会走出去。在国内，纪录片基本没有形成市场。国内专业的纪录片频道很少，做得好的只有上海纪实频道和央视纪录频道，但央视纪录频道对片子的内容及制作水准有一定要求，有可能导演作品达不到那个标准；上海纪实频道还可能坚持播放一些个体导演的作品，但费用很低；国内院线就更不用说了，基本没有可能，因为大部分大陆的纪录片都没有申请电影局的拍摄许可。所以大部分的纪录片放映都变成了一种俱乐部形式的放映，主办方会象征性地给作者一点放映费，再加上网络的费用，可能都不到10万块钱。

　　东方早报：你认为影响整个产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赵琦：我觉得首先是国内现在没有健全的市场环境。其次，与别的行业相比，纪录片的发展相对不平衡。比方说，中国外贸产业为什么会发展得那么好，因为有退税。做文化产业有没有退税？做纪录片有没有退税？加拿大纪录片产业很发达，就是因为有退税。你花一块钱，国家会退你钱，省也会退你钱，最后等于差不多可以退三毛钱。除了退税制度，还有审计和保险制度，而中国有没有相关的辅助制度？这些都是跟产业挂钩的。在美国，只要在美国本土放映，必须去入一个保险，如果放映后发现内容有问题，有人要和你打官司，那么你就能够拿到诉讼费的保险。这些措施就可以保障从业者的利益。现在产业还没形成，我们想拍片子又没有钱，就只能去找国外的钱，但是想要拿到国外的资金，就必须先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大部分人其实很难做到。

　　东方早报：有些人认为，做纪录片就和赚钱不沾边，谈钱会失去职业操守，你怎么看？

　　赵琦：我并不反对纪录片作者扎根一个地方努力拍出一部好片子，但钱和职业操守并不矛盾。如果拍片子的时候知道费用是有着落的，对作者的状态也可以起到好的影响。就算导演自己可以艰苦，那摄影师、剪辑师、录音师呢？他们都不要收入？好，大家都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和一个免费的热情来做一个片子，那之后如何维系？做完一个片子就结束了？做任何事情都应该看一个发展。所以我认为，纪录片作者可以义无反顾地扎下去拍纪录片，但前提是没有后顾之忧，所谓的“向钱看”是为了更好地扎下去。

　　赵琦，199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同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2002年至2003年公派至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纪录片导演和国际制片，获硕士学位。2003年至今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担任纪录片栏目制片人。2008年在亚洲广播电视联盟电视奖项的工作中担任评委会主席。赵琦制作了《归途列车》、《千锤百炼》、《殇城》等数部纪录电影，获得了金马奖、金熊猫奖、伊文思奖等近40个国内外主要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