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如何报道中国：做记者认为重要的新闻

　　特约记者_周卫 北京报道 摄影_邵欣

　　《纽约时报》如何报道十八大

　　杰安迪(Andrew Jacobs)的办公室有一股浓浓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风。

　　那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一个单人间办公室，其西北角紧挨中国外交部。

　　狭小的空间里放了7幅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间的宣传画：有“美国侵略者必败”的，有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构筑防原子工事”的，也有以往中国党代会的宣传画。

　　2008年，杰安迪成为《纽约时报》驻华记者，而这些画则是他1985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以两毛钱一张的价格在新华书店买的。那时，中国正从“文革”的狂热中醒来，大多数中国人还穿着清一色的蓝色服装。1988-1989年间，他再次来华，在湖北大学当了一年英语老师。

　　跟杰安迪一样，《纽约时报》现有的5名驻京文字记者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中国背景。他们或在中国上过学，或大学刚毕业时来中国当过老师，或因不同原因在中国有段短暂停留。

　　加上另外1名驻沪记者和1名驻港记者，《纽约时报》驻华团队在2012年写了600余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人权和社会公正等。

　　“被拴着的看门狗”

　　“作为更关注高层政治等领域的媒体，我们像被拴着的一条狗，不能很自由地到处跑。这种障碍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只是每个国家给你活动的篇幅不一样。你无法踏上那块土地，但是你又必须去瞧瞧那边有什么东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职责就是介绍这块地。”《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用中文说。

　　正如其著名的办报方针“报导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一样，《纽约时报》驻华团队的选题标准是“做记者们认为重要的新闻”。

　　“关键是‘适合’，‘适合’不是指文章所占篇幅，而是指新闻的‘相关度’和‘重要性’。”张彦(Ian Johnson)如此解释《纽约时报》涉华报道选题标准。他是2001年普利策奖获得者，那时，他还是《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

　　2012年，由于中共十八大召开和一些特殊事件，《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政治新闻进行了充分报道，对与政治相关的民族、人权问题等方面的报道也同样充分。

　　尽管对于所有的外媒来说，去年中国最重要的报道主题是十八大，但是张彦认为草根阶层如NGO等为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更值得关注。

　　作为一个综合类报纸，《纽约时报》没有特别侧重某个领域的报道，除政治事件之外，他们也会关注大众流行文化。

　　当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在中国流行时，黄安伟(Edward Wong)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是北京分社的另一名骨干记者。黄安伟是华裔，伊拉克战地记者的经历练就了他对复杂局势的敏锐判断力，同事赞其“记忆力惊人，像电脑一样”。2008年，他凭借对伊拉克的报道入围了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黄安伟关于《非诚勿扰》的报道，刊登在2012年1月1日的报纸头版，里面提到了节目的被整顿、金钱的魅力、嘉宾们在舞台下的丑闻，并且更多地分析了观众对低俗娱乐节目的需求与官方传统得体的观念间的冲突。

　　去年3月初，他们觉察到了中国经济增长变慢的迹象，之后保持追踪，6月8日、9日和10日，他们连续三天报道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的迹象。

　　当事件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时，他们也注重对中国的强调。2012年11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缅甸，缅甸面向印度洋，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能够为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提供一条便捷的运输通道。《纽约时报》在1283字的报道中30次提及“中国”，称奥巴马对缅甸的访问使中国“震惊”；在报道朝鲜发射“光明星3号”时，“中国”也被多次提起。

　　当然，中国国内媒体所关注的新闻事件，他们也没有落下。乌坎选举、因环保问题引发的什邡启东及宁波的群体事件、陕西怀孕7个月的孕妇冯建梅遭强制引产事件、中国各地民众的反日游行等，一一在他们的关注范围内。

　　至于中国媒体未能引起足够关注或未能报道的领域，他们也进行了“跨国舆论监督”。他们揭露了中国媒体有偿报道乱象，探析了中国的移民潮，甚至还有专门的文章介绍中国的“双规”。

　　“有人觉得我们是在闹事儿。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力所能及地去调查真相，做些突破，试着进去挖一下。”安思乔说。

　　《纽约时报》更有经济方面的调查报道。这个领域的报道主力是驻沪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他的中文名字很“中国化”，以至于曾有人误以为他是另一位华人“张大卫”——《芝加哥华语论坛报》的社长。

　　2012年，《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名为“The iEconomy” 系列的专题，分析全球高科技产业面临的挑战。该系列的第二篇“在中国，人力成本是建成一个iPad”( In China，Human Costs Are Built Into an iPad)聚焦中国，上了1月26日的头版。5538个单词揭露了苹果在中国组装iPad和iPhone的代工厂富士康涉嫌剥削工人的现象及其存在的安全隐患。

　　尽管做报道时受到了一些干扰或者限制，但是《纽约时报》还是在尽量一点一点解读中国。

　　“独家新闻固然重要，但是抢独家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讲好每个关于当代中国的故事。”这是杰安迪的理念。

　　“比如，在写关于GDP的新闻时，我并不喜欢去查一大堆数据，我更关心经济下滑如何影响普通家庭，未婚青年如何应对飙升的房价等问题。”杰安迪称。

　　关于《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立场，安思乔的解释是：“作为一个监督的角色，媒体应该报道一切不被公开的东西。不管在哪个国家，我们都会去监督他们的国家和政府。对一些没有公布的社会现象，我们要去调查、去公布，但这些不被政府公布的事情往往恰恰具有负面色彩。我们没有针对中国的意思。”

　　“临界质量”

　　“2012年的独特之处在于，更多的政治新闻来找记者，而不是记者绞尽脑汁地去找新闻。而中国新闻也成规模地进入了美国读者的关注领域。”安思乔说。

　　但是，在2012年元旦时，驻华记者们还在预感权力交接年的政治新闻可能会“比较单调”。那时，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薄熙来的政治前途。然而，“在王立军2月6日出走美领馆之后，一切都变了”。

　　《纽约时报》开始了系列报道。除了追踪官方发布的消息，他们还报道了薄王事件涉及到的其他当事人，如一些房地产商和一些外国人，薄熙来之子在英美的奢侈生活，等等。他们独家采访了薄熙来的前妻。对于王立军“违法使用技术侦察措施”，他们也有相关的深度报道。

　　至于各方对该事件的反应，如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薄熙来党籍、公职后中国各媒体的反应等，他们也做了解读。

　　大部分系列报道都建立在团队合作基础之上。尽管在去年三月份，他们未能第一时间抢到尼尔·伍德被谋杀案的一些消息，但是，对于薄王案的背后因素及情节，他们走在了独家新闻的最前沿。而且在后期，他们做了更多更深度的报道，因为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求证”。

　　“如果中国市场化媒体能够在今年三月份把那些报道发出来，就能证明报道中国最强的还是部分中国媒体，而不是我们外媒。总体而言，我们在内部渠道与人脉资源方面是一个弱势群体，在跑中国高层政治时，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战场。但我们的优势是风险相对少。”安思乔说。

　　由于无法获得官方回应，求证过程就显得非常困难。《纽约时报》2012年的涉华报道中，除一组最受关注的经扎实调查的深度报道是建立在查阅大量文档的基础上的，其他全部来自二手消息源。

　　不同的二手消息源对同一事件可能有不同的解读，这时，记者的判断力和信源的可信度就显得至关重要。判断过程跟原子反应过程中的“临界质量”很像，即“维持核子连锁反应所需的裂变材料质量”，当各种二手信源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并且符合逻辑，记者们就基本可以写了。

　　至于独立的消息源，他们一般不会采用，不管该消息源有多好。所有的报道必须经过2-3名独立消息源的确认才能写。

　　“针对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内部各个圈子往往会有不同的说法，为了保持信源平衡，我们需要采访很多人。不过由于字数的限制，我们一般无法把很多细节或微妙的地方写进去。”安思乔说。

　　由于网络的迅速传播，关于访2012年的一些特殊事件，有些报刊登了未经证实的消息。《纽约时报》也感到了一定的压力：因为有媒体报道了，网民也在热议，他们被迫要去证实或证伪这些流言，而在过去，他们是能直接忽略这些的。

　　当大量匿名的、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境外网站满天飞的时候，《纽约时报》还是靠自己的判断力，谨慎地抵制住了这些“谣言”，尽管这个过程非常困难。

　　其实，这种困难是在中国做报道所长期存在的，只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集中过。由于没有直接与官方对话的渠道，在一些事件中，信息源也会出现不平衡的状况。

　　“不是说我们要做不客观的报道，而是根本无法获得官方的说辞，我们只能有时引用下《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平衡信息源。”杰安迪说。

　　有时候，他们也能从外交部的例行发布会得到一些评论，尽管这些评论有时不是那么切题，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十八大“剥洋葱”

　　按照惯例，有党代会的年份都是记者们忙碌的一年，但是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却让记者感觉“前所未有的忙”。

　　“2002年也比较忙，那时我还在路透社。但那种忙是自己设计的，觉得要对新任领导做一些人物特写。但是今年经常都来不及做这些，因为有的事情到最后一段时间才尘埃落定。”安思乔说。

　　为报道十八大，一名《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公司下属报纸)记者和一名《纽约时报》驻港记者也加入了报道团队。而此前，他们已经做足了功课：查阅了大量文献以更好地了解党代会背景。

　　十八大于北京时间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但直至9月28日，新华社才发布了这一消息。滞后的官方消息也给记者们带来了不便。

　　“我们一直在研究十八大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经济？外交？民生政策？很难找到答案，因为党代会的日期直至最后一刻才公布。我们不知道党代会的议程，也没有机会参加党代会之前相关的一些会议。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除了听工作报告，党代会具体是干吗的？”张彦问道。

　　对于十八大，他们最为关心的议题分别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军委人事安排和军委主席位置；如何设置未来的改革议程。这些在《纽约时报》网站名为“卫兵交接”(Changing of the Guard)的专题中都得以体现。

　　这组以十八大为主题的专题包括视频、图片和报道及分析。视频介绍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人权状况等等。

　　截至2012年12月29日，该系列文章共有28篇。从7月到十八大结束后期，均有追踪报道。主题涉及十八大前期的军方需求、习近平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日子、地方债务危机、中国的移民潮等；十八大结束之后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对部分新当选常委及习近平之妻彭丽媛的特写、新领导班子面临的挑战和各种社会问题等。

　　鉴于十八大会议之前存在着一定变数，《纽约时报》这组报道也在跟着变。最终结果也显示，他们的报道是紧跟变化并且准确反映了这些变化的。

　　胡锦涛做十八大报告当天，会场出现了一个小意外：所有外媒记者都没有拿到文字稿，只有党代表有。而此前的党代会，记者们都能提前拿到讲话稿，边看边听，分析讲话中的“新提法”。没有文字稿给记者当天的写作也带来了一定困难：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分析讲话内容。

　　新的领导班子与记者见面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在肯定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指出了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放缓的经济增长、国进民退、移民潮、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等，同时就中国是否会实行改革打上了问号。

　　尽管对十八大做了系列报道，但是对于《纽约时报》记者们来说，很多事情仍是一团迷雾。如何把这些扬2012年剥离出来的各个细节拼凑成一幅更清晰的图，他们至今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在人民大会堂采访的那几天，他们甚至还配备了望远镜。“我想看看有没有领导人睡着了。”杰安迪开玩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