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观众举起哭脸牌子,表示自己的不满。
武汉市食药监局局长杨泽发为食品安全问题鞠躬道歉。本版央视截屏
晨报特派记者 杨育才 武汉报道
柳莺:为何涛声依旧,“兔子”的生意更忙了呢? 张幸平:这个……我们也在分析,还是很难。 柳莺:怎么从源头找出问题? 张幸平:正在分析。 柳莺:今天都12月19日了,怎么还在分析呀,年初的承诺怎么兑现呢? 张幸平:……。 这是今年武汉电视台直播节目《电视问政》中出现的一幕。柳莺,人称“柳一刀”,武汉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张幸平,武汉市武昌区代区长。像张幸平一样被“柳一刀”在直播节目中这样“拷问”的,还有武汉市副市长、各区区长以及各职能部门一把手共计30人。 武汉在全国首推的电视问政,至今已有6年,收视率甚至达到了黄金时段日播电视剧的3倍。在新一届中央高层力推行政公开透明化的大背景之下,作为武汉官员2012年“期终考”的电视问政,尤其引人关注。 [现场] 官员答政频被现场观众亮“哭脸” 从12月17日到21日,武汉的电视问政连续进行了5场。每一场都安排在黄金时段晚上8点到10点。 上述关于在客运站外拉客的“兔子”的追问,出现在19日晚上。这一期的问政主题是“让交通更顺畅”。由于交通和每一个市民都息息相关,这一期的电视问政自然更受关注,官员的“答政”,也频频被现场观众亮起“哭脸”牌。 在聚光灯下,一字排开端坐于台上左侧的,是7位问政嘉宾:武汉市市交委主任彭俊,市公安交管局局长李顺年,江岸区区长黎东辉,江汉区区长张俊勇,硚口区区长景新华,武昌区代区长张幸平,以及洪山区区长陈新垓。 在先后对年初所承诺的工作做了一番30秒的简短陈述后,7位一把手的紧张时刻才刚刚到来,大屏幕上开始播放一组记者的暗访视频。 暗访画面让相关官员一度语塞 首先是在6月28日电视问政中曝光过的江岸区新荣客运站外“兔子”拉客的画面,以及江岸区区长黎东辉的承诺:区政府是新荣客运站整治的第一责任人,由政府和客运站联手整治。 然而,在10月17日回访该客运站时的画面当中,拉客的“兔子”不仅依然在公开拉客,而且生意更加忙碌,部分“兔子”还举着广告牌招揽生意。暗访画面还显示,“兔子”的猖獗,在武昌区宏基客运站同样存在。 “张区长,为何涛声依旧,‘兔子’生意更忙了呢?”当主持人柳莺将问题抛给武昌区代区长张幸平时,张幸平一时语塞:“这个……我们也在分析,还是很难。”主持人又问:“怎么从源头找出问题?”张幸平答说:“正在分析。”主持人继续追问:“今天都12月19日了,怎么还在分析呀,承诺怎么兑现呢?”张幸平再度语塞。 “黎区长,你在陈述中提到一句歌词: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现在我回赠你一句歌词:一样的天,一样的你,一样的‘兔子’为何还在你的眼前?”短片之后,柳莺微笑地看着黎东辉问道。 座位上的黎东辉先将身子向后挪了挪,然后回答说:“上次问政后,出台了三条整治措施,斩断执法部门与车主的利益链,完善管理的链条……” 话音未落,柳莺打断了他的话问道:“这么多措施,为什么‘兔子’还在这儿?”一句话引发全场观众的掌声和笑声。 黎东辉开始有些着急,语气也变快起来:“新荣客运站最高峰有100多个‘兔子’,现在大概只有20多个,经过半年整治,效果还是有的。”但现场观众回以一片笑声,显然不接受这一回答。 [背景] 市委书记铁腕治庸 今年4月28日下午4点左右,东西湖区卫生局公共卫生法规监督科科长李新德正和三个朋友在一家棋牌室打麻将。手机响起,对方说要找他办事。李新德说自己正在打麻将,让对方到棋牌室找他。不到半小时,打电话的人在棋牌室找到了李新德。三天后,李新德就被通报撤职。原来,打电话找他的,是武汉市治庸办的暗访人员。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武汉共有1500多名公务员被问责,李新德是其中之一。这1500多人当中,局级干部20人,处级干部242人。对这些公务员做出问责处理的,也是电视问政的主办单位——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办公室主任为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2011年4月,治庸问责办公室成立后,立即在武汉官场掀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治庸风暴。直接掀起这场风暴的,则是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 在治庸问责办成立时的讲话中,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表示,这场风暴“必须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市上上下下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干部”。“当市委书记不能做老好人,我已准备‘遍体鳞伤’,只要武汉能好!” 昨天下午,电视问政的一位节目主创人员告诉记者,正是治庸风暴和电视台既有栏目的碰撞,才有了今天的《电视问政》。 早在2007年,武汉电视台《百姓连线》就邀请市职能部门领导与行评代表、市民面对面;2009年又推出“区长百姓面对面”;2011年5月30日,武汉市14个责任单位负责人郑重做出“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的公开承诺,承诺整改目标“半年有根本性好转”。同年11月22日-25日,“2011年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播出。此后,《百姓连线》更名为《电视问政》。 2012年,在阮成发的指示下,《电视问政》从以往每年一次扩充到上、下半年各举行一次。“就像是对官员们的年中考和年末考一样。” 要将武汉市各区和职能部门的一把手都请到一起,如果仅仅依靠作为承办单位武汉电视台,显然难以做到。“如果没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电视问政肯定做不起来。”上述节目主创人员透露。 这位节目主创人员的话,也得到武汉市纪委的证实。据悉,被问政的官员,上至市委常委,下至各区区长和职能部门负责人,都不是自愿走到聚光灯下的,而是由武汉市委、市政府以发文的形式,明确要求他们必须参加,不得无故缺席。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必须向市委、市政府申请报批。 此外,这些官员在镜头前的表现,是录播还是直播,也经过了一番争论。直到阮成发拍板直播。武汉市纪委宣教办副主任吴忠新则向记者透露,官员在电视问政中的表现,还将纳入干部考评体系。 [未来] “点心”能否当饭吃?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展现出一派轻车简从、公开透明的新风气。在此大背景之下的武汉电视问政,更受公众的关注。尽管如此,对电视问政的质疑却从未平息。 无论是问政官员的承诺,还是暗访拍摄的内容,都是一件件的具体个案。因此,电视问政被认为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 对此,武汉治庸问责办主任、纪委书记车延高回应说,如果是病,都得医。电视问政从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不论大小,只要与老百姓的利益相关,就大于天。 电视问政的最有力推动者,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则认为,电视问政不只是一个节目,而是武汉市治庸问责工作的一个手段,是揭露问题、检查工作、考核干部、联系群众的工作平台。 记者从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获悉,目前,武汉市正有意将“电视问政”的问责范围,由职能部门的“一把手”向基层延伸,还将建立市民评议、媒体暗访、群众监督等多种问责机制,并考虑建立常态化的问政机制。 那么,这一平台,和目前既有的人大和监察制度是否能够无缝衔接从而实现常态化呢? 今年7月25日,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举行首次专题询问。询问主体为武汉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部分市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成员。询问的对象则是武汉市分管养老事业工作的副市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由于有电视直播,此次专题询问被当地媒体称为人大版的“电视问政”。身为武汉市委书记的阮成发,同时担任着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此次询问会前,阮成发定调说:“不作秀,也不追求刺激,通过人大依法监督,政府依法行政。” 针对武汉的电视问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认为,电视问政就像武汉名吃鸭脖一样,只能当点心,不能当饭天天吃。王锡锌认为,我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有人大这个民意代表机关,拥有常态化问责权利。落实好人大问政,再通过电视媒体进行报道,才是未来电视问政的常态化做法。 [花絮] 区长公布手机,当晚成热线 和第三场中出场的区长们相比,黄陂区区长吴祖云不仅少了几分尴尬,还在结束语中采取了主动,在直播时当中公布了自己的个人手机号码。这也是自武汉市电视问政以来,第一位在节目中公布自己手机号码的官员。 吴祖云的手机号码当晚就成为一条热线。吴祖云表示,电视问政的节目之后,当天晚上就有不少市民给他打电话。有的市民纯粹因是因为好奇,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打的;也有市民直接向他反映问题;甚至还有企业在电话里和他谈投资想法。 记者也尝试着拨打过吴祖云的电话。第一次拨打处于占线状态,第二次拨打接通,得知是记者采访,他简短地回答了提问,抱歉地表示马上要参加一个会议,然后才挂了电话。 对于手机号码公布后的频繁来电,吴祖云坦承,自己不可能一一接听所有来电,“有时候在开会,有时候在处理事务,希望大家能理解。”他还表示,对于市民反映的问题,他会尽量传递给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并希望这些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也能够尽量公布联系方式,方便市民反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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