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阿内特
阿内特和本·拉登
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左一)和阿内特(右一)
美国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到清华大学演讲,迟到了40分钟。主持人眼看时间不够,有点着急,催着他“拣重点讲”。 阿内特像那些不守时的大牌电影明星一样,不紧不慢地先拿出相机拍照留念,然后眨着眼睛慢悠悠地说:“我做了45年战地记者,经历过23场战争,这都还没讲呢!” 在45年的记者生涯里,阿内特采访的几乎全部都是大人物——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就连参加晚宴,他也抢着跟电影明星查理·卓别林聊天儿。到了1991年,他自己也成了“大人物”——站在巴格达酒店阳台上,他对着镜头宣布,“战争开始了”! “我刚当上记者的时候,做梦都想出名,想拿奖。所幸我在32岁就拿了普利策奖,那个最大的奖。从此以后,日子就好过了。我只要告诉别人,我是彼得·阿内特,一切就会迎刃而解。”今年78岁的阿内特在上周五演讲时说,站在讲台上的他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 阿内特说,工作中他“从不愿意采访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如果稿子里实在需要,他就“会派别人去采访”。在清华大学的讲座上,他瞪着眼睛,声如洪钟地给出建议,“你们如果要做记者,一定要到大机构去,去采访大人物,写大稿子,才能尽快赢得名气,获得机会去采访更大的人物。” 不过在出名之前,阿内特也只是一个新西兰小镇建筑工人的儿子。他没有读过大学,高中退学后就在当地一家小报做记者,每个月拿的工资少到连房租都交不上,还要常常挨上司的斥责,批评他是个“不会写稿却要当记者的笨蛋”。 “我没有办法忍受中规中矩的平静生活。我的朋友花15年买了一栋房子,生了一群孩子,有一个平静的家庭,可那不是我想要的。我的生活要充满挑战,每一天都有神秘的冒险,能够见识大事件和大人物。”阿内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于是,他应聘成为美联社兼职记者,主动要求报道发生在老挝的军事政变。为了能够冲破军事封锁,当时26岁的阿内特把稿件塞进塑料筒里,用牙齿咬着它游过上千米宽的湄公河,到邻国泰国发稿,每周大约要来回三四次。 一心想要尽快出名的阿内特“随时都会开始采访,一口气采访10个小时也没问题”。1966年,阿内特因为在越南战争中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 然而,由于阿内特的报道往往与美国军方立场相悖,他的可信性经常遭到官方的质疑。阿内特数次被辞退。 即便美国政府和军方反驳他“在伊拉克战争中报道不实”,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出版的书里批评他是“伊拉克政府的宣传工具”,他依然坚持表示,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保护真相”。 这个备受美国政府指责的记者做过的最令他们头疼的事,莫过于采访基地组织头号人物本·拉登。1997年,当基地组织的“9·11”事件计划还在酝酿中时,阿内特和CNN的同事一道,采访了这个已经被美国和英国的情报局确定为“全世界最危险的人”。 为了这次采访,阿内特准备了整整三个月。他被要求反复用消毒水洗手,还要戴上蒙着黑布的墨镜,坐上车窗全都挂着厚厚垂帘的小巴车,绕着盘山公路走进阿富汗山区,每过一个关口,都要受到四五个人的搜查。 终于,在一间半山腰上用泥土堆砌成的小屋里,等了接近一天时间的阿内特看到,满脸胡须的本·拉登用AK-47突击步枪顶开门,他穿着白色长袍,外面还罩着一件迷彩战斗夹克。他长得又瘦又高,大概有1.9米,包着白色头巾的头几乎要撞上天花板,“像是一朵黑压压的云飘过来”。 “刚开始的时候,不管从外貌还是言语,我都觉得他不像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反倒像是在附近的巴基斯坦宗教学校见过的穆斯林牧师。”阿内特回忆说,“但当采访开始,我渐渐感受到他的强硬,整个采访期间他一直侧拥着AK-47步枪,就像拥抱自己最喜爱的孩子。” 面对这个基地组织头号人物,阿内特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他平静温和地问他:“你已经宣布了针对美国的‘圣战’,你为什么想要杀美国人?” “因为美国政府犯下了丑陋的罪行,是不公正且罪孽深重的。”本·拉登回答说,虽然不时还会轻轻咳嗽,但语气强硬冷酷。“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能免责。” 这条新闻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整个美国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世俗的娱乐消息上,关心类似辛普森的琐碎事,却毫不担心来自遥远山区的那个长胡子、目光冷酷的不知何人的恐吓。”他说。 采访过后,本·拉登还邀请他和摄影师一起喝茶。阿内特继续问他,“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本·拉登的嘴角露出微微的笑容,他继续用温和的口气,眨着眼睛回答说,“到时候你就会在新闻里看到了。愿真主保佑。” 2001年,“9·11”事件发生了。阿内特的采访录像也被重新翻出来,这段对话让他声名大噪,成为全世界第一个采访这个身居山区恐怖分子头目的西方记者。 “等到我死了,要是能在天上碰上本·拉登,我真想再采访他一次。”阿内特在演讲中忍不住补充说。 他的名气让他在工作上少了很多障碍,他约得上所有他想约的采访。在海湾战争爆发10天后,他就专访到了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他形容萨达姆像个“好莱坞旧电影里的拉丁情人”,就连去见萨达姆之前的安全检查,阿内特忘带了漱口水,都能嘻嘻哈哈地跟搜查员开玩笑,“过一会儿我不跟萨达姆接吻,这样可以了吧!” 在长达4个小时的讲座里,他走马灯似地讲述了23场战争,却很少提及战场的危险。他说,自己还是在28岁坐飞机去越南的时候,在小册子上第一次读到,战地报道是件危险的事,“有时候,你发现自己正处在战斗之中,你应该表现得像个战士,竭尽全力活命,不要受伤”。 但事实上,死亡离他并不遥远。1967年在报道越南战争时,为了能够尽快把采访内容发出去,他不得不寻找最早出发的飞机离开,而那是一班装载着尸体袋的飞机,袋子里面装有100具死难士兵的尸体。作为“唯一活着的乘客”,阿内特坐在货舱前部,看着袋子里的血水一点点渗出来,当飞机开始急剧倾斜下降时,这些粘稠的液体甚至淹没了他的脚踝。 “我觉得我大概是全世界运气最好的男人了,我报道了23场战争,可我连个脚都没崴过。”他笑嘻嘻地说。 如今的阿内特虽然左耳戴着助听器,但跟人聊天儿的时候,他还是不得不扭过头去用右耳才能听到。他的手背长着星星点点的老人斑。已经谢顶的他把头发全都染成发亮的黑色,但是靠近头皮的地方,白发还是没能藏住,露了出来。 当有媒体邀请他再次奔赴巴格达的时候,已经70多岁的他决定“逃跑”。他的中国朋友邀请他来讲学,而他也在网上发现,汕头是个“有海鲜的中国南方小城”,于是拿着邀请卡,从炮火连天的战场来到了温暖湿润的南部城市。 刚到汕头大学的时候,他在给女儿的邮件里写道:“早上7点半,我走去上课,浓雾萦绕的校园和旁边的山丘,让我联想到中国水墨画里经常出现的一幕——群山环绕的乡间,孤独的旅人走向山谷对面的家乡。当我跨过荷花池上的小桥走向新闻学院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 在结束了整整一天的演讲后,阿内特还会耐心地站在讲台后面,侧着耳朵跟听讲的学生聊天儿,声音洪亮地说着自己在23场战争中的经历,丝毫没有疲惫的样子。 “每个人都跟我说,‘你肯定累了,要不要休息一下’,我可一点都不累!我还没打算退休呢!”阿内特说。“如果有机会,我真愿意重头再来。我真觉得这一切都是恩典。说不定下次见到我,我可能又回到了巴格达呢!” 在那里,阿内特曾经是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唯一一个被允许留在伊拉克的战地记者,全世界只有盯着他的一言一行,才能知道巴格达发生了什么。 他穿着蓝色毛衣,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扶着酒店阳台把手,躲在拉着窗帘的玻璃门后面看着眼前的这座城市,正在被燃烧着的炮弹夷为平地。 阿内特冲着话筒,向世界宣布:“巴格达上空闪过燃烧的炮弹,像是吓人的闪电,天空亮如白昼,战争开始了。” (原标题:我只采访大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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