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出现,源自满足社会生活的需求。有用,是技术的本质属性。任何技术,利弊兼有。所以,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技术的贡献,辩证地运用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于技术的作用过了头,变成了技术至上,强调唯技术论,麻烦来了,烦恼多了,误国的可能性大了。以论文考核体系为例,现在的流行观点是:一个国家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总数,反映着该国科学研究的质量或影响。受这种思维的影响,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单位层面,不断要强调论文的数量,在意论文发表的刊物,还要关注发表了的论文其被引用率如何。少了哪一个考核指标,被考核的国度和单位,据说都比较自卑。 2011年,我国科技人员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第七位,比2010年时提前了一位。2010年与2006年相比,中国SCI论文数年均增长19%,而被引用次数年均增长30%。中国论文数量虽然世界第二,但35%一行从未被引用过。(《人民日报》9月26日报道) 当代中国,真正落伍于世界强国的不是经济数字,不是专利数量,不是论文数量,而是理论和文化的创新。无论理科还是文科领域,我们得到世界承认的原创性理论凤毛麟角,我们的文化产品能引领世界潮流的也屈指可数。这个事实,我们应该承认这方面的差距。至于论文数量与被引用率是否真的能代表一个国家对世界学术贡献水平,恐怕还有待定论。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一个民族对世界的贡献,看的是涌现过多少有真正贡献的专家学者和作家。能入闱的,只要有一个思想学说、理论(模型)和代表作品足矣。论文在现代社会开始繁荣,一篇上乘的论文,也许能改变世界,问题在于这样的论文一个世纪能有几篇?论文受重视,在某些地方受到超规格的重视,并且将论文与国家强盛联系起来,我倒觉得是唯技术论治国的产物。作为社会管理者,用机械的眼光制造评价体系,并把每个体系分解成若干个具体的标准。一切可以考量,通过考量认定社会贡献的大小。这样的技术治国模式,功利性特征相当明显。功利造成短视,短视使人愈发功利。中国在科学研究领域落后于世界,我们赶超按照世界标准的想法并没大错,只是忽视了科技传播的规律。当语言不对称,传播渠道不同规,我们被迫按照别人编排的舞姿来跳舞,肯定有跳得好的,大多数则不能跳得好。以论文为例,中文的国际刊物非常少,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刊载的机会不多。即便发行量理想,别人做研究时,也只是必要时才引用文献。被引用率的评价标准,客观上让一些人为引用而引用,为被引用而公关。科学研究,有规矩更要有一定的自由。限制的条件多了,论文也就快该走下坡路了。 应该说,论文的质量和被引用率没有直接关系。西方的科研评价体系较为成熟,但并非没有漏洞。我们要发展,参照国际评价体系有必要,只是不能机械套用。论文的数量战术,我们有必胜的天然优势,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角度,培养杰出的学者,贡献独创的理论才是目的。把论文等同于GDP,用重赏这个指挥棒来指挥,成效可能有,只是背离了科学精神。 论文问世后,需要淘汰,需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被引用率,不过是一个考核因子,不必为此而耿耿于怀,更不易制定雄心勃勃的赶超计划。科研考核的去功利化,值得期待。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12/0926/08/8CAICVRD0001124J.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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