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 | 理想已死：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

012年9月14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50

记者高调辞职，中国新闻媒体的未来路在何方

记者杨海鹏，2011年11月分手《财经》杂志

简光洲 (@简光洲)，中国最知名的新闻调查记者之一，最近退出了《东方早报》(@东方早报)并宣布结束自己的记者生涯。尽管外界对简光洲辞职的具体原因尚不知情，但是简还是在微博上向大众透露出了其中的心酸与失望之情，“在《东方早报》十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所有的悲欢，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忍受都是因为那份纯真的理想。好吧，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2008年9月11日，简光洲因为一篇名为《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和三鹿奶粉所致》的文章迅速成名。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调查不断深入，三鹿奶粉这个广受信赖的品牌被曝出添加大量食品工业中禁止添加的化工原料——三聚氰胺，而中国所有的乳制品巨头们几乎均涉水这项违法行当，其中唯一的差别便在于波及程度，全国约有40000名婴儿不幸受到影响。乳制品污染，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臭名昭著的食品安全丑闻了。

在重压之下依然无畏地发表了自己的报道，因此简光洲被大众称为中国的“良心”，也正是这份期许的荣耀，让简的辞职令无数人心碎不已。而对于中国新闻媒体的未来，人们悲观的情绪溢于言表。

简光洲的辞职仅仅只是2012年惊动《东方早报》其中的一处“人事地震”，早在2003年，《东方早报》凭借深度的新闻调查和一针见血的社评，被誉为中国最重要，最独立，最自由的新闻品牌之一。同时这样的殊荣也让东方早报成为政府审查的眼中钉。

在7月18日，某出版社主编与副主编因为不明原因无故解职，一些传言将其中的幕后原因直指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于5月发表的《民企本就有权进入市场》一文 (@盛洪微博）。在文章中，盛教授尖锐地批评了国企在相关市场的垄断地位。

这样的不幸也降临到了其他媒体的头上。7月16日，《新快报》(@新快报)的主编被迫辞职，原因是因为出版了未经许可的敏感内容。8月13日，《东方卫报》(@东方卫报) 头版头条刊登了专文《刘翔知道、央视知道、领导知道、只有观众在傻等见证奇迹的时刻》，称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官方领导层，央视以及刘翔本人事前已经知道因为重伤而可能无法打响男子110米栏的头一枪，而央视更是对此提前准备了四种解说预案。正是因为这一报道，该报主编副主编以及所谓的“新闻总监”纷纷下课。

尽管政府对新闻媒体严防死守，但这种大范围和高密度的清洗近年来很少见到，这表明相关审查人员的大手越收越紧。王克勤@王克勤)，以《艾滋病的传播》和《山西黑煤矿矿主打死“记者”的背后》一炮而红的前新闻记者，就发表评论，“天真的越来越冷了，冬天真的到了。”

王克勤对此番评论可谓是对年初最好的总结，在国家所有，经常以保守形象示人的《中国日报》为呼吁政治改革发表了一系列的专栏文章，这被广泛解读为中国新闻自由的逐步解放，在此之后，很多人高呼“中国新闻之春”正在来临。然而这样的解读被认为太过乐观，因为7月那双大手又在舞动了。

自由开放的官方新闻与备受压迫的独立媒体之间形成了极为讽刺的对比，这在社交网络上便可见一斑。一方面，执政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就在微博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人文关怀和独立自由来取悦网友”，而《新华社》的官方微博（@ 新华社中国网事）更是借“一名军官殴打空姐 ”的报道大胆挑战军事机关。但在另一方面，独立的新闻媒体毫无言论自由可言， @新闻已死 提供证据称“我听说所有在《南方周末》工作的专业人士，都必须向上级公布自己的微博帐号甚至是自己的密码。”

简光洲是去年第三位被迫辞职的知名记者，在2011年的11月，杨海鹏(@武松手札)，被誉为法制报道最优秀的记者，离开《财经杂志》(@财经杂志)。而2012年7月，因为《刘建锋：乌坎密码》和《钱云会之死》成名的刘建峰（@ 去V的刘建锋），也辞去了自己在《经济观察报》的职务(@经济观察报)。这接二连三的离职反映出了记者工作背后所面临的巨大压力。

在当前的局势下，政府将维持“社会稳定”放在工作的首位，任何负面的报道都被视为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旨在揭示社会阴暗面的新闻报道，就被当作“危险因子”而且在发表时经常遭遇重重壁障。 @雪峰NO1对此的评论足具代表性，“现在我对这样的气氛习以为常，那些胎死腹中的文章都比发表的文章多得多。”

此外，新闻工作者们的人身安全时常受到威胁。记者们发表文章之后遭受毒打几乎就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更可悲的是，中国新闻学院不得不将自我防卫纳入课程当中，一名新闻老师 (@新闻采写教师-王卫明)最近就宣布了这条“好消息”：“好消息啊！人道主义战士赵吉龙同意开设正当防卫这堂课了（课程的主题：旨在传授新闻工作者正当防卫的能力）新闻工作者们十分拥护这项决定！”

所以我们便不难理解有调查报告 显示中国55%的新闻工作者们不愿意一直从事自己的本行而选择在5年内辞职。周文天 (@舟亦洲)，前《东方日报》的新闻记者，总结了记者们选择金盆洗手的原因：“中国记者，尤其是做调查和突发事件报道的，在年轻时靠这项职业维持生计。用‘廉价劳动力’来称呼他们一点都不夸张......记者梦就像毒药一般让人上瘾。但是到了最后，他们却耗费光阴孑然一身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因此几乎没有哪一位记者能够最终走到自己退休的年纪，当然，这也因为出版媒体不再需要老一辈的记者或许他们会因为劳累过度而不幸死亡。”

然而尽管身处不利的局面，一些记者依然坚持着他们自己的理想去记录中国快速变化的社会，用自己的呐喊来为中国的未来谏言。以《油菜花开：佘祥林“杀妻”冤案记录》《上海乌龙剿匪记》为人熟知的沈亚川(@石扉客)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前方艰难险阻，我始终坚信在未来的10年，中国会在各个角度书写出动人篇章，新闻媒体可以改变中国。所以，我的同事们，请为了那接下来的十年而坚守吧。”

即使简光洲声称“理想已死”，但是他决心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以另外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理想，“我或许不再是一名新闻记者，但是我希望我会做到以下几点：拿到博士学位；完成一本关于批判新闻产业的书籍；成立一个‘独立记者’调查计划的非政府组织，旨在不受任何约束去揭露社会，环境以及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希望借此每年能够在经济上资助十项计划。”

无独有偶，刘建峰同样也宣布会在将来成立独立调查团，而自己则会成为一名独立的新闻调查记者。刘此后发表微博阐明自己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是将会继续去追寻这份信念。尽管一切的迹象都在与刘的设想背道而驰，但是一些人依然 怀揣那一丝曙光 坚信着，中国新闻之春终将来临。

原文刊载于 Tea Leaf Nation，大西洋月刊合作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