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文章是如何炼成的：真实独家是标准

　　很多人读了《知音》文章，都会发问：“这是真的吗？”

　　而知音传媒集团总编辑胡勋璧有句名言：“生活的精彩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知音》的文章是如何出炉的，线索是如何挖掘的，采访是怎么进行的，其真实性如何保证，在这个百万大刊的背后，编辑部里发生了哪些故事？

　　“真实、独家、有影响力”

　　胡勋璧很早就提出了“篇篇可读，期期精彩”的质量标准，从40万份到636万份，可以说《知音》月发行量的每次攀升都和它休戚相关。而且，“篇篇可读，期期精彩”这一标准是动态的，在《知音》月发行量300万份、400万份、500万份等各个关口，胡勋璧都要随着“水涨船高”提出新的要求。

　　具体体现这一质量标准的是“真实、独家、有影响力”。知音集团副总编雷一大这样诠释这八个字：“真实，就是人物、故事必须完全真实，不能掺假，不能仅靠妙笔生花，要反映生活的原生态；独家，就是强调首发，或有新的视角，而不是被其他媒体炒烂了的东西；有影响力，就是作品发出后，对读者有视觉冲击，心灵震撼，在社会上能引起较强烈反响。”

　　胡勋璧说：“我有一个深刻体会，作为一个期刊人、一本刊物，一定要有自己的灵魂。《知音》的灵魂是什么？就是‘人性美、人情美’，她的作用就是帮助读者充实人生、完善人生。”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其中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坚持真实性原则不动摇”。

　　他回忆说，在1998年之前，《知音》受假稿子的困扰还比较少。但随着生活纪实类报道的需求大增，加之《知音》实行高额稿酬，在激烈的竞争和利益驱动下，假稿件开始出现。这些年来，每发现一起虚假报道，知音集团相应的管理水平就提高一次，内部制度就不断完善一次。

　　雷一大则提出，编辑、执行主编对接触到的每一篇稿件都要“条件反射”地先问“是不是真实的”，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他曾多次建议所有的编辑学习央视《新闻调查》的采访作风，立体采访，多方求证。

　　为此，1998年，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核稿班子，不久又专门成立法务部，将打假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把保证稿件的真实作为对执行主编考核的重点，如果造假稿件被法务部门发现撤下，责任编辑、执行主编都要受到处罚，编辑部整体奖金下浮；对个别造假未能发现而上刊稿件的作者、责任编辑、执行主编、法务复核人员等责任人，都无一例外、毫不手软地处理。

　　为了做到“独家”，《知音》在全国各大城市发展了近两百名签约作者，可以最快的速度发表最近发生的故事；每一篇纪实稿件发稿前作者必须承诺为首发，并以协议的形式加以明确；兄弟媒体已经报道过的人物和事件，再发时必须有新的角度和深度，并由编务部、法务部认定；一些即使是无意中“题材撞车”的作者、编辑，不仅“白忙活”，还要受罚。

　　《知音》还有个非常独特的做法，就是编辑必须每月出差组稿。胡勋璧说：“别的刊物编辑在家里等稿上门，但我们的编辑出差制度从一开始就有了，而且，我们要求所有编辑都要出差，每个编辑每月出差至少一次，10天时间，不允许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要抓独家，必须到现场、一线去找，这些是通过打电话没法获得的。”

　　找不到新题材、新作者是痛苦的。一次，编辑部主任关前(现任副总经理)到北京出差为编辑们找题材、找作者探路。关前到北京后，用了3天跑报社、出版社，却没有发现一个合适的作者和题材。正当在招待所垂头丧气之时，突然有人给他推荐某出版社的一个有些名气的作家。关前喜出望外，第二天约作家见面，那位作家又叫来一帮朋友，他自掏腰包请客，不会喝酒的他“舍命陪君子”，喝了一杯又一杯。那位作家终被感动，凌晨3点多钟带着他到办公室，说要送他一篇大稿。然而，这篇几万字的稿件与《知音》风格大相径庭，使他哭笑不得，醉意和过度疲劳使他出门就摔倒在马路边。好在那位作家在酒桌上提到了另一位出版社的编辑，他第二天接着去找，没想到，这是一位很合《知音》风格的作者，当即谈定一个颇新的题材。后来这位作者不仅给《知音》写过多篇稿件，还介绍了不少京城作者。这种做法用雷一大的话说就是：“我们是没有任何垄断资源优势的企业，靠的都是自己百倍的努力。”

　　《知音》每期的十八九个纪实故事，几乎篇篇都有媒体转载，都有媒体跟进报道，它是当今中国媒体转载最多、跟进报道最多、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剧本最多的杂志，这就是“有影响力”。为了改变典型报道大而空、远离平民生活、读者反感的局面，胡勋璧曾用一个春节的时间到湖北宜城一个农家采访，那个地方不通公共汽车，他就搭乘拖拉机去，写出了励志长篇《一个单身女子的奋斗史》；雷一大深入鄂西五峰大山，在遭遇大雾封山的日子里，采写出体现人情美的故事《大山里，那户人家那种真情》，他们的作品为编辑记者提供了范例。

　　为了提高影响力，胡勋璧、雷一大一篇一篇地抠，一期一期地抓，不照顾关系，不照顾名人，在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知音》上半月刊执行主编陈昕记得，几年前胡勋璧曾生病住院，编辑们把稿子送到病房。胡勋璧坐在病床上听编辑们读稿，一篇稿子听完，湿透了三条擦汗的毛巾。

　　铁面无私的法务部和充满赞誉的读者反馈

　　“《老总幼子溺死之谜：那曾经的“小三妈妈”在颤栗》一文，经核，汕尾市电视台、汕尾市检方均表示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作者最后承认是将不相关联的两案合编成此稿。此稿作为假稿撤下。按规定，对责任编辑处罚1000元，执行主编得知是假稿时积极主动撤稿，连带处罚300元。”

　　“《“灰姑娘”说救命要紧，那72小时火速捐髓》一文，经核，文中提到的医院表示没有出现此病例。此稿作为假稿撤下。按规定，对组稿编辑处罚1000元，执行主编得知是假稿时积极主动撤稿，连带处罚300元。”

　　“《冰上飞人突破女性运动极限：父爱与37秒速度齐飞》一文，法务部核实时，主人公父亲对文章中很多情节不认可，明确提出不要发表。此稿撤下。决定对编辑处罚500元(其中综合版编辑承担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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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核稿通报，每期必发。

　　在知音集团，法务部是一个特殊而关键的部门，发现稿件有问题可以向总编建议撤稿或换稿。“核查一篇稿件的真实性一般需要半天，有些核查难度大的稿件需要两三天，甚至一个星期。”《知音》杂志社法务部主任喻修顺告诉记者，有些作者为规避核查，故意将自己亲友的电话提供给编辑，说这是采访对象的电话。因此，有时要核清稿件内容的真实性时，除了通过作者提供的联系电话核实外，核查人员往往还需要从其他渠道去验证。因此，他们的核查笔记本的每一页都是写得满满的，上面记录着各种当事人的联系电话和查证的内容。

　　按照编辑部的要求，给《知音》写稿的作者，寄发稿件时必须提供能够佐证其真实性的材料。而在案例报道中，刑事判决书是很重要的证明材料要件。一般来说，有了判决书，就基本可以判断此稿所报道的案件确有其事。但在实际核稿中，法务部副主任陈霜青和同事却发现，有的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稿件真实，不惜提供虚假的判决书。有的在复印、传真时做手脚，文头、文尾是真，正文却偷梁换柱；有的甚至是作者或作者联合某些部门炮制出来的。

　　一般编辑可能难以发现其中的奥妙，而大多毕业于法律专业的法务部工作人员通过核对判决书的编号、格式、落款、印章等细节，就可以发现造假的蛛丝马迹。

　　法务部的严谨为知音集团消除了很多诉讼的隐患。

　　2006年3月，曾担任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的尚军因涉嫌受贿被逮捕。不久后，《知音》收到一位作者的来稿，讲述了尚军以色谋权的故事。法务部看到原稿后，向作者进行核实。作者表示尚军以色谋权一事在当地早有传闻，并且向安徽省政法界的朋友了解了有关情况。

　　作者解释得头头是道，但法务部仔细阅读原稿后发现，稿件中有一些非常细的私生活描写。而要得到这些细节，除非作者在现场亲眼所见，或者采访了已经服刑的其他相关官员或是尚军本人，而这显然不太可能。最终这篇本可以广受关注的稿子被撤。

　　没想到这名作者不死心，将稿子转投给另一家杂志，成功刊登。之后，正在服刑的尚军起诉该杂志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索赔32万元，最终法院判决，这家杂志社书面道歉并赔偿6万元精神损害慰问金。

　　1999年从武汉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至今，陈霜青已经在《知音》法务部工作了13年。亲自参与核实稿件的经历让她可以肯定地说：“《知音》在稿件真实性核查方面，十分重视，绝不含糊，目的是坚决杜绝假稿的发生。”

　　正因为知音人上下一致，狠抓真实性，严肃认真的负责态度，他们收到了许多这样的读者反馈：

　　——2011年第13期《季承再婚跨度40年，这桩忘年恋别有真情》发表后，主人公季承深情地对《知音》编辑说，“很多媒体联系采访我，只有《知音》的编辑和作者态度最诚恳、最认真，你们不像有些媒体从炒作、起哄、看热闹的角度去报道，而是从人性、人情的角度去挖掘，很真实、很有深度。《知音》是唯一一家发表时让我审阅的媒体，你们对工作如此负责，确实让我感动。”

　　——今年第13期《中科院无臂女硕士：多美的一只灵雀子》的报道，反映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无臂女硕士研究生李智华的传奇故事。文章发表后，李智华给《知音》写信说，“我的故事，原也有媒体报道过，但《知音》记者采访是最深入、最扎实的，报道也是最细腻、最感人的，因而反响也最大。”《西安晚报》一位记者打电话给该文编辑说：“李智华就在西安，我们也做过报道，但因为采访不深入，只反映了一些表象的东西，没有想到那些震撼人心的励志细节和她的爱情故事被你们《知音》挖到了，你们才是中宣部要求的走、转、改的典范。”

　　——刚刚出版的今年第20期有篇文章《女寝室105：一个父亲“躺”进来》，写四川乐山师范学院女大学生王玲带着因车祸成植物人的父亲上大学的动人故事。主人公王玲给《知音》编辑来电：“《知音》的文章是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可用十个字来评价：感人、深入、优美、细腻、细致。你们还把其他媒体将寝室门牌105号写成518号的错误纠正了过来，这是一个细微而重大的错误。试想，学院领导既然全力支持我带着父亲住进寝室，就不可能安排到那么高的五楼，我对你们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由衷钦佩。”

　　“尽量地贴近生活就是最大的创新”

　　“《好爸爸坏爸爸：3个同窗小朋友拷问恶魔》讲的是一个深爱孩子的父亲做起全职奶爸，表面上他是众人眼中的好爸爸，住着豪宅开着好车，还能时时陪伴在孩子身边。其实这位父亲炒股失败，又陷入网络赌博。出于嫉妒和心理失衡，他杀死了自己孩子培优班的两位同学……这就是当前新型社会关系下出现的新现象。”在《知音》工作了15年，陈昕眼中的《知音》一直紧跟时代，题材不断在创新。而创新来自现实，就是真实地反映生活。

　　不同时期，《知音》都有变化：刚刚创刊，人们关心的是怎么让自己活得更好，那是个人奋斗的时代，《知音》文章的重点是讲怎么创业，怎么读书的人生故事，让人看到希望；上个世纪90年代：两极分化，人性矛盾激烈，情感出轨、情感危机变得普遍，“二奶”现象受到广泛关注；而2000年后，“二奶”遭到唾弃，回归真情，回归家庭受到关注……

　　为保证稿件质量，《知音》明确反对只在网上找题材的做法，严控刊发网上题材的文章。而对于什么是“网上题材”规定的非常具体：凡在省级以上网站刊登过的新闻、且事件的主干及始末均有报道，均属不可编发的网上题材。只有当已发报道只是作为《知音》选题的背景，另有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内容，且文章很有分量才可以编发。即使达到以上条件，每期可编发的网上题材稿件也不能超过30%。雷一大提出，编辑在上报选题时，就要在网上搜索，如实说明此选题是否属于网上题材，如果属于网上题材，作者将选取什么新的角度，哪些主要内容和情节网上稿件中没有。如果网上已有大量报道，而在报送时没有更新的角度和内容，并没有说明属于网上题材，查出来要进行严肃处罚，造成在校对过程中撤稿的要加重惩罚。

　　雷一大表示，《知音》有六不发原则：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不发，单纯渲染暴力的不发，涉及性技巧的不发，可发可不发的不发，违背国家宣传纪律的不发，泄露国家机密的不发。每篇文章，包括反面题材，都力求让读者能够从中吸取人生的教训，学到法律知识，启迪人生。“纯粹展览罪恶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

　　对于反面题材，《知音》的做法是“反面题材正面做”。在编发每一篇反面题材的过程中，他们总是充分考虑其角度、立意和导向，讲究编辑技巧。不是照搬案例、事件，赤裸裸地展示残忍的杀戮、变态的情仇和人伦的丑陋，而是给人们提供深思、启迪、警示和引导，题材是反面的，而其传递的信息、彰显的价值却不能负面。有篇题为《富豪妻血洗逼宫之辱，杀手预警二奶不逃离》的报道，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鲁嵩岳看后感叹，一篇纪实报道如何做到既给人阅读快感，又发人深思，既有故事，又不失厚重，是当下通俗类读物的一个课题。该文就做到了可读性与思想性的统一，把思想性有机地融于故事之中，不是庸俗地迎合，而是代以引导性的阅读，这样文章就有了品位。曾经有作者写来一篇稿件，讲的是修自行车的单身老汉，因起了色心奸杀了前来修车的女客户，“这显然是一个偶然的犯罪事件，没有人生况味，只是纯粹展示罪恶。这样的稿子坚决不发！” 雷一大说。

　　在胡勋璧看来，一些人对所谓的“知音体”的认识，都是表面的东西。“真正的‘知音体’是我们对文章的高质量追求：充满鲜活的生活细节的采访，充满哲理的意境，通过平凡的人、平凡的故事揭露生活的真谛，并讲究表达的美感。人生的故事、经历有生命力，永葆青春，永不过时。生活是发展的，肯定有新的人物、故事出现，是无穷尽的。尽量地贴近生活就是最大的创新。”

　　对于《知音》的未来，胡勋璧寄予厚望，“质量到位了，月发行量可以超过1000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