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启明谈辞职:面对体制只能匍匐前进

3月23日，央视主持人邱启明在微博上怒斥制片人是傀儡，一时间引起广大网友及众多媒体的关注。最近他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谈及离职，他表示央视给了自己名和利，要摸着良心回报一些正的东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人，但面对体制不能硬碰硬，只能匍匐前进。

视尽职尽责为底线

邱启明对《24小时》前制片人的要求是，“不管《24小时》被上头如何牵制，你每天必须给我一条评论，否则我就在主播台上胡说八道。”王青雷的文字加上邱启明的诠释，就是那一时期《24小时》最具影响力的评论。

那时候，邱启明心里很平顺，“为了那个平台，我认为我做了应该做的选择”把八股式的导语变成自己的语言，聊天式的导语，还有，评论随时加，让观众觉得亲近。刚进《24小时》节目组的半年，他每天站在二楼拐角，一背就是一两个小时，消化，变成自己的语言。

直播台前没有提示器，面前的新闻纸上也只是简单的关键词。直播时的现挂是家常便饭，临时给出评论。但邱启明不敢说太长，怕说着说着就碰到“红线”，“瞬间会照顾到方方面面，一会儿想着上面的口径在哪，又想到‘红线’在哪，我会不会踩到地雷，考虑对面女主持会不会在那自己背稿子……无数干扰的东西。”干扰的对立面，是一个强大的团队，从制片人到主编，再到评论执笔，所有人都在考虑《24小时》如何出彩。

相比现在，邱启明那时不觉得压抑，就是因为每天都有一条评论，有时候还有好几条。“作为国家电视台，虽然是一个接近零点的节目，但如果连自己的声音都没有，是很可悲的事情。”

每次领奖，邱启明必定首先感谢CCTV，因为这个平台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接着感谢团队，他只是沾了出镜的光，其实自己很多时候是“团队的传声筒”。

4月1日，在《新周刊》“2011中国电视榜”颁奖现场，邱启明说：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把尽职尽责当成一个底线，这个社会没有不变好的理由。

很多人将所有事情归咎于体制，却忘记自己也是体制的一部分。连岳曾在博客中写道：“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邱启明也推崇这种智慧，像白岩松和柴静，“他们是有智慧的人，匍匐着，迂回着做成了很多事情”，相比之下，自己则像一介莽夫，直截了当，“却比只抱怨不做好很多。”

白岩松也希望媒体不要出于特别角度把邱启明推向岗位的对立面。“我希望我的电视同行，最好是通过节目成为关注点，而不是节目以外的事情。启明可以学学岩松老大哥，去年我多次被辞职被自杀，最后我都‘厚着脸皮’，既没辞职也没自杀。守土有责，我们做的事情有比恩怨情感更大的目标。”

不开心，那我走

邱启明的妻子李菡是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出身的正统派，两人讨论起专业话题时，两三句就戛然而止，“你觉得所有电视屏幕播出来的，都是你们学院出来的字正腔圆型的，就好吗？就认为我经常在《24小时》动不动就出错的人差吗？”

“单以专业角度讲，我非常尊重赵忠祥老师、罗京老师、李瑞英老师。但在今天这个信息万变的新闻平台，真的不能再以吐字如珍珠落玉盘一样去打拼。”

邱启明觉得自己不按赵忠祥、李瑞英的播音腔走，就是差异竞争。偶尔口误，也是差异竞争。“因为我也是一个观众。我喜欢什么样的主播，就会引领着我朝着谁的方向走。”

刚出道时，他会因为紧张犯低级错误。在地方台主持一场大型活动的开幕式时，台上坐着市委书记、市长，他紧张：“闭幕式到此结束！”20年过后，他笑自己：“我为什么要紧张？应该让他紧张，应该让台下所有的人紧张，因为话筒在我手里。”

邱启明自豪于自己现在的敢讲，诸如渤海湾漏油事件、哈尔滨强拆、同性恋话题，《24小时》都有独到的评论。

讲得不开心，就选择离开。从南京台离开后，他与李菡来到东方卫视，用办公室里一张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录制了一档10分钟的新闻谈话类节目。台里领导看过后，让他们补妆重录，“请你俩开条件吧。”

每天晚间10点钟开始工作，睡三四个小时，4点钟起床，准备早间节目。所有的评论，两个人的对话，完全脱稿。11个主持人之间，邱启明和李菡作为总主持，要将前后串联得严丝合缝，“那时候，幕后团队与主播是隔离的，非常不科学”，但对于两个到新平台想做好新闻的人来说，恰恰是个绝好的机会，因为没人愿意做面对黑夜多过白昼的早间节目。

2008年，CCTV借调邱启明在上海主持一档欢乐过大年节目，赵普接通他连线后，对面沉着回应：“赵晋，你好！”信息接收错误没有影响到央视台长焦利对邱启明的喜爱。

偷偷从东方卫视跑到北京试了3天镜，第四天被通知“就是你”，第五天飞回上海辞职，第七天，他已经坐在CCTV主播台。

到央视后，邱启明的要求就是不做任何黄金时间档的节目，“我就不相信11点做不出一个好节目来。”

作为喝三沟一河（洋河大曲、双沟酒、汤沟酒、高沟酒）长大的人，邱启明好酒，他的朋友首先是酒友。酒桌上的他更激烈酒精让他释放了更多在主播台上无法发泄的愤怒。不过，在主播台上，他不能爆粗口，底线早就拿捏好，在没有掌握更多信息的前提下，不可以责怪更多的单位和部门。但如果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就一定要发出这档节目的主观声音。

耳机里，导播总是提醒：“启明，还有15秒，10秒。”但这往往是无用的。当他说到兴起，导播编辑们就在后台算超出时长，重新剪辑接下来的新闻，“我在这个平台上，类似的事情太多，他们会说，启明老师，我们时间紧张，导语稍微简单一点，评论尽量不要再说了。讲得精彩还好，讲不好那不是废话吗？还浪费了两条片子，有时候，这也是自己的压力。更多是给他们后期带来很大麻烦，对于团队这两年半对我的容忍，真的挺感谢。”

“哈尔滨强拆，我讲了近三分钟，后面的人连删几条新闻。既然我的组织能播出这条新闻，我就借助一切机会，狠狠地骂一下，官商勾结、利益勾结、枉顾民生。”

对话

记者：你在微博上“发飙”，让很多人将你的愤怒归咎于央视平台。

邱启明：当普通民众认为我们属于利益平台的前提下，我应该做点什么？就是要对这个平台负责，真的不能乱说话，不该丢失了肩膀上的职业担当和社会道义，让观众知道，作为国家媒体，CCTV是可以在一些事情上发出声音的。也许别人不懂，说我在给这个平台惹事，但再过几年，十几年，所有人都会知道，我是在为它争脸。

记者：很多人直接将矛头指向CCTV。

邱启明：我曾经有一个不合适的论断：一个人，有吃饭的地方，也有拉屎的地方。请理性看待一个平台。国内媒体确实有很多自我阉割的行为。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从维护党的声誉，维护政府名声角度来讲，就应该去为它做事。至于怎么做，是智慧问题。

记者：在《24小时》，你的空间大吗？

邱启明：节目组的人都知道我的性格，在一些重要评论或者活动时，他们会善意地提醒，“启明同志这方面稍微把个关”，这更多的是对我的一种爱护，但我没有接到任何说“你今天不可以这样”，不然的话，我早就反感了。

记者：但你心里是有根“红线”的。

邱启明：除非你真的不想在规则内混，或者说有可能会牺牲更多的东西，那（触碰红线）叫革命，我这个叫改良；那个叫翻天覆地，我这个缓步推进、循序渐进。

做新闻20年，我敢说自己是一个有社会担当、有职业情操的人，但有时候去硬碰硬，真的不行。我曾经很困惑一个问题：每一个人都不去做，每一个人都把责任推给体制，我们的明天究竟在哪里？一个没有监督的社会，该是多么恐怖的一个社会。原新闻评论部负责人告诉我：不要着急，其实你的周围有许多人在匍匐前进。

匍匐意味着腰不会弯，头也不会低，整个人躺在地上，一步一步地往前爬。后来我理解为“毫厘主义”。我们哪怕一毫一厘地往前走，也得走，千万不要止步不前，止步不前就是倒退。这个时候需要一些措施和智慧。

记者：你的智慧体现在《24小时》里吗？

邱启明：我是莽夫。当年的CCTV，尤其是孙玉胜那10年，真让人兴奋，敬一丹、白岩松、崔永元、柴静，这些人真的值得尊重，他们有更高的智慧，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去做更大的事。但我则是“别绕了，咱直接点吧”，我有一个非常单纯、幼稚的想法：每个人都不绕，这社会就好了。但不可能。我也无比崇敬这些迂回、匍匐、争取毫厘最终还能干成大事的人，但我能力不够，索性就不绕了。

记者：新闻评论部是CCTV转变的中间力量吗？

邱启明：换个角度，看这十几年的迂回、匍匐到底为CCTV做了什么、作用几何？看看我们的《每周质量报告》就知道了，我在微博里说了：接到举报、派出记者、长期潜伏、捕获证据、编辑成篇、顶住压力、坚定播出。

白岩松把所有的官全辞了，在自己的平台上做事，他图什么？在中国的评论舞台上，尤其是在影响力巨大的CCTV这个平台上，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而且说得让你心服口服，最重要的是他还不湿鞋。我和他差太远。

记者：难道是差在“湿鞋”上？

邱启明：我也没湿鞋。我的底线非常清楚：不反党、不反政府、不三俗。我如果“五毛”的话，可以跟所有人讲“我爱死这个党，六十几年无战争，我爱死这个政府，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我还敢更多地说出问题：有五千多万留守儿童、医保社保、民众的幸福感、食品安全、教育制度。你能说我提出这些问题就是不爱它吗？我恰恰是希望它越来越好。

我永远不跟风，不做墙头草。我的精神领袖是陈少敏（1968年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唯一一位不举手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人），独立思想、独立作为、爱土地、爱国家，在太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她坚信自己的信念。

我们现在最大的毛病就是随风倒，太严重、太可怕了。这种病祸国殃民。怎么办？邱启明敢站出来吗？NO，NO。我得先看清楚界限在哪，但我绝不会原地不动，更不可能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