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许可不应被滥用

 不知自何时起，我们的绰号多了。诸如“山寨国”、“拆那国”之类的，听了有点别扭。绰号多含有贬义，若非特殊癖好，相信没谁愿意顶着绰号逛街。个人这样，国家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创新不足，模仿的尽头蛮大。受害者视中国为“山寨大国”，我们该洗心革面，还是无视世界舆论，我行我素，看我们自己的选择了。

 3月31日，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草案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可不通过原作者同意进行翻唱”引发质疑。按照新的规定，即使权利人未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组织也可代表权利人行使权利。使用者只要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报酬，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日报》4月5日报道）

 音乐作品所有人创作的东西，面世三个月后，自己若失去了对作品的控制权，和发射到太空的卫星，地面指挥中心指挥失灵，太空秩序将会乱成什么样子，不得而知。音乐作品和文字作品一样，属于智慧产品，其所有权通常属于著作权个人专有。如何支配，作者才是真正的老板，他们说了算。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将允许发行三个月的录音制品，任由第三方反常转录，只要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费用，就算合法，理由是属于法定许可之规定。法定许可是什么？这是中国著作权法独创的一个规定，是以保护信息自由流通为借口，变相剥夺著作权人个人作品使用权的规定。通俗点说，张三创作的作品，依法属于私产的范畴。但是，行政主管部门想干涉你的私产，怎么办？横空出世个“法定许可”条款，仿照当年的“土改”正常，强制性推行“文改”政策。名义上保留作者对作品的所有权，只是使用权给变相剥夺。著作权法说了，转载或其它使用者不用征求作者的意愿，无论他是否同意，只要你支付稿酬，就可以用了。这样的创举是否科学，值得商榷。著作权法颁行几十年的实践表明，法定许可最大的受益者是盗版者，作者基本上“被雷锋”。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艰难，除了难在执法，恐怕还与立法的先天缺陷有关。

 法定许可，本来是针对新闻作品的。在我们的著作权立法者看来，如果一家媒体报道的东西，不允许其他媒体转载，或者必须征得原发媒体及其作者同意，受害的公众。法定许可，从经济上保护了原发媒体及其作者的利益，也照顾了公众的知情权，按照该是双赢。结果呢，原创的东西变作嗟来之食，转载变成了免费的午餐。媒体的著作权受到损害，同时也养成了侵权的恶习。至于公众的知情权是否因法定许可得到保护，相信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音乐作品和新闻作品不同，它没有时效性，著作权保护作者的作品，不至于损害公众的著作权，更不会损害新闻自由。搬出法定许可这个“家法”，除了损害音乐人的版权，挫伤他们的创作积极性，给懒人翻唱提供便利外，最大的受益者想必就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了。在中国，谁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所有者？肯定是各级版权管理部门了。这些机构坐门收费，只要给他们交了费用，甭管谁的作品，我们尽可以演绎和翻唱。即便著作权集体管理部门肯于主动联系音乐作品所有人，给他们送去费用，必定收费部门要扣去不菲的手续费。在我记忆里，管理部门提取版权费用大约是30%。也就是说，我们100元的稿费，经过著作权集体管理部门的手代收，三成的收入就归他们所有了。全国的音乐商业机构倘若都这样做，最富的不是辛辛苦苦写词谱曲演唱，而是坐收渔利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也难怪，部门立法，不优先照顾自己的利益，难道会照顾作者的权益？.

 网上对这个法律条款的修订，反对声一片。国家版权局能闻过即改吗？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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