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欲离开央视称压力大很多看不惯

　　崔永元艰难选择

　　今年两会前夕，媒体突然爆料，崔永元要去做一个口述历史研究者，可能调离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深受观众欢迎、知名度很高的主持人，他为什么要离开？

　　也许人们还记得，10年前，崔永元突然离开了央视重要栏目《实话实说》，之后人们才知道，他患了重度抑郁症。虽一年后康复并新创了《小崔说事》和《电影传奇》等栏目，但崔永元的辉煌时代似乎渐行渐远。外界也传他在央视越来越边缘化了，因为在央视男主持人中，与他同时代的水均益、白岩松等人，个个似乎都还干得风生水起。

　　过了今年2月20日，崔永元的人生就翻开第五十岁的日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对外界的猜测和传言不屑一顾，对自己的人生抉择，他谈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兴趣。

　　压力大，精力不济，看不惯的特别多

　　“我到了最难的时候”

　　本刊记者 刘畅

　　从1996年3月起，中央电视台推出一档全新的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节目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主持人：他长相“有些困难”，说话也难字正腔圆，随意得“如邻居大妈的儿子”，但就是这个两眼一眯、嘴角一弯、微微露出点“坏笑”的男人，倾倒了无数观众。大家给主持人崔永元起了个亲切的称呼——“小崔”。崔永元的出现，让中国人对节目主持人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

　　2012年3月2日下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家餐厅里，专访了崔永元。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正忙着为两会准备提案，或许是工作太累，他显得很憔悴。

　　崔永元确实很平民，和他交流没有任何的距离感，无论记者提怎样的问题，无论问得是否有水准，他都非常认真地一一作答。

　　“您想喝点什么？”记者问。“都行，只要能睡着觉的。”崔永元的一句话，让记者想起了他的老毛病，但还是先岔开了话题。

　　如今，“小崔”已变成了“老崔”，但有一点始终没变，他还是那样的言语犀利、敢说真话。

　　迷上了口述历史

　　近几年，大家知道崔永元主持了很多栏目，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只是他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他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寂寞”的口述历史的资料整理中。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和时间赛跑，否则耽误一天，历史上就少了一个或几个历史见证人。

　　这件事，要从2001年说起。那年崔永元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看到人家有口述历史资料库，据说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很快，工作人员就调出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30分钟，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这段视频，给崔永元很大的刺激。

　　“我很惊讶，日本有海量的口述历史材料，而且很多和中国有关。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历史素材就特别少，想编个片子，什么都缺。我开始很希望台里也能建这么一个，可能是我表述得不清楚吧，大家似乎不知道我想建个什么，也没有人理。”于是，从2002年开始，崔永元就扎进历史堆里，出不来了。他组建了记者团队，采访了电影、音乐、战争、外交、知青、民营企业等六大类，共计4000人的口述历史，先后开办了《电影传奇》栏目，制作了《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一系列专题片。每每谈起那些老兵，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我的抗战》中有一集讲3对恋人的故事。其中一对，很像《潜伏》里的余则成和翠平，但不管怎么样，翠平后来还生了个孩子，余则成也有可能和妻子重聚。可现实生活没有那么戏剧化，没有那么完美，很多人奉献就奉献了，失去就失去了，他们可能一辈子什么都得不到。我也曾请一位老兵来做客，当人们知道他的经历后拼命鼓掌，老人热泪盈眶，我也是。因为我在想，他这辈子接受的掌声可能还不如我一天接受的多，这就是现实。我们用任何发自内心的方式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都不为过。”

　　崔永元有时也会想，2002年时自己为什么会患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可能大家会说以前我在电视上很光鲜，做口述历史成为了幕后者，会很孤独。其实做起来就知道，这件事意义更大。”

　　寂寞在于找不到知音

　　在北京怀柔区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有一处不起眼但很幽静的三层楼。里面藏有4000位老人讲述的共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 电影传奇馆。该建筑是他的好朋友、地产大亨冯仑免费提供的。崔永元说，他曾试图说服政府部门或其他有钱的机构来参与做这件事，“可是光试着说服他们就用了两年时间，还没结果。有这工夫，几百个人都采访到了，我干脆就自己来吧。”于是，从没开口向别人要过一分钱的崔永元，厚着脸皮为这事找钱。

　　崔永元成立了一个公司，不花国家一分钱。他认为，拿节目本身去敛财是不高明的手段，他甚至拒绝借助自己在央视的播出平台，为他正在进行的“口述历史”系列纪录片筹集资金，他认为这样太功利。

　　但是，对那些投钱给他的人，崔永元说一时给不了回报。“因为口述历史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并不是为了播出。也许要等到100年以后，才会有人认识到这些资料的价值。”

　　2012年2月27日，媒体刊出消息，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并举行签约仪式。据了解，中国传媒大学将提供一座约8000平米的独立大楼，用于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而口述历史博物馆，将会把崔永元十年来收集到的所有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除了保存、归类整理及永久传承之外，还将面向中国传媒大学全校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或个人免费开放。

　　环球人物杂志：您现在每天都在忙什么？

　　崔永元：忙的都是和口述历史有关的，因为现在我有5个采访组在外面跑，每个月要拿回来200个小时的素材，我们要把这些素材进行分类，要速记、校对、录库，然后找出它的检索方式，做数据化复制……实际上相当于做一个网络图书馆，很庞大的工程。我们要把所有拍的东西录入，以后你打一个关键词，就能检索到相应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包括历史图片、图书等等。我们的口述历史素材，都是自己直接去采访的。我们的口号叫“和时间赛跑”，后来发现跑不过，这些人去世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采录的速度。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我就决定专心致志做这个事。

　　环球人物杂志：做主持人不好吗？

　　崔永元：不是说做主持人不好，可能我到了这个年龄，精力不够了，18岁的时候，你同时干3件事都干得了，现在不行，常常做事情有应付的感觉，这让我觉得很不好。做幕后的研究工作是我的理想，我也做了10年。我不想这么分着心干，也不能糊弄观众，我们有400多个优秀的电视主持人，有深度的也有200多个，但做口述历史的很少，比较冷门。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不是对做节目太追求完美了，才对自己不满意？

　　崔永元：我其实是看不惯我们做的某些东西，可能开始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没看出什么破绽，觉得挺好的，但当有一天你发现它有破绽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好。比如一期片子做完了，还没有播出，就知道它破绽在哪儿，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能播，这个状态其实让人挺不痛快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做主持人或者传媒人没有归宿感吗？

　　崔永元：首先我没觉得这个行当跟其它的行当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次我说去专心做历史，大家突然这么关注，我觉得挺奇怪的。难道你们把工作都分成了三六九等？难道在大学里当老师比在央视当主持人能低八等？否则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环球人物杂志：或许大家更关注您是否对电视这个行业感到失望？

　　崔永元：这肯定是有，但是它不是导致我想离开的原因。你以为大学我就能看得上？那里面的学术腐败什么的更厉害。但是你也得想明白，你是去干什么？你是跟他们玩这个去？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我是到那儿做口述历史研究，所以我只关心这件事。那么你的学术腐败也好，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潜规则也好，别粘上我，我不跟你们在这个系统里玩。但是你也别当着我就玩，我看到了肯定是要说话的，就是如此。

　　环球人物杂志：研究中心的场馆这么大，有其他人投资吗？

　　崔永元：没有，全都是无偿的，都是中国传媒大学免费提供的。

　　环球人物杂志：没有什么幕后集团之类的？

　　崔永元：没有。像冯仑、柳传志、周晓光、刘会等人，都是我们强有力的赞助支持者，但是基本上都是白给钱，没有回报。做历史工作者很寂寞，不是表面的那种，今天有人约你吃饭，明天有人约你喝酒，多得你挡都挡不过来。我觉得那种寂寞是心灵深处的寂寞。寂寞得要死，就是找不到知音，不知道跟谁说，就是这种痛苦，但却有它长久的价值和生命力。

　　走过想成名混脸熟的日子

　　回想自己在央视的十几年，崔永元如今最留恋的，还是他刚刚进入央视评论部做《实话实说》的那段时光。他也曾虚荣过，对着镜子审视过自己。

　　崔永元说，是先有了《实话实说》栏目的这个团队，之后才有了他。而那个团队，对他影响非常深远。他如今仍记忆深刻，和一批北京文化圈里的著名学者，如杨东平、郑也夫、周孝正、陆建华、邝阳等，凑在北京西城区的绒线胡同的一个小院里，大家抽着烟，争执得昏天黑地，哪个对哪个不对，他就听着，“听得脑袋都大了，因为那是比较高级别的争论，经常听不懂”。等大家侃得差不多了，想起了身边的主持人崔永元。“好！这期节目就行了吧？明白了吧？”他往往还是一头雾水，“怎么就行了？”“不明白啊？”他忘不了郑也夫那个无奈的动作，“拿来一张小纸片，咬着一截特别短的小铅笔头，边想边写，然后说这是一个什么观点，有什么依据，再给我一堆书，让我拿回家看”。

　　崔永元觉得，那个时候就很痛苦，因为看不懂，也听不太明白。他坦言，干《实话实说》以后，天天绷在心里的念头都是“知耻而后勇”。更苦的是，到演播室的嘉宾都才华横溢，不要说对话，能听懂对方说什么就不易，毕竟隔行如隔山。“我向毛主席保证，干上《实话实说》以后，我就没怎么骄傲过。再看看我的同行，敬一丹是硕士，方宏进专攻经济管理，水均益说外语不用动脑子。所以，从新闻系万金油科出来的我，真是一穷二白。”当年央视采用的是“放飞式管理方法”，让一只乳鸽与苍鹰并行翻飞，一争高低，不怕你不喊力不从心。2002年，崔永元患上了抑郁症。

　　环球人物杂志：那时候患上抑郁症，和做《实话实说》有关吗？

　　崔永元：开始评论部的氛围很自由，机会平台都给你，但是你能力达不到。那个团队强化了我很多东西，也教会了我很多。现在想起来，觉得这在电视圈里还是很珍贵的。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郑也夫问我节目做得怎么样，我说剪出来挺好看的。他大骂，什么叫剪出来好看？就应该现场就好看！因为有观众，我们要力求一开始就是真实的，感人的，有价值的。这句话，到现在都时刻鞭策着我。

　　环球人物杂志：后来看到评论，说您在节目中不爱笑了，坐在观众席里沉闷了。为什么？

　　崔永元：我们最初的节目形式是话题辩论，但很快不让做了，变成让受访者讲自己的故事。我喜欢鼓励受访者，让他们有倾诉欲，喜欢表达，把心里话都说给你，这个我会做，对我倒是没什么压力。可是，做的时间长了，受的限制比较多，很多话题都不能谈，选题范围越来越小，那个时候内心挺苦的。最后感觉，可能除了婆媳关系，什么都不能谈。记得当时纳米技术特别风行，动不动就纳米，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辩论的节目，嘉宾是中科院和北京大学的，题目是“纳米不是大米”，但这个节目没让播。我到现在还没想通这个事，我觉得如果国家定了一个产业政策，在电视台播一下这个产业政策就歇菜了，这是什么政策？实际上是相关的人不愿意担这个责任。类似这样的事，出现得特别多，这是我不喜欢的，有些沮丧。

　　环球人物杂志：离开《实话实说》，主要就是因为生病？

　　崔永元：其实当年离开的原因，应该说99%就是生病。你们可能不太了解抑郁症。抑郁症很痛苦的，基本上生活都没办法自理，更不要说做节目什么的了。当然，很多人愿意把它描述成工作压力或者说条件不宽松什么的，但你想想，我1985年就开始做新闻，到做主持人时也已经做了11年新闻记者了，形式都差不多，也不至于因为一个节目就抑郁。这个病是遗传，赶上了，得病的时候万念俱灰，活都不想活了，更没有心思去做节目什么的了。

　　在电视台没有敌人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抗战时期，在美国工作的胡适曾用这句话来描述自己的状况。几十年后的今天，崔永元又用这句话来自勉。虽有酸楚之味，亦不乏激情之志。

　　2003年，病情好转的崔永元又新创了节目《小崔说事》，但并未让人们感到太大的惊喜。外界开始传言崔永元与央视有矛盾，比如因为节目收视率低而被排斥等等，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媒体制造的八卦。崔永元说他痛恨“公共电视”走向“庸俗化”，他拒绝拿自己的节目跟选秀节目比收视率。“我也不用谦虚，《小崔说事》不怎么样，也没发现比它好的谈话节目，谈话节目整体都比较落魄。”当庸俗成为主流的时候，高雅便成了牺牲品。

　　也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龄，崔永元说自己想的事情不一样了，不再追求什么高出镜率、在多高的阶层显摆，“对那玩意儿没有兴趣了，到了这个岁数，再加上我做口述历史，我接触的都是这些人，喜怒哀乐见太多了，淡了”。

　　环球人物杂志：外界各种传言，说您要从央视辞职，究竟怎么回事？

　　崔永元：谢谢大家的关心，这件事儿不用没完没了地说。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自己在中央电视台合群吗？

　　崔永元：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我，但我觉得他们都对我挺好的，我病的这几年，领导对我也算很照顾了。从传达室阿姨，到给我剪头发的小刘师傅，每个人都对我特别好。我在电视台没有什么敌人，这也是挺让我自豪的事，虽然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经常发脾气，但他们都习惯了。我总结自己最大的优点，可能是我从来没为自己争过什么，我不会找台长说为什么十佳主持人没有我，为什么这个奖章不给我，为什么工资不是我最多。我找领导从来都是谈业务，谈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认可我的地方。当然，领导会希望用我的影响力，做一些时尚点的节目，有点效益，我要是台长也会这么想。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您在央视正被边缘化，您自己觉得呢？

　　崔永元：“边缘化”的问题，早都跟我没关系了，我那个时段早都过去了。当我跟4000个80岁以上的老人打过交道之后，谁会跟你算那个呢？现在随便到我的磁带库里拿出一盘磁带，随便抽出一个采访笔录看看，那里面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根本不是我们这代人能经历的。接触这些以后，我对名誉地位就看得特别淡了。你不争风吃醋，你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边缘化”这个词，你自己的事情都忙不完。

　　环球人物杂志：做了十几年电视人，对这个行业没有任何留恋？

　　崔永元：从事一个熟练工种时间长了，没什么挑战，这也是我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小崔说事》，就还是一档谈话节目，跟《实话实说》也差不多，我经常觉得我采访一个人，提一个问题，我都能想起来1996年我怎么提过这个问题，开一个玩笑也能想起来1997年我怎么开过这个玩笑。就是这样重复、机械的劳动，如果我还要每天忙到天亮去准备，那我是不是太矫情了？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被很多同行，包括您的同事看作是坚持自由思想与社会责任的“标杆”，这种坚守很难吗？

　　崔永元：很难。但你要是从小到大都这样，它就成了你骨子里的东西，可能就不需要你去“守”了，需要的是你“变”。但是你又变不了，永远是这么一个人，直来直去的。这也和我的家庭教育有关，我父亲其实有好多奖章、军功章什么的，他自己从没拿出来跟我们显摆过一次，就在家里的箱子里锁着。我父亲就是个非常平淡、非常平静的人，特别善良。

　　环球人物杂志：到了这个年龄，您觉得自己过得轻松吗？

　　崔永元：因为我不知道后面还能走多长，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最难的时候。难在你现在看不惯的特别多，但是你现在有能力改变的特别少，你改变不了。每天还得花很多的精力把握住自己，要不然自己也变了，自己也会变得让你不喜欢，这就会占据你好多精力，导致你做事的能力和效率越来越低。我现在有种紧迫感，“老了、老了”，这个念头总在脑子里出现。我记得我二三十岁的时候，特别爱挺胸抬头，现在都条件反射地想哈着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