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老师讲座内容

为建设公民社会而表达

主讲嘉宾：《南方周末》高级编辑 鄢烈山

时    间：2009年4月23日（星期四） 14：30－17：00

地    点：暨南大学新教学大楼112

主 持 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系主任 张晋升教授

主持人：我们暨大南方准记者训练营的讲座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资深评论家鄢烈山老师。鄢老师，很多同学都看过他的评论。鄢烈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杂文家，时评家。1986年入新闻界，迄今已出版《冷门话题》、《中国的个案》、《鄢烈山时事评论》、《早春的感动》等个人作品集18种，主编有《中国杂文年选》等文集多种。
    1996年-2001年4月用本名或笔名为《南方周末》撰写时评专栏文章，得风气之先，在读者中受到广泛好评；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杂文选集《一个人的经典》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鄢老师来，他演讲的题目是《为建设公民社会而表达》。

（掌声）

鄢烈山：我讲的“为建公民社会而表达”，这里所说的“表达”即广义的“言论自由”里的“言论”，这个概念的外延比“写作”要宽泛得多。“表达”包括很多种方式，游行示威请愿都是公民“表达”的方式，民工讨薪的所谓“跳楼秀”其实也是一种诉求的表达方式。我写杂文，写时评，这种写作与发表只是“表达”的一种。

今天我的演讲分为三部分，围绕三个关键词来讲，即：公民，公民社会，公民写作。

第一部分就讲自我定位，公民的概念，什么叫公民；第二部分就讲奋斗目标，建设公民社会；再一个就是公民写作，在这个写作中我们所应该体现的素养，我们应具有的底蕴、风格这些方面的东西。我讲多少算多少，可能话说起来就比较多，比较散。因为我是一个写杂文的，用中国人民大学马少华老师的话说，写杂文的常用联想类比，而不像写纯正的评论只用逻辑，层层递进地分析。大概早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几个青年文友要出版一套杂文丛书，让我写序。我就写了一篇《公民写作：杂文新概念》做序言，后来发表在报刊上，而丛书最终没出成。我谈的这个“新概念”受到一些人激烈的批评，说这是扼杀杂文。但现在人们用“公民写作”这个概念来表达是相当普遍的。

            一  自我定位：公民

那么，“公民”是什么呢？我认为要从三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这个定位是一个主体性自我定位，是讲公民应有的主体意识；第二个是权利意识；第三个是公益意识。做一个好的公民要有这三种意识。

什么是主体意识呢？就是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这才是一个公民，这点非常重要。作为一个写作者、新闻记者，甚至任一个行业的人，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思考的这种品质，你就不是一个现代公民。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相对应的：奴才意识，顺民意识，还有草民意识，刁民意识，总之他不是一个公民，没有公民意识。这个“公民”是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的。我刚刚看过一本研究马克思义的书，这本书上引了马克思的话，是关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是人民出版社1961版马恩全集第4卷第218页：“对不希望把自己当作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重要。”这应该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东西。

第二，公民应该要有很强的权利意识，即认识到自己的公民权利。那么我们把它说细一点，把它对应起来讲，和这个权利意识相对应的是义务本位。在我们中国这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它强调的是国民的义务，没有权利。我一年交税交了2万、3万，可是我的权利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这钱用到哪里去了，他拿去干什么都可以不告诉我。我觉得这样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而是一个只会交粮纳赋的臣民。

第三，公民应该有很强的权利意识，而公益意识也很重要。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恩选集第二卷）里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同时，权利与义务应该是对称的，所以，我们对这个社会要有责任感，有奉献精神，有公益意识，或者说公共意识。这点我们也是要强调的。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当年在大学本科后干什么去了呢？他是去搞社区服务的，他社区服务的年薪是1.3万美元，这在美国刚够吃够住；在做了三年社区服务后，又去读了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毕业后又去了公民服务中心。美国人从小就有很强的公益意识，我们年年在讲“学雷锋”，很多是唱高调，但人家是扎扎实实的。

上述三种意识是相互关联的。与“公民”意识相反的是国家本位、官本位（吴思叫“官家主义”），义务本位与极端个人主义等等。“国家本位”，它是对个人权利的一种忽视，甚至扼杀。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至上，而不是强调个人权利。我们现在的很多强拆强迁，都是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名义来践踏人权、践踏公民的个人权益。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据说是美国总统肯尼迪所说的：“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这个很像我们当年的那种宣传。其实这不是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它的主流价值观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是“个人主义”，是维护个人权利。因为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是为它的国民谋利益的。

而对我们这些写作者来讲，我们的权利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权利应该是监督政府，批评政府。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和黄炎培“窑洞对”时就讲了人民监督政府的重要意义。这几年温家宝总理一再重复这个观点。温之前，朱镕基做总理时给央视《焦点访谈》节目组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也包含监督政府的意思。我最近“方便”时重读了一下《论语》。《论语》绝对不是于丹讲的那一套什么从容呀，淡定呀，她宣讲的是她自己想推销的心灵鸡汤，是为了宣传，配合央视讲和谐社会。真实的孔子是对这个社会有着强烈的不满，要改造社会，是一个入世精神很强的孔子。读读《论语》可知，孔子他是对鲁国国内非常失望，所以他要周游列国，找能用他的地方；到处找找不到，他说我要到“乘桴浮于海”，到海外去。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对于他的学生们他也很不满。他说，颜回死了就再也没有一个“好学”的了。对这个世界的人性他也很不满，“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他对这个世界，对人性，对他的国家有一种强烈的不满，他要改造它们。他哪是什么从容呀，淡定呀？于丹是抓住孔子一两句话立论。曾点说我的愿望是：“暮春时节，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青少年，到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儿回来。”孔子喟然长叹道：“我赞成曾点的想法!”这只是一种向往，我也很向往。对于孔子，那是功成名就后的事，因为知道实现不了他才长叹一声。有大夫叛乱他都愿意去帮忙，弟子劝阻说他不能这么干，他说自己不愿做干匏子挂在墙上给人看，他随时准备用世。大家知道他抨击苛政猛于虎。所以说，这个孔子他是批判精神很强的，对社会有强烈不满的，要改造社会。我们来看《论语》第十一篇《先进》里边的一段话：“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意思是：这个颜回对我什么帮助也没有，他对我的话什么都赞同。孔子曾说他学生中最好的是颜回，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学；安贫乐道。好学，这是最重要的。还有两条也是很难做到的：一，不迁怒于人，错了就错了；二，“不二过”，即同样的错误不犯两次。这都很难做到，是很高的境界。但是他对老师没有批评，有不同意见不说，或者提不出质疑，没有独立思考，所以孔子不满地说：“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显然，那些一天到晚唱赞歌的，说您很英明很伟大的，按照孔子的标准，是对自己一点帮助也没有的无用之辈。

那么，我们怎么帮助政府呢？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写作者，就是要批评、监督政府。《论语》第十三篇里，定公问：一言而丧邦，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如果君主行的是善政而没有人违抗，那自然是好事；如果行的不是善政而没有人敢抗命，“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可见，在孔子看来，对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就应该批评他，监督他，这样才是真心地帮助他，真正地爱这个国家。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事，上海的两个女生，华东政法大学的，听完杨师群教授上课，她们含着泪对他说，你怎么能这样批评我们的政府呢？怎么能这样批评我们的传统文化呢？据说，还把杨老师告到了公安局。她们错了，建立政府不是用来让人民服从的，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是被爱戴歌颂的偶像，首先是我们批评监督的对象。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我们的重要职责就是监督政府、批评政府。对政府怎么看，我觉得有必要多说几句。“政府”这个概念，它本身和国家、政权、政党是不同的，和我们所说的民族更不同，“政府”是可以随时换马的。那个日本，自民党一党执政几十年，它的政府两三年、甚至一年换得很快。很多人“反政府”，是对你这个具体的政府行政班子不满，甚至不是对自民党不满。而且政府还有中央、地方的区别，这些年媒体揭露有许多地方政府确实够腐败的，一抓一窝贪官污吏，买官卖官使有的一个县的领导班子都烂掉了，这样的“政府”为什么不该反？政府不等于国家，因为国家机器除了行政的政府部门之外还有军队等别的机关，所以“反政府”不等于反国家。而当年我们反国民党政权，推翻这个政权不等于反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为什么不可以反对（批评）政府？这根本不是一个罪名。

我们知道，《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它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其中第二条讲，“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美国《独立宣言》讲得更加明确，它宣称“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承上文，指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天赋人权——鄢），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都是讲基本人权和公民权的。《人权宣言》、《独立宣言》有，是不是外国有的，我们就该有呢，那也不一定。我们中国古代也有相似的思想，且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多得很，复杂得很，诸子百家，单是儒家就非常明确地反对暴政。大家熟悉的孟子，他讲了“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寇。”你对我那么坏，我凭什么要死忠于你？《尚书》里也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之类的话。你有德，上天才会保佑你辅助你；你是无德昏君暴君呢，天命就不在你一边了，你的政权气数就要尽了，要被替天行道者推翻了。大画家徐悲鸿当年画了一幅《奚我后》,用典取自《尚书·仲虺之诰》：“奚我后，后来其苏。”其故事是描写夏桀暴虐，商汤带兵前去讨伐，人民殷切地期待商汤来解放自己，希望赶快推翻暴君。就像伊拉克大多数民众欢迎美军推翻萨达姆的统治。基本人权、公民权高于君权，人民的利益是至上的。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是暴君统治，就应该被推翻。

讲权利意识，我觉得美国的《独立宣言》表述得最好。它讲基本人权有很强的逻辑性，它讲的是“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层层递进。如果没有生命权，一切都谈不上，所以生命权是基础，是第一位的。（当年英国大宪章基本上只有两条，一条是生命权，国王没有权力随意逮捕人，另一条是财产权，未经国会批准国王不能征税。）第二是自由权，公安局动不动就能把你关起来，你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保障，还谈什么财产自由和其他自由？所有一切难以尽数列举的自由，都可以概括为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这个《独立宣言》逻辑性非常强。

法国大革命的旗帜“自由、平等、博爱”，与我上面讲的公民意识的三点是基本上一致的，只是顺序不一样：主体意识是什么，关键是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对应的是自由（权）；公益意识对应的是博爱，有爱心，“泛爱众”，奉献社会。这里着重说一下平等与公民的主体性的关系。社会的进步怎么评估？可以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递减来表达。原先我们讲的五个社会发展阶段：原始社会就不说了，奴隶社会是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一切由奴隶主来支配；封建社会，农民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但依附于土地，和农奴无多大差别；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可自由流动，选择雇主，但财产少的人不能自主创业，只能去受资本家剥削；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上是劳动者平等，“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总之，人对人的依附性递减。民主制怎么发展起来呢？“公民”这个词，在古希腊时指极少部分男人，城邦还有很多奴隶，他们根本就没有公民权、表达权、投票权，那都是男人的权利，是自由人的权利。然后到了古罗马，公民有选举权，有选举百夫长、千夫长、执政官、护民官的权利；还有分赃权，那些有公民权的人，就把罗马帝国从外面征服的土地、奴隶、财产分赃。现代社会，公民的选举制度里的平等权，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先是从少数男人身上，扩大到大部分成年男人，然后是全部的成年男人，然后，到上一个世纪，一些国家的妇女才拥有这个权利，受教育程度的限制，财富多少的限制，都逐渐取消了。所以，这个平等权利的实现，到现代社会也不过就是几十年的事。像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不论男女，不论财产多少，不论地位高低，人人都有投票的平等权利。我们中国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农民还没有与市民平等的选举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已承诺，农民（农村户口的公民）和市民的选举权要平等，即在人大里按同等的人口比例分配所选举的代表名额，至于人大代表如何真正代表选民的意志，那是另一个问题。

关于“公民”做个小结。我在《公民写作：杂文新概念》这篇文章中写道：“自我定位为‘公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公民在写作，就必须有自觉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宪法赋予‘我’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表达个人见解、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发言，‘我手写我心’，本是‘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我不比谁高尚，没有宣道传教者的优越感，并不想居高临下地教诲任何人；也不比谁高明，既不想做‘王者师’，也不想当启蒙塾师。我只是一个公民，是我所是，非我所非。……我不比谁卑贱，一不稀罕待诏金马门代‘圣上’拟旨的恩宠，二不想要‘文死谏’留名青史的虚荣，更不是出入廊庙供主子解闷的优伶或奉旨骂人的阉奴。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思我所见，言我所想。……我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反对派，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志趣；不愿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做‘合唱’队员，也不想存心搅局与谁过不去。我只是一个公民，自认为依法享有个人权利的自由人，眼里容不得砂子，心里憋不住疑问……”这也是我对公民权利的定位。

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关于个人权利，我们一定要牢牢树立这样一个观念：它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基础。19世纪法国有一个学者叫贡斯当，他讲过“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古代人的自由观，是讲共同体的利益而不重视个人自由；而现代人的自由观，它重视每一个体的个人利益。贡斯当说：“我再重复一遍，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如果以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来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挂钩，这样来说的话有些牵强附会，但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即尊重每一个人。强调“以人为本”就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动辄要求为了群体牺牲个人，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党宣言》讲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即全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这应该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两者统一的观念，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东西。

           二，奋斗目标：公民社会

现在我讲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公民社会。

什么叫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英语词典上解释civil，意义有“全民的,市民的,公民的,国民的,民间的，民事的,根据民法的,有礼貌的”等等。“公民社会”作为政治学概念，指实行民主宪政，政府权力与责任对应，公民权利有保障的比较理想的社会；与其相反的是，前现代社会、警察国家、官本位的等级制社会等等。作为历史学、社会学概念，“公民社会”又称“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又可称公权力（政府）与资本（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第三势力”，它活动在公权与私权，政府与个人之间；活动在企业主与劳动者个人，为有支付能力者服务的市场势力与消费者包括无能力的零消费者之间。它也是社会实现自我管理的自治组织，它不是征服性或管制性的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过《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呼吁深化民主改革，遏制腐败，放松新闻审查，并使全国人大更具代表性，其政改建议有一条即建立一个现代公民社会，使政治制度同高度发展的经济相适应。其实早在晚清时期，康有为（署名“明夷”）就写过《公民自治篇》，发表在新民丛报上。

我刚看了新一期的《南风窗》，和大家说一说。《南风窗》这一期讲到，艾未未，就是大诗人艾青的儿子，他做了一件事。做一件什么事？做一件政府没有做的事！或者说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他到汶川大地震的灾区，去搜集包括儿童、学生在内的死难者。他想建立一个完整的遇难者名录。建立这样一个名录，按说，它本来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他用招募志愿者的方法去做。当然他自己也有一些钱。报名的有七八百个人，他大概录取了一百多个志愿者，去每一个村子，每一个学校去采访，甚至做了录音录像，然后在网上公布。现在他在差60天“5.12”地震一周年的日子，贴出了68份名单，一共有4855个孩子。他公布的非常具体，性别、年龄、哪个村庄、怎么死的。他认为，我是在进行公民调查，我是在帮政府。他甚至是这么说的：我们就是政府的一部分。他们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他雇请的志愿者，百分之八十都被带去问过话。这些志愿者从十多岁到八十多岁，他们被谁带去问话？被国安，被警察。问什么呢？警察问的最多的是：第一、你们是什么目的？第二，你们为什么要拿这个名单？第三，你们后面是什么组织，谁资助你们？就是说，你们是不是和反华势力勾结，就像我们余秋雨大师说的那样。艾未未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而我们的政府呢？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还是有不同的。这一次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其中关于汶川大地震灾区的人权保障这一方面，就有公布遇难者名单这一条。他做了中央政府想做的事，当然未必是地方政府想做的事，有的地方政府他永远不想让你知道真相，不想把死亡者的名录都公布出来。艾未未则把这一行动叫做公民调查。他组织的是志愿者，他自己掏的钱，然后在博客上公布。

美国人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凝聚力？美国政府对他的士兵许诺，你在海外作战、在国内作战死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你的遗体。一时找不到你的遗体也要寻找你的遗骸。在越南，在朝鲜，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在和那里的政权谈判。当然，在中国他们也找，一定要找到将士的遗骨，哪怕是一把骨头他们也要带回去，也要做鉴定，找到是谁。而我们差不多就是一笔糊涂账。像电影《集结号》表现的内战，解放以前，国民党、共产党的士兵谁死了是真的搞不清楚。今天是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明天被俘就成了“解放战士”，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纷争，使内战死亡者没有人调查，反正死的都是老百姓，死了就死了。但是到了建国以后，从朝鲜战争开始，抗美援朝开始，到打印度，打越南，死的这些人，其实应该是很好查的，我们的政府有民政系统，哪些人是军属是烈属，都是很好统计的，但现在还是国家机密。也不会像美国越战墙那样，把每一个阵亡者的名字都刻上去。我在韩国看战争纪念馆，现代历次战争，包括我们说的“朝鲜战争”，他们都有个阵亡者名录，摆在那里，哪个人，什么地方的人，哪一个连队的，都摆在那里，可以查看。这是韩国的，非常清楚。而我们的，现在不要说什么抗战时期的赴缅作战远征军了，就连对越自卫反击战，究竟死了多少人，都是谁，我们也不清楚，死了的就死了。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公民社会，来督促政府做这些事。政府没有做的事我们要做，还有很多事情并不是说政府他不想做，他想做，他也做不了。那么就应该由公民团体来做，这就是公民组织。公民组织在中国是非常匮乏的。公民社会的建设，其实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前，90年代以前，我们早就提出了这个目标，叫做“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是很强的。我们既然相信市场经济，就要相信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中国自古以来，当然不是个公民社会，但是，它虽是政治集权的王朝，民间却有分权的社会。它有很多民间组织。在县以下，是没有政权的。那靠什么来治理呢？要靠乡绅、宗族这些东西。到了近代，就是上个世纪，工商业发达以后，商会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如果你看民国的那些事，甚至你看晚清的那些事，军队到一个地方去，不光是军阀的军队，包括日本鬼子也好，八路军也好，他总是去找商会，要钱。无政府状态的地方，社会秩序当然是商会在维持。为什么呢？因为商人他是最需要稳定的，他要做生意，他要保利益。如果军队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这个地方要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要保持稳定，就要靠民间组织，在当时主要是商会。但是我们到了建国以后，所有的这些都被铲除掉了。毛主席说要反对“四权”，除了封建政权以外，还有神权、夫权、族权。这个夫权反掉了，男女平等好。政权是被取代了，政权还是有。宗族呢，大概只有岭南保存得还好，福建的我不知道。那些宗族祠堂啊，在我们湖北，我们家那一带，是全部毁掉了。据说岭南这边有风俗传统，到了清明节，你一定要回乡来祭祖，不管你在外地多么发财，生意做多么大，也不管你在外做多大的官，你都要回乡祭祖，如果你回不来你要请假。宗族的势力，当然它有负面的作用，像械斗啊，但是它有内部的自治。宗族势力，我不是说要对它完全肯定，而是肯定它好的一面。像潮汕人，这边有很多人，他们到海外去发展，就是靠那种血缘关系啊，乡邻关系啊，你帮助我，我帮助你。他们绝对不是靠政府搞劳务输出。他们靠的是乡缘血缘民间关系，靠民间组织。民间组织的活力是非常强大的。

民间社会的宗教组织和宗教势力呢？我们当年也是做得很过分，特别是“文革”的时候，所有的和尚道士被迫还俗。……我的主题不是谈宗教问题，这个话题扯起来就有许多可以谈，扯远了。我是要讲公民社会的自治呢。宗教的作用也是有正面有负面，需要引导的，要有自我管理的。主要的，应当承认宗教有利于社会自治和社会和谐。

我们现在讲非政府组织，这是现在做得比较差的。后果是什么呢？汶川大地震以后，爱国热情和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捐款也很多，但是最后，落到实处就很困难。有些人是空头许诺，没有捐；有些捐的物资，包括饮料啊什么的都过期了。没有民间组织，单纯靠政府分配，地方政府有它的难处，宁可不分，也不能引起群众之间的争斗。贫困的村民们为了分一点东西，发生的那个矛盾可能非常尖锐。当然贪污腐败的事，在这个环境之下也是在所难免的。像北川县买高级越野车受到质疑的那种事，也是会有的。因为没有一个民间组织来协助政府，什么都要政府来做，政府不可能管那么多那么细。

现在有些政府机关政府部门，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偏要管，所谓没有好处不办事，有好处就乱插手。做得最过分的，大概就是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的浙江义乌市的那个施粥事件。纳税人养政府干什么？那个食品卫生监督局干什么的，民政局干什么的？有那么多人挨饿，你政府官员不管，不去救济也罢，你偏要说民间施的那个粥不卫生，那些碗筷不卫生，取缔！你不让那些贫民去领粥，难道要那些人去饿死么？你说施粥者没有提供干净碗筷，你说卫生条件不合格，你去帮助他啊，你给他提供一些塑料碗筷，廉价的东西，或者别的什么都可以啊；你帮他消毒啊。我们许多地方政府是这样，包括矿难出现之后都是这样，他宁可把你封掉，他不承担责任。这个施粥，如果有一天，有一场病，病倒了几百个人，我要被问责了；但是把它关掉，我“依法”把它封掉了，我没有责任，我一点责任都没有，我就是执行法规，你卫生条件就是不合格。这样的政府部门它不是扶助民间组织，因为它不想为人民服务，只对自己“负责”。

关于民间组织，说起来就话长了。我们这个社会民间组织不发达，首先是工会、农会。这个工会，我们都很清楚了，它的官员是有行政级别的，共青团组织的官员也是有行政级别即官阶的。所以说，这些所谓群众组织、民间团体，还不是真正的群众组织，不是真正的民间组织，不是民间自治和维权的组织。

    但像资本主义的美国，工会的力量又太强大了。通用汽车公司工会，硬是不肯降薪，碰到经济危机它也不肯降薪，他们工人的收入比一个大学教授多，这也太过分了吧。我们的工会无力量，谈不上与资方博弈，这是谁都知道的，工人连讨薪也大不能指望工会出面，要搞什么“跳楼秀”、“跳桥秀”。我们的农会就更不要说了，根本没有，农民只有专业合作社和经济合作组织。农民这个维权系统是非常不发达，大家可能从电视里看到了，韩国农民很厉害的，反对全球化，到香港搞游行示威，搞得那么热烈，和香港警察对着干。他们的农会势力是很强大的。像美国这些国家，说全球化，搞公平贸易，事实上它是很不公平的，对本国的农业有大量的补贴。我们这个发达中国家，以前农业不仅没有补贴，还用什么“三提五统”政策从农民那里抽血，以致农民抗税抗粮，闹得太激烈了，后来才把农业税取消了，一年也才300多个亿。我们的官员少吃一点，吃的档次稍微降半级，免农民的那个钱就绰绰有余了。所以，现在呢，取消了农业税，而且政府还补贴农民种田，或补贴退耕还林还草。这总是应该表扬政府的。但是农民的很多权利还是没有的，我们农民现在也不是享有完整国民权利的公民，户籍制度使他们及其子女沦为“二等公民”。我们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能有今天发展和财富积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这些“二等公民”垫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有了国际竞争中的所谓“比较优势”。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南方一个庄园主拥有财富多少是看他有多少奴隶。我们现在的财富积累这么快，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我们有数亿的“农民工”。有这些人来给我们垫底，我们城里人才能享受很廉价的服务，有那么多洗头洗脚按摩之类，而在发达国家人工贵，服务贵，这些行业远不如中国发达。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们至少有2.4亿贫困人口，为什么东莞、中山有那么多血汗工厂呢？因为打工者别无选择。他们不比我们傻，是回家更没有出路，他们的孩子要读书，家人要看病，尽管在流水线上很枯燥，离乡背井，夫妻分居，他们也要忍受下去……

讲到建设公民社会，发展民间组织，我记得北京市委书记、奥组委主任刘淇，他讲过，我们要发展民间组织，合法的民间社团，要让发展起来。实际上，一些开明的官员，他们也知道，应该发展民间组织。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民间社会的点、线、面》，是在台湾的观感。我是去年到台湾去的。这里的“点”是指志愿者，他们叫志工。我们广东省广州市也在发展这个，你可以到网上去报名。志愿者是公民社会的“点”，社会自治、民间自治的“点”。要有很多志愿者去做公益事业。“线”呢，指的是非政府组织（NGO）。若不叫非政府组织，也可叫“非盈利组织”什么的。总之是有很多民间组织在台湾发展得非常好，做了很多事。万一出现了地震，是民间组织首先做出反应。所谓“面”呢，就是社区自治。他们有很多社区学校，这个社区学校，就像我们的成人学校，你退休半退休，都可以去学习，又有点像我们的职业学校，可以学习某种技艺。它又有很强的社会组织功能，就是把社区自治这块搞起来，把非政府组织搞起来。志愿者组织，志愿者精神，要有这些东西。有了这些东西，我们的公民社会就慢慢发育起来，成熟起来。这样就不需要什么事情都靠政府，什么权力都归于政府，怨也都归于政府。因为你什么都管嘛，你有权你就有责啊，对不对？很多矛盾全都集中到政府去了。民间社会呢，很多都是不需要政府管的；我们中国其实也有自治传统。当然古代社会的自治和现代社会的自治是不一样的。现代的自治，就有一整套的规范。这个是可以借鉴的。我们说李连杰的“壹基金”做得多么好，他也是借鉴了国外的管理模式。

说了这么多关于公民社会的，跟我们的表达，跟我们的写作又有什么关系呢？回到我们讲的公民表达、公民写作。

说公民写作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公民社会，首先自己要有明确的公民意识，同时在全社会宣扬、交流这种公民意识，培育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公民文化，为实现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努力，为建设公民社会创造观念和组织上的条件，所谓靠一群奴隶和奴才是建不成现代化社会的。明确公民权利、公民社会的概念、观念，也是为了实现自我管理、社会自治，它们是合作性的，而不是阶级斗争性的，不是颠覆性的、对抗性的。同时，公民写作也好，建设公民社会也好，当然也是为了社会力量的均衡，即制约政府拥有的公权力，制约资本、市场奴役和异化人的权力，实行社会的动态和谐。明确了这些概念、基本理念，我们有了正确的政治立场和社会态度。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写作者，一个新闻记者，如果这些东西没搞清楚，甚至认为反抗政府、批评政府就是罪过，你的表达和写作就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着力点，既不能参与公民自治，也不能参与公共话题，与政府良性互动，影响公共政策，促进社会进步。

         三，公民写作的素养和风格

进行公民写作，应该具有哪些素养？我觉得这些素养，首要的应当是有理性。哈贝马斯，德国的一个学者，他说：“在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中，应该存在一个强大的公共领域，在强大的公共领域里面，媒体起着沟通整个社会的作用，公民通过媒体发表意见，审视公共事务，审视政府的行为。但是这种审视又有个前提，应该是批判性的，同时应该是理性的。”我们《南方周末》老主编左方说，南周是一个精英和大众的桥梁。我上面讲话一再特别强调批判性，我们有权利和责任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但是这种批评和监督应该是理性的。政府它也是由具体的人来组织的，由官员，由个人，我们对官员和个人应当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我们是对事不对人。我们批判的是某一件事情，这个公共政策它不合理，或者说这届政府应该问责，应该下台（这是最极端的了）但是，我们不是针对某一个官员搞事。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平等地看待别人，这是理性的基础，我们既不需要仰视任何人，包括各级领导人，也不要轻视任何人，包括一个农民或者是一个打工者。大家都是平等的，如果你真正有平等意识，民主意识，那你的写作就应该是理性的。这种理性和平等意识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每个人他的心中都有幽暗的一面。是建立在自我审视基础上的。正如圣经上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每个人都面临考验，他都可能受诱惑，有贪婪、自私的一面，只是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有的人要千古名声，有的人要眼前财富。每个人都有贪婪的一面。所以你要正视自己。你可能发现克格勃（国安）里面也有好人，军队里更有好人，政府里的官员也有很多好人，那要看制度。那个外国人他在美国、日本或法国可能很守法，但是到了中国，很快他就可能变了；外国公司在中国也会搞行贿受贿这一套，因为制度环境不同。那么对农民呢，对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你要想，在美国为什么一个文盲老太太和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都只有一票之权？因为当一个人关心他的切身利益时，作为一个正常人，都是理性的。我们搞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之上的。我们南周讲普世价值不是被司马南等人在批吗？这个普世价值，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个人（精神病人除外），一个正常人，在一个正常的条件下，他都要求平等、自由，这是人的本能、天性。难道说你希望别人欺负你么？希望别人抢你、杀你、关你？这不可能。你希望得到平等、自由。有些人，在封建社会，他们是受了一种教育，说我很穷是我的命就这样，认命了。现在不可能有这样认命的人，现在你请个保姆，她都绝对会跟你要求平等，不会觉得自己的命就是该一辈子服侍别人的；只是当下的环境和条件下限制，不得不做这份工，等我有了钱我家也请保姆。平等、自由、公平的要求，是人的本性。反过来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魔鬼，都有专制的倾向。所以你看电视剧《金婚》，50年来，“蒋雯丽”和“张国立”都在争夺家庭主导权。夫妻之间每个人都想自己说了算。领袖他也是这个样子，他可能是“始为天下忧，终为天下羞”，开始他确实是有理想有抱负，要为国为民，结果到最后他有可能成了独夫民贼，因为他要攥住手中的权力，不惜任何代价。

我们有了这么一种对人性的认知和自省意识，就不会有很强的精英意识，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不会根据一个人的身份来划线。我们知道在当代作家里面，现在最有名的写得最好的作家是军人出身的，王朔，阎连科，刘震云等，学者中王彬彬、展江教授，他们这些人都是军队出来的。你以为军队是最封闭的，洗脑是最严格的，但是这些人就很具有批判精神。可能这些人见得多，可能物极必反，我说不清，反正我觉得这些人思想是相当开放的。如我们南周的原常务副主编钱钢，他也是军队出来的。所以你不要用什么线来划人。现在有些人把自己打扮成民主斗士，跟轮子功李教主一样不可信。波兰作家米奇尼克说过一句话，在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编译的他的一本书《通往公民社会》里（米奇尼克当年是帮助瓦文萨搞工人运动的，波兰民主化以后他不做官，只办他的报纸，他是一名纯粹的知识分子，不依附任何一种权势），他说：根据历史经验，警惕把共产主义妖魔化的同时，也要警惕把自己天使化。现在有些人就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这种人我是不信的。

我写过明代思想家李贽的传记。李贽从姚安知府辞官以后，就到湖北黄安好友耿定理家里去住，他没有回福建老家。他们当年订交的时候在南京，订交的话是：“‘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试看自信与自是有何分别？”定理突发一问。“自以为是，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李贽应声而答。两个人会心大笑，由此定下终身莫逆之交。那番对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要自以为是又不要自以为是，如果你不自以为是，你不自信，你都跟着别人走，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这样的人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思考，不可能探索真知，不可能进入“尧舜之道”；反过来，不自以为是也很重要，你对人家要有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对自己也要有批判精神、怀疑精神。自信与自疑相辅相成，同样不可或缺。

胡适晚年特别强调一句话就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作为公民精神你要宽容。这是公民文化、公民精神最重要的部分。用孔子的话来说，要“毋意，毋固，毋必，毋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认为要有理性、有自审意识、有宽容精神，还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对这点今天不能展开讲了。下面着重说一下，怎么评价我们置身的当下社会，怎么评价自己，这两点对我们的写作心态很重要。

怎样看待我们的社会？我曾经说我们应当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义者、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个现实就是，我有满腔的愤怒和不满，但这只是用我的一种理想标准来看。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个社会，它在进步。就像一个小孩，你隔了两年看到他，哦长这么高了！就像一棵树，过了几年看才觉得它长了这么多。我们回过头看30年历程，中国确实是发展非常快。80年代中，1986年还在批人道主义。那时候周扬、王若水他们讲人道主义，还在挨胡乔木的批。人权更加是个禁忌，而到今天，我们已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把它列成一个“国家行动计划”，甚至做出一个两年的计划来，而且是行动计划，不是一个蓝图，这就是一个很大进步。你说他这是哄你的，哄你玩的，你还当真？那是宣传给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听的。如果你老这样想，那就完了。因为我们中国也有一个传统，孔夫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做为一个公民，一个写作者，可以循名责实、日积月累，要有这么一个韧性的奋斗精神。所谓“循名责实”，就是宪法上、计划上这么写了，就要你政府兑现，哪怕你是哄我的，也可以弄假成真，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社会就往前走了。公民权利是大家争取来的。你看林达的“远距离看美国”那一套书，美国的言论自由达到今天的水平，我们可能要多少年以后才能达到，但是人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一步一步奋斗来的。包括奥巴马现在当总统，离讲“我有一个梦想“的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人权运动，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也不就40年么？当然，在这之前，可以从南北战争算起，黑人平权运动历一百五十多年，所以人家也是一步一步地做来的。

作为一个写作者需要有广阔的知识，扎实的专业功底。这点我不够，因为我最好读书的10年（15到25岁），国家陷入了“文化大革命“，没书可读。文革后我们读大学时，教材非常陈旧，而且我又是上的中文系，后来才在工作中把法律经济方面的书看了一点点。我现在很羡慕那些英语好，有专业知识的人。就是说知识很重要。李白、杜甫，苏东坡他们的智商肯定不比我们低，但是他们却不能想象一个没有皇帝的社会。包括明代的异端思想家李贽，他根本就不可能想象没有皇帝。他虽然很叛逆，但是连科举制度都没办法否认。这说明知识很重要，视野更重要。在现代社会，一般的人看看电视，他都知道没有皇帝是可以的。他也知道那些韩国人、中国台湾人在怎么生活。

关键问题是要坚守良知，抵御诱惑。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诱惑是非常强烈的，名利的诱惑力很强。我们现在有许多“海归”，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不少，也在国外见过世面，但是他们有些人的观点实难苟同。像我们上期《南方周末》上袁伟时老师批评的那个学者，像北大的潘某等人，都有留学经历，这些所谓“新左”的观点我实不敢恭维。像媒体最近批评的北大法学院的孙东东教授，他怎么不知道那些基本的法理啊，说什么“上访专业户”99%以上是精神病人，即赞成把绝大多数上访者送到精神病院去。这种人没有良知。所以说，我们不仅要读书有专业知识，还要坚守良知。

还有，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文风。文风是自然而然来的，有了理性，有了宽容，包容性，那么文风就不会很极端。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改掉很难。有一种说法，我们这一代是吃狼奶长大的。什么叫狼奶呢？就是斗争哲学。公民讲宽容讲理性，相反就是讲斗争哲学。后来有人说，“80后”、“90后”是吃毒奶长大的一代。说我们吃“狼奶”，你们吃“毒奶”，反正都是要对自己受的教育抱有警惕感，不要那么自负，表现文风上就是不要动不动就骂人、进行人格攻击。

胡适说：做学问要从无疑到有疑，即做学问要怀疑一切；但是对人，有疑处也要不疑，即虽然你怀疑他可能有这个那个问题，但是你应该就事论事地去分析。对待朋友，尽可能少猜疑别人，抱着一种善意。写文章，也要有一种善意，不能把别人当敌人。

关于文风，我推崇《尚书》里面的话：“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依朱熹的弟子蔡沈（音沉）的注解，“栗，庄敬也”；“无字，与毋同”。各句的重音、重点在“而”字的前一个词，直、宽、刚、简，即基本的态度应该是：正直、率直、耿直，宽厚、宽容、宽宏，刚正不阿、刚强不屈、刚肠嫉恶；简明扼要、简捷明快，简单果决。须知善恶并非截然分明，性格有正反两面，“凡人直者必不足于温”，“宽者必不足于栗”，“刚者必至于虐”，“简者必至于傲”。平心而论，就是这么回事。因此，为了补弊救偏，我们要注意以温济直，“有理不在声高”；以栗济宽，外圆而内方，不失之于油滑；不要让刚正走向暴虐的极端，动辄喊打喊杀；不要让简捷明快变成妄自尊大，以一句顶别人一万句的真理专卖店主口吻讲话。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也说过：“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地表现自已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我们的文风应该是出于一种善意，就事论事分析，在事实上判断是真是伪，提出质疑；在价值判断上，提出你的观点。应该是这样一种写作态度，而不是“上纲上线”，喊打喊杀，那不是一种好的文风。

像韩寒，在“80后”这一代年轻人里面，我很佩服他。他写的东西确实是比我们好多专家学者更清醒。比方说，他对抵制家乐福的一片狂潮提出批评；他很直率地批评中国作协，说纳税人干嘛要养这批人呢，我当上作协主席第一秒钟就是把它解散。说得很直率。这种直接尖锐的文风应当是对的，直截了当无所顾忌。但有时故意地像王朔那样的，或者像李敖那样的，用那种流氓腔、痞子腔，我觉得不是很好的。当然他是在网络上，与网民们喊打喊杀的相比，又算不了什么。但是，我总觉得应当是胡适提出的文风，要宽容，要温和，要明白晓畅。

提问环节：

学生：怎么看在现代社会农民往上层社会流动问题？

鄢烈山：它的最根本的障碍在没有迁徙自由。我们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很大。农民工之所以要回家，像春运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一定和家人团聚，这只是一个方面，他有很多家庭事务要处理，他要交换信息，要去相亲，他没办法，他的根就在这里。所以，就是要尽快取消户口制度。这个户籍制度确实是一种罪恶的制度。

著名导演王小帅到北京通过中介所搞个假硕士文凭才能得到一个北京市户口，太过分了。都说应把这个户籍制度废除，现在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想废，这个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要一步步来做，但是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很多农民工外出打工，关键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子女的教育。现在没有农业税了，作为一个农民，我弟弟其实比我还舒服的，我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他一年大概就3个月忙，多半时间都在打麻将。只是顾吃顾喝有什么问题啊？种几亩粮或菜，现在又可高产。问题是他生病怎么办，他小孩一辈子做农民么？所以他们是愁这些。

学生：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问题？

鄢老师：恩格斯说：只有彻底消灭阶级时才能达到完全公平。它当然永远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公平是值得我们追求的，符合我们本性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想受剥削和压迫。公平需要慢慢来实现，公平是多方面的。政治上的公平，经济上的公平，社会上的公平。我们这个国家在90年代以后，有一帮专家提出建议，要加强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结果这个“汲”把基层都汲干。就是村里所有的财富都向乡里集中，乡里又向县里集中，县里向省里集中，省里又向北京集中，层层汲取，非常不公平。地方财政到了乡一级往往是连吃饭都有困难，那县一级的有可能连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到省一级从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在全国的分配看，也非常不公平。北京户口的学生上北大清华的比例太高了！

学生：请问公民社会和和谐社会是什么关系？怎样建设公民社会？

鄢老师：建设公民社会就是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有很多事情，它需要一种民间自治状态。很多事情，矛盾化解在社区里，就不会发展得很尖锐，这对建设和谐社会肯定是有帮助的。至于怎样来建设一个公民社会，应该靠我们每个人的努力。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进步，可以说主要是民间在推动，而不是官方。

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民间推动。个体经济、私有经济都是民间搞起来的。所有的改革，农业，工业都是从民间开始的，我们不要寄希望于政府的恩赐，但也不要把它当敌人，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现在民间社会有个虚拟的网络世界。BBS，虚拟社区，它们有很强的影响力，甚至也可组织起来搞一些公益活动。

我们要督促政府开放民间组织。我觉得中央政府对这些也有新认识吧，也会逐渐开放吧，但是就要看时机了。既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民间组织的发展就要受到限制。民间组织、民间社会发展，事实上是有利政府的，它可以作为一个缓冲地带，在政府和个人之间缓解矛盾，如果有民间自治的话社会矛盾不会这么尖锐。

学生：鄢老师，你好。之前我在《南方窗》看到这样一段话，“要建一个大国需要有大国民，而所谓大国民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