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尴尬了谁

  辩证法告诉我们，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至于肯定之否定是什么，似乎很少有人去关注。浏览新闻多年，不知从何时起，发现一些涉及政府部门的报道，第二天的续文往往是否认或误读。按说在一个法治社会，媒体的报道需要文责自负。虚假报道，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我的经验，“辟谣”的机构和部门很多，拿起法律武器找媒体维权的难得见到。是媒体过于强势，还是澄清报道的理由有些勉强？如果是前者，尴尬的该是媒体，以谎言欺骗天下民众，早该关门大吉了；如果是后者，尴尬的又是何人？且看一个最新的报道。

  深圳市财政委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称某报《3000亿打造大运会深圳首现财政赤字》文章会让读者产生误解，质疑深圳“节俭办大运”方针。他说大运会结束后将及时统计并公开发布开支情况，又否认“深圳首现财政赤字”之说，称深圳连续17年财政收支略有结余。（新华网8月22日报道）

  《华夏时报》的这个报道，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页面已经被屏蔽。进入《华夏时报》网站，发现8月21日该报的一则《本报声明》：“《3000亿打造大运会 深圳首现财政赤字》一文标题与内容与事实均有出处，该金额为深圳方面三年来在市政环卫轨道交通等方面的投入，并非大运会的举办费用，对由此引发的歧义误解，我们致以诚挚的道歉。”看来，报道者在报道大运会的经费使用方面，缺乏足够的调查。这不禁让我想起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卢俊卿事件，《南方都市报》的调查文章，在新浪微博上被《环球时报》的记者给逐条解读，批评南都记者写作的不严谨。当然，写作不严谨并不能否认卢俊卿的问题，但对媒体从业者来说，真实是自己的职业底线。如果是迷雾太多，暂时被蒙蔽了眼睛，公众可以理解媒体的差错。相反，如果属于媒体从业者调查和写作的草率，由此产生的影响，则应引起新闻同行的警惕。前些年，《华夏时报》的关闭，也与记者调查时没有注意把握好细节真实有关。这些问题造成的尴尬，降低的是新闻界的整体声誉，只是较少引起公众的关注罢了。

  不回避媒体的尴尬，并不等于很多的“否认”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事实上，更多的否认出于一种自利的考虑。我们的职能部门，比个人更喜欢天马行空，喜欢以任性的方式行事。就拿深圳这个大运会来说，承办这样的大型体育赛事，事先征询全市民众的意见没有，经费预算是否公开，预算最终是否超支，深圳市民知道多少，这是个更大的未知数。假如该公开的信息公开了，媒体还至于错把非大运会的花费张冠李戴吗？上海的世博会，账目说要公开，迄今可否公开？深圳的大运会，账目也说要公开，公众是坐等公开，就看最终兑现的程度了。

  媒体误报的事例客观存在，现实生活中歪曲报道，掩盖问题的现象似乎更具普遍性。社会透明了，谁撒谎都只能是自讨没趣。媒体失误造成的尴尬，多半是技术性的原因，属于非故意，这样的尴尬容易被公众谅解。职能部门掩盖问题的“坚称”如何如何，绝大多数是人为的原因，属于故意的。不论是哪一方，我们都希望少一点尴尬，多一点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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