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艺术境界

  健全的法制，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保障。过去，传统观念教导我们，打官司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中国人不愿对簿公堂。相反，西方国家形成了诉讼的传统。诉讼，强化了公民的法律意识，也让法律自身变得更加神圣。这两种传统，各有千秋。倘若有一种法律法规颁布了，运用它的人很少，不是这种法律法规过于严明，以至于很少人敢冒犯它，便是它相当廉价，违反它不用承担什么责任，起诉到法院，法律法规本身也保护不了提起诉讼者什么，这样的法律法规形同“荒废”。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法律法规吗？

  “由于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案件，直接的法律依据不多，也非常原则，导致在受理、审理、判决等各个环节面临无规则可依、标准难统一的问题，迫切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指导和规范。”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负责人如是说。（《法制日报》8月16日报道）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让这些信息置于阳光照耀之下，让全民成为信息公开的受益者，应该是信息大同的一个新梦想（保密信息当然存在，只是边界明确，不存在争议）。这样的梦想，按说三年前已经变成了现实，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实施，按说政府部门应及时公布非保密类的信息。一千多个日夜下来，起初还有人要求政府公开招待费，公开其它“三公”项目。并且，还有人为此起诉到了法院。现在，这类新闻很少了，是政府部门主动公开了相关信息，还是民众对政府信息需求不大，公开与否并不重要，思考并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不多了。中央部委公开的账目，不是简单得很，就是抽象得要命，舆论虽有所不满，也未见有人较真了。当然，和政府叫板，弄不好要被送到精神病院享受“免费医疗”待遇，这种待遇普及了，行政诉讼自然少了。如果不是最高法院解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称公民不满意的“可诉”拒绝公开的政府部门，相信我们逐渐忘记原来这属于“可诉”的范围。

  多年前，《小说月报》上刊登过一篇《懒得离婚》的小说，颇有意思。不离婚，不等于婚姻质量还行，而是离婚费事，不如合法地分居。一个社会，如果法律生活也像婚姻生活，让多数人选择懒得起诉，该反思的就是立法者了。我们的法律在制定之初，如果先约束政府部门，不做什么或者拒绝做什么，以及该做什么没有做好，分别要遭到什么样的处罚，相信不用公民起诉，政府部门畏惧自己的形象受损，个人承担法律责任，自觉先做好本职工作了。如果没有规定这方面的内容，只是给予公民的诉权，起诉者又遭到行政权力的打压，这种法律只能变成象征性的法律，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更大的意义。

  《孙子兵法》《谋攻篇》有言：“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必以全策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从此而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的艺术境界。立法的境界是什么，讨论这个问题得似乎不多。在我看来，立法者先把权力机关给约束起来，不用让老百姓去劳神起诉，他们就该规规矩矩地按照法律行事，这才是最高的境界。如果只是跟公众说你们“可诉”啊，这又顶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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