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面临的学科危机与应对

在强烈的社会需求下，1978年我国恢复新闻学研究

Part 1

新闻传播学研究发展到现在，最近的起点是1978年。1977年高考恢复，中国新闻学的教学工作得以恢复。1978年6月15日，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乌兰夫、纪登奎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得以恢复。

1978年9—10月间，首批新闻研究生共96人入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85人，中国人民大学8人，复旦大学3人）。1978年12月，《新闻战线》复刊。

1979年3月8日到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150人在京西宾馆开了15天，出版简报61期。1979年《新闻研究资料》创刊。

1980年2月6日，北京新闻学会（1984年改称为“首都新闻学会”）成立。1980年首次“好新闻”作品评选展开，6篇带有强烈社会改革生活气息的一等奖好新闻作品传遍全国新闻界。1980年12月，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编辑的三卷本9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出版。

1981年11月23日至25日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30多人挤在本所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开了3天，1983年出版《传播学简介》。1981年12月7日至12日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召开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58人参会，开了5天时间。

1983年3月10日至12日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新闻学术研讨会在红旗杂志礼堂召开，100多人开了3天，同年出版《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

1984年新闻法研究室在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组建。1985年全国性新闻传播学期刊《新闻学刊》创刊。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编辑的48万字《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出版。

1987年中国社科院新闻所更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普及性的《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出版，首次印刷3万册……

上面所述的所有事项，我均为参与者或直接工作者。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新闻传播学者提供基本的关于现实新闻传播的基本知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在新闻实践的推动下得以生气勃勃展开。

现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

太脱离实际了

Part 2

如今，新闻传播学怎么啦？

2023年5月15日，有位家长称孩子理科考了590分，对新闻学感兴趣，问能否报。网红张雪峰回答：“如果我是家长的话，这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会把他打晕。”“全国本科目录中，闭着眼睛摸一个，都比新闻学好”。大家都在埋怨这个人，似乎是他造成了2024年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招生的困境。其实没有张某人也会有李某、王某，只要轻轻推一下，新闻传播学就可能跌到坑里。这是我们自身造成的危机。既然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就不要怪张某人说了什么，而要检讨一下是什么造成了本学科目前的困境。

现在的新闻传播已渗透到生活几乎所有方面，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外部的感知，改变着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但看一看本学科这些年发表的论文内容，外国的、玄虚的、赶营销时髦的成分太多，却不去回应现实中国新闻传播亟待解答的问题，我们的教学也有脱离现实传播情境的问题。

当新闻传播学的会议、文章热衷于媒介考古时，社会已经泛媒介化。什么都是介质之时，区分是否介质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社交网络的普及，媒介只剩下分发渠道和内容能力。推荐算法的普及，又夺走了媒介的分发渠道。原来的媒介已经是过去时，只是制度方面未动，还使用原有的称谓而已。

2015年我就建议学生读一读《从莎草纸到互联网》这本书，不在于这本书有多学术，而在于它转变了看问题的视角：“过去讲的新闻史，实际上是印刷术以来的媒介史，现在需要调整思路，考察人际传播史。研究不要以媒介形态为中心，跟着媒介形态走，永远走不出去的。”①现在本学科需要从以媒介为中心向以内容和技术驱动转变。本学科的理论，要侧重“作为人的存在的传播与交往，包括交往与人的本性，传播、交往与人的主体性，传播、交往与人的日常存在”，要侧重“作为关系的交往和传播，比如传播手段变迁与社会关系的呈现，人们的生存空间与传播”。②

[英]汤姆·斯丹迪奇，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

我们需要对本学科有全新的认识，它必须关注现实，必须研究算法如何干预注意力的分配，研究受众在多模态的信息中如何形成一种信仰。也必须关心生成式AI怎么制造叙事泡沫，研究平台制度怎么去界定意义的边界。现在的新闻，只是众多内容形态之一，传播只是认知分发的最底层操作。内容能力涉及的场域、平台、产品、AI模型、政策系统等，都应该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

学术研究是个性化的，为防止学术资源一窝蜂地拥到一个概念、一个领域，本学科的学术共同体要对研究选题的分布有所调控。

我们应该有能力发现和回答涉及新闻传播的各方面问题，但现实并不如愿。

2020年4月9日，《南风窗》发布新闻《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这篇文章点燃了公众情绪。总裁父亲鲍某成为了“板上钉钉”的坏人，“养女”韩某成为受害者。当时正巧一位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问我现在能写点什么，我顺手把文章转给她，请她马上组织人就此写一篇新闻职业规范方面的文章。她问了一圈手下的老师，无人应承。结果20天后，即5月10日，红嘴乌鸦的分析文章《“弱者”的谎言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溃败——评〈南风窗〉与〈财新〉对鲍某涉嫌性侵案的报道》出来了。9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通告：鲍某不构成性侵犯罪，未发现鲍某对“养女”韩某进行言语洗脑、人身限制。韩某与鲍某发生关系时已经成年；两人不存在收养关系。事实证明了前者的报道违反新闻职业规范，是错误的。

看看本学科已经发表的文章内容，我们是不是太脱离实际了？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同志关于新闻工作者的素养，提出了四条要求：思想政治素质、大局意识、判断能力、业务水平。建议我们的研究选题，要瞄着这样的方向去努力。

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应该面向现实，面向需要解答的问题。例如“上观新闻”2025年4月22日发出的新闻《三人两个月炮制30万垃圾信息，AI造谣绝不能“零成本”》，我们研究AI的作者们，是不是可以马上去研究一下呢？

2025年5月2日发表的署名“镇长”的报道《一只十几元的烤鸭，是美国无法翻越的高山》，这篇文章读来令我感叹，现在有几个新闻工作者能写出这样出色的新闻？作者谈的虽是一只中国烤鸭的价格，却涉及颇为宏观的国家产业链的重大问题。作者是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如何做的采访，新闻传播研究者不该研究一下吗？

眼下能做的选题其实很多，问题在于研究者们泡在一堆外国人名以及他们的词句和所谓理论里出不来了，又不大懂新闻实务，不会分析现实传播中的很多具体问题，不能对新出现的各种传播现象给予理论上的解惑。不管在小圈子是否被视为大佬，如果不能在社会层面回应人家的解答期待，本学科被忽略是不可避免的。

关于新闻传播学的教学

Part 3

如今，关于本学科的教学也要意识到，不能再以过去的传统媒体划分来培养从业者，现在需要的是能理解最新技术、操控内容的人，懂得分发机制的人；熟悉内容流动路径的人；按照内容矩阵让信息穿透算法的人。他们既能做短视频的冷启动，还能把话题在适当条件下做成社会关注的焦点。

现在的传播人不是内容搬运工，要从媒介概念中解放出来，从传播工具中解放出来，升维到认知系统的设计者。当年我们有媒介军师喻国明，现在需要有认知系统设计的军师人才继续前行。

不过仍然不可忽视传统的采、写、编、评，这些仍然是现在各种新闻传播内容渠道从业者的业务基础，只是操作方式和表达形态多样化了；原有的职业道德和规范一个也不能少，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在新的传播渠道上加以界定。不论是专业人的还是自媒体人，只要你的工作涉及新闻传播，这些传统的技能和规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这方面的基础业务和规范，在社会运用方面已经越来越退化。

所以，近期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关于AI的论文远没有国内这样多，除了专业的技术性分析外，主要讨论的是职业道德和规范；欧盟关于AI的法律，首要内容是规范其运用的道德标准。而在我国的本学科内，这方面的跟进研究有限。

不论传播环境如何，社会的新闻需求是刚性的，我们的教师需要具备基本的新闻职业敏感和判断能力，同时十分了解现实社会传播主渠道的工作流程，才好带出适应现时代需求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科属于应用学科，不要怪人家对本学科说三道四，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跟进社交网络的发展和应对好AI的冲击。本学科的教师一定要养成随时关注新闻的习惯，关注焦点舆论如何形成，其中哪些内容设计起到了聚焦作用，哪些渠道在发挥主导作用，是否真假，及时捕捉其中的典范新闻和典型假新闻。这样坚持下去，才可能扭转社会对本学科成见。

建议本学科的教师，都要关注几位从传统媒体出来、创办各种公号的职业新闻工作者，他们具备较好的新闻职业素养，在新的传播环境中有创新，对新传播环境有很实在认识。研究他们，对于提升我们的职业素养和做好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例如这几天某医生董女士和医学界4+4的入职方式卷入了舆论漩涡，关于她的各种内容表达重复性地“丰富”。2025年5月1日一篇署名“老黄”的文章《我们都忽略了原配谷潇雅》一下子把问题深化了。作者原是《东南快报》总编辑，是一位退休不想褪色的新闻老炮。这位老总是不是值得新闻传播研究者关注下？

我17岁至19岁时种过地，做过工。19岁至22岁时是黑龙江一个50多万亩土地（335平方公里）、3万多人口的大农场报道组组长。经过三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习，25岁至27岁时在光明日报总编室做夜班编辑、第一读者，见证了中国1976—1978年历史转折时期所有重大事件，这为我后来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教学，奠定了新闻职业敏感和迅速判断事实的能力，受益一生。现在本学科的教师比较缺乏这样的实践基础，需要有意识地去培养。

我退休后仍然着意于学生的新闻实践，2023年5月我把所指导的四川大学五位博士生全部叫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参加第三届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术研讨会，会后带他们到北京明十三陵十个未开放陵中的五个陵，采访世界遗产中心研究员李梅。考虑到还有五个未开放的陵没有采访，就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另两位老师带领五位硕士生继续采访。之后，我们持续10周在《北京晚报》每周发表一整版关于明北京十三陵十个未开放陵的报道。老师、学生都得到了锻炼。

本文作者带领学生采访明北京十三陵

2023年5—6月采访世界文化遗产中心李梅研究员，

报道十三陵中的10个未开放的陵

1980年我看到中宣部内刊重新发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1年刊发的工作通讯《鲁忠才长征记》，当年毛泽东亲自为该文写按语、定标题。这篇文章朴实的文风深深打动了我。43年后的2023年，我发现博士生许红玲家在延安，于是与她讨论如何研究这篇中国共产党的经典新闻作品，委托她按照文章所述的路线重走鲁忠才长征路，体验当时的记述。陕西师范大学也派出青年教师董老师参与。由于董老师路途上生病，第一次重走仓促结束，一周后许红玲再度重走。此事前后共用时6天，虽然很艰苦，但获得了较多的历史与现状材料。这年的记者节，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召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之中国记者节专题报告会”，我就重走鲁忠才长征路做了开篇发言，许红玲做了主题报告，四川日报首席记者、首席编辑、新华社四川分社采访部主任等6位新闻业界代表发言。

（深色线为实际贩盐路线，

虚线为走大路会亏本的路线）

2023年8月，

两次重走鲁忠才长征路的路线图

以上活动我没有任何课题背景和经费，费用全部自理。建议有益于本学科建设的实践性活动，能够纳入学校、学院有组织的规划中。

关于AI研究

Part 4

关于AI，2023年3月ChatGpt刚出来时我为人大附中高一年级1000多同学做过一个讲座，我强调要知悉算法的底层建构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告诉学生们：再高级的机器人也是人的工具，因为它没有判断价值、知识价值、情绪价值。我只写过两篇关于AI的文章，一篇发表于2023年（第一次投稿被拒，因为编辑希望是吹捧文章，后来发表于《传媒观察》），批判性地揭示ChatGpt最初几个月的商业营销策略；另一篇发表于2024年4月《新闻爱好者》，Sora在中国刚发布消息的一周内，主题是它对新闻职业规范的冲击。

孙琦,陈力丹.

从力量崇拜到认知晕轮:ChatGPT的传播仪式[J].

传媒观察,2023(7):17-22.

陈力丹,荣雪燕.

从ChatGPT到Sora——生成式AI浪潮下强化新闻专业意识的再思考[J].

新闻爱好者,2024(4):4-8.

建议写AI话题的同行们，先熟悉两篇文章。一篇是2023年6月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郑南宁教授在北京智源大会上的报告《机器行为与具身智能》。202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上郑南宁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另一篇是2024年11月牛津大学的报告《理论就是你所需的一切：人工智能、人类认知与决策》（Theory Is All You Need: Al, Human Cognition, and Decision Making），共53页。AI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某些方面有卓越表现，但它并非真正的智能突破，而是基于统计数据的对人的高效模拟。人是唯一的主体，人机交往的实质上是人与算法设计者的较量。

关于国际传播

Part 5

国际传播这个选题一直很热，但很少获得实际的成果，说空话的太多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就提出：“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③后来他至少4次重复了“三新”（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求，但至今本学科没有人研究“三新”的内涵，只会说“讲好中国故事”的空话，脱离已经发生的国际传播中大量的教训和一些成功的经验，“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只能停留在不断重复这个几个词上。

习近平总书记第二次提及“三新”时已经给出了思路：“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外国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地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④我没见本学科有谁在“三结合”下功夫去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