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星教授荣休感言

2025-5-15 23:46| 发布者: 刘海明| 查看: 13| 评论: 0|来自: 传播的观念（公众号）

摘要: 陈卫星教授荣休感言

2018年在拉美访问期间

在经历了一场堪称生命风险的重大健康危机后，我才有机会跟大家做这样一个职场告别。

两年前我还在朝阳医院住院。当时因为2022年年底感染新冠后引发的间质性肺炎，我的肺功能一度接近瘫痪，是在地坛医院被抢救回来的。回家休养期间，我始终摆脱不了呼吸费力的状态，在朝阳医院又住了两次院——记得两年前的5月也是在医院度过的。后来病情发展到必须手术治疗的地步，好在我赶上了北京2017年以后引进的国际尖端医疗技术，算是运气不错，或者说上天眷顾，让我最后抓住了这个生机。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学院和学校一直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心，老师们组织同学为我献血提供帮助。这份情谊让我觉得，我和学院之间早已构建起血浓于水的情感关系。这一点我是永远记在心上的。

从2000年到传媒大学，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转眼就到了2025年，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人生能有几个四分之一世纪呢？我们这代人，由于历史原因，年轻时大多经历过蹉跎岁月——我出生在西南，插队去了西北，求学时到了中南，最后来北京读研究生，在电影学院学摄影。后来被公派到法国待了8年，系统学习传媒专业，还从事过媒体工作。1997年回国后我选择去了广东。虽说之前从没去过，但那里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广东工作的那几年的实地实践经历，对我重新在本土理解和运用所学知识，有着特别实在的意义。

2014年与法国思想家德布雷对话，当年中文版《普通媒介学教程》出版

后来到北京后，我写了《传播的观念》，虽然这本书带有一定时代印记，但至今已被引用上千次，也算体现了我们这代人对国家、对学科的理想与热情。记得当时我带着国际传播领域的权威学者阿芒马特拉来传媒大学交流，就此和这所学校结下缘分。

其实上个世纪80年代读研期间，我曾以校外代课教师的身份来广播学院教过书。本世纪初，我有机会从广东来校工作，参与学校的学科建设，一开始在外语学院，后来学院更名为国际传播学院，中间经历了不少调整。但我们还算有点先见之明，或者说凭着职业直觉，在2006至2007年创办了国际传播研究方向。后来机构又有调整，2008年我们独立成立了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今天在座的有些教授就是那时培养出来的。我觉得这些工作为后来传媒大学学科的重要调整做了些铺垫和基础性准备。

到2010年，我们终于成立了传播研究院，起步阶段发展得挺不错——那时候新闻传播类的国家社科课题，一所学校一般也就拿到一个，传媒大学算多的，能有三个，而我们研究院每年差不多都能获批一个，这是很不容易的。国社科项目是衡量学科实力的核心指标，我们当时在这方面的业绩与主流学院相比毫不逊色，这算是我们为后来传媒大学开展白杨班项目、推进国际传播学科重点建设奠定的基础。

不过其中也有遗憾——十多年前我们组建传播研究院时，曾向学校领导提议开设本科专业。因为办学育人的标志性成果中，本科教育是一个重要指标，开设本科不仅便于将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还能形成新的学科品牌。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为什么今天要特意提及这个遗憾？因为在过去，信息传播或新闻传播专业存在较高技术门槛，像传媒大学这样的专业化院校具有显著优势。但随着技术发展，门槛越来越低，呈现普及化、个体化、微型化、自动化趋势，此时衡量学科建设水平，关键要看能否在基础理论和人才培养层面实现创新突破——何况我们作为国家重点大学，又是“双一流”建设高校，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所以有时会想，当时若能办成本科专业，即便未必多么出色，但可能会更快地将媒介学研究成果转化积累。后来我们看到，如今部分学科评级为A的985高校，已将我们当年提出的媒介学概念纳入学科发展定位的基础选项。回头看，我们未能实现这一点，这多少有些遗憾。不过在高端人才培养和师资建设方面，我们还是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果，这些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切切实实为学校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2008年成立的国际传播研究中心首批成员

比如，今天在座的诸位中，刘建平在中日关系史、外交史，尤其是钓鱼岛问题、中国革命经验与国际共运等研究领域，都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重要成果；任孟山是能在学术与管理岗位上“双肩挑”的骨干力量；李智在政治学与国际传播领域成果斐然，早在2013年就主持过重点课题，其编写的教材在国际传播领域长期保持广泛影响力，至今仍在持续出版发行；马宁拥有丰富的业界实操与管理经验；黄典林是科研、教学、国际交流全能型人才；朱振明则是国内少有的跨学科传播研究专家，《国际新闻界》上关于拉美传播的重要讨论文章，基本上都是他写的。最近北京正在举办中拉部长论坛，“全球南方”也因此成为重要的学术议题。无论从政治、外交还是学科建设的需求来看，这个领域的研究都至关重要，但关键是要有基本的研究工具——比如像朱振明老师这样能掌握三门以上语言（尤其是西班牙语）的人才。我知道有些年轻老师想涉足相关研究，却因语言能力受限而难以开展，这其实挺被动的。

还有我们的女博士王宁彤，前几天我看到她在撒马尔罕采访报道，发挥着文化桥梁的作用。另外，还有虽然今天不在场，但同样是我当年引进的孙英春老师，现在在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工作。他编写的跨文化传播教材，至今仍是全国影响力最大、持续再版的权威教材。还有目前在国际处挑大梁的王文渊等，都在学校不同岗位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总的来看，在人才培养和师资建设方面，多年来我们确实积累了重要经验。

我们之所以一直注重在高端人才培养上发力，这本质上是为了夯实学科根基，维持“双一流”学科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在基础理论创新和下一代人才培养方面。这么多年来，我基本遵循“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理念培养人才，如今培养的博士和博士后遍布全国多个省市：北方有北京、内蒙、山东、河南、陕西、甘肃6个省市，南方有重庆、广西、广东、浙江、福建5个省市，累计覆盖十几个地区，担任教授职务的大概有10多位，入选“万人计划”的有两三位，主持国家重大课题的至少有3人。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标榜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而是想说明：在传媒大学这个平台上，我们完全可以脚踏实地做一些实事——扎扎实实推进学科建设，培养人才，打造学科品牌，为学校和国家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和展示窗口。

应该说，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各方面条件都更好了——物质条件、环境条件、外部环境都在改善，整体上依然处于上升势头。在座各位都比我年轻，完全有充分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建议大家把个人发展定位与学科建设、学校事业统一起来，这样能获得更多机会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取得更多成就。

祝愿大家在学校这个平台上乘势而上，作出更大成就，谢谢！

2025年5月15日

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陈卫星教授主要著作（含专著、编著、译著）

《传播的表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

《全球化背景下的广播电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

《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

《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

《以传播的名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