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支配还是媒体构成？——探讨理解“政治媒体化”的新路径（四）

大众媒体能将少数人的商议呈现给更广泛的公众，并激发公众的参与、监督和讨论，通过媒体展开的商议性项目，可以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内展开。因此，众多理论家将大众媒体作为连接微观商议和宏观商议的解决方案（Parkinson，2006a）。Fishkin（2009：147）从微观经验的角度认为，媒体参与不仅扩大了活动的影响，也起到召集作用，促进公民与政策制定者进行实质性对话。Parkinson（2006b：169）认为媒体的作用贯穿商议的四个阶段：在议题定义（define）的阶段，媒体研究和提出议题并使其获得显著性；在讨论（discuss）阶段，呈现针对多种来源的不同解决方案的支持和反对的意见；在决策（decide）阶段，报道决策及其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在实施（implement）阶段，监督其结果并在必要时提出挑战。针对多元主义者所担忧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Lafont（2019：68）将大众媒体的关注作为解决方案之一，认为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报道可以动员不直接卷入冲突的其他公民来支持弱势一方的事业。

尽管如此，大众媒体在报道商议活动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除了媒体逻辑概念所包含的诸多报道模式和组织因素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公众的注意力和兴趣使然，而这一点很难被改变。Parkinson（2006a）曾对英国1998年的一次商议实践进行个案研究。为了尽可能好地将微观商议过程传递给更广泛的大众，商议的组织者从一开始就与电视摄制组紧密合作，共同商定讨论的组织形式和媒体报道方式。尽管如此，研究者发现，媒体报道与真实的商议过程差距甚远，如媒体报道总是聚焦于名人和重要人物，极力寻找戏剧性和冲突性的故事，对复杂的讨论过程作过于简化的描述，等等。面对这一现实，研究者也十分无奈，将媒体的连接角色称为“摇摇晃晃的桥梁”，因为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并不是记者编辑受到个人、专业或组织的限制（如个人欠缺经验和知识、职业偏见、组织偏好等），甚至也不是媒体组织的物理限制，而是，媒体如果不追求报道的个性化、独家性和叙述的简易性，就无法吸引公众的关注，从而彻底失去“桥梁”的作用。

在政治媒体化讨论中提及较多的一些媒体特征，如报道的简化、个人化、戏剧化等，实际上是公众注意力塑造的结果。政治通过公众的关注和争议被创造出来，而一个事件或议题能否被公众注意，新闻媒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Edelman，1988）。因此，相对于真实的政治过程而言，政治新闻的再现即便不完美乃至于拙劣，却是记者以及其他相关行动者构建和重建社会问题的至关重要的行动。一方面，媒体的意义建构能力一定程度上依赖公众变动不居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政治来源于公众的关注，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也依赖媒体以实现其包容性和决策正当性。这种错综交织的关系使得媒体难免给政治系统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却不能被排除在政治之外（Marcinkowski & Steiner，2014）。

因此，政治媒体化现象不能被简化为媒体逻辑对政治逻辑的入侵或支配。媒体报道要吸引公众的关注才有意义，而在这么做时，媒体也是在凝聚公众的议题，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现实。也就是说，媒体报道同时有描述/呈现和参与/行动的双重涵义。我们可以借鉴言语行为理论中关于施为性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s）的论述（Austin，1961），将政治媒体化现象理解为一种媒体施为性（media performativity），或许更有助于把握这种政治实践与媒体实践相互渗透的状态。

“施为性”（performativity）指言语不仅是描述一种既存的状况，还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现实，“言语（speech）蕴含着变革的力量”（Fischer-Lichte，2008：24）。言语的施为性依赖制度性的社会条件，由特定场景中被认为是适当的人来表达，遵循特定的规则程序和惯例习俗，并指向这些规则之下被认为是合适的接受者（Austin，1961）。我们可以将媒体报道看作一种言语，那么，媒体施为性就是指媒体行为者通过象征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不仅描述和再现现实过程，也干预现实进程，乃至具有创造事件和改变现实的能力。媒体行为者包括媒体内容的生产者（如记者编辑）、参与者（如参与策划和被报道的政治人物）和接受者（政治人物、普通公众等）。媒体报道具有干预现实的施为性，是因为在当代社会，新闻媒体从整体上成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Cook，1998），媒体报道能产生“媒体衍生的权威”，赋予相关的个人、团体、机构、议题等以具有政治性的权力和影响力（Herbst，2003）；媒体内容与物质的有形的世界一起，构成人们实际经验的世界，从而成为构建道德秩序的重要场所（Silverstone，2007）。在这种制度性影响力之下，媒体施为性实际上也是各种各样的行动者之间重新谈判其结构关系的实践。

数字环境下，各种新的行动者和机构作为局外人与新闻业竞争注意力，主流新闻业的地位和权威性受到挑战。但是，传统媒体和政治行动者也竭力将数字媒体实践纳入其运行策略中，利用互联网的可见性及其象征权力调整了数字媒体的角色，也重塑了媒体系统和政治行动者自身。传统媒体日益将线上普通公众的参与行为与激进分子的活动和信息整合进新闻生产的程序中，改造了传统上由政治精英和专业记者主导的政治报道领域。政党将数字媒体整合进竞选活动中，通过精英博主和网络激进组织连接基层和政党领导层，不仅用来塑造一种开放的、愿意与公众接触的政党新精神，以吸引摇摆不定的选民，还通过组织互联网的众包（crowd-sourced）评论来影响传统媒体的报道（Chadwick，2013）。

数字媒体所支撑的在线交流和低成本协调形成新的“连接文化”，为草根激进团体和个人提供了直接参与政治的机会，推动了无（弱）组织联合行动的发展。临时组织/行动的自发性和流动性冲击了传统的媒体和政治规范。但从宏观层次的商议而言（Mansbridge et al.，2012），这些草根行动经由传统媒体的报道和放大，使一些原先被边缘化的利益、价值和公众显现出来，从而促进了一个更为健康的商议制度。例如，从2018年蔓延至2020年的法国黄背心运动，起始于一份反对燃油价格上涨的在线请愿书，发起人是一位普通的网店经营者。请愿书经过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在线动员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激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暴力破坏和镇压行为（Ehs & Mokre，2021）。从这个角度，社交媒体助长民粹主义运动，给社会政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场运动也使之前被精英忽视的下层阶级利益受到关注，直接推动了2019年的商议小组“公民气候大会”（CCC），从而在高度专业化的政策领域形成普通公民与专业团体“共构”（co-construction）的商议民主模式（Giraudet et al.，2022）。

概略而言，商议民主的核心在于两方面：（1）容纳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形成对紧迫的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2）在尊重差异尊重多元主义主张和利益的前提下形成政治决策的权威性。在现代大规模社会中，新媒体和新技术是支持这一过程的基础，没有媒体参与的商议民主是难以实现的。媒体以象征的联系克服面对面交流的限制，也创造了没有场所（place）的公众成为无形的政治参与者，媒体实践构成了商议民主的过程。媒体的意义不仅是文本的报道和再现，更是文本的生产者、参与者和接受者的实践，因而，也是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组成部分。通过“调解的公共性”（mediated publicness）（Thompson，1995），媒体的生产者/参与者及其所产生的文本与受众互动而创造商议和判断的公共空间。

结语：媒体化与媒体施为性

两位欧洲学者Couldry和Hepp（2013）曾说，媒体化概念提出的背景是当时媒体研究的主要路径（文本分析、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和受众研究）无法回答媒体为什么如此重要的问题，媒体影响（media effects）似乎成为难以拆解的黑匣子。从这个角度，本文认为“政治媒体化”确实很好地捕捉了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变迁的过程与特征，为理解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概念工具。但是，政治媒体化并非规范性概念，而是一个过程描述，既有研究以媒体（通常是传统主流媒体）为中心，将媒体报道的特定形式和格式视为具有自主性和客观性的媒体逻辑，并将媒体逻辑与政治逻辑二元分立乃至对立，导致对媒体与政治关系的把握过于简化和僵硬。

以上述理解为起点，本文梳理了政治媒体化研究的主要脉络，对其核心的分析概念（媒体逻辑和政治逻辑）进行批判性反思，并考察了欧洲自1970代以来的政党政治演变情况，认为媒体与当代政治不是支配或被支配的关系，而是构成性的关系。从政治的角度，大众政党的衰落是政党自身演化的结果，也是第二次现代性危机所带来的宏观社会政治转型过程的一部分，由于这个过程与电视等新兴媒体的发展差不多同步，大众传媒参与乃至构成了新兴的民主政治形态。但是，如果认为大众媒体就此支配了政治过程，则是严重的误读，这不仅因为媒体行为是在一定的政治框架内展开，政体组织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大众传媒体系的特征，更因为在流动、多元、复杂的晚期现代性处境中，政治需要通过媒体来将广泛的公众包容进政治对话和讨论的过程中，唯有借助“调解的公共性”才有可能实现。

本文主张从媒体施为性的角度来考察和解释政治媒体化现象。媒体的意义不仅是静态的文本呈现和信息传递，媒体实践本身也是改变和构成现实的施为性行动。商议民主的实践为考察政治媒体化现象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场景。微观商议需要借助媒体的报道才能将广泛的公众包容进来，从而在宏观的决策层面获得正当性。而从宏观商议的角度，由数字媒体支持的激进行动和无组织行动经由主流媒体的报道和放大，将原先边缘化的利益推进主流议程，扩展了商议民主的包容性。从传统的描述/呈现的角度，媒体报道存在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但媒体的实践策略源自并凝聚公众关注，政治实践与媒体实践紧密结合不可分离。

需要略加解释的是，本文提出“媒体施为性”概念旨在弥补/修订目前政治媒体化研究的制度取向之不足，“媒体构成”体现了某种对媒体与政治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解，但它与社会建构主义立场的媒体化研究的核心关切并不相同（如Krotz，2009；Couldry & Hepp，2017）。后者致力于捕捉“媒体塑造（mold）社会世界的能力”（Hepp，2020：56），认为媒体的意义在于改变了交流的形式，而与具体的交流内容无关（Couldry & Hepp，2017：30），实际上是一种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其关注的是随着多种媒体形式兴起，“多重调解（mediation）过程”对日常现实建构产生的总体性后果（Couldry & Hepp，2021：21）。相比之下，“媒体施为性”作为一个用来推进实证研究的中层概念，旨在解释媒体调解现实的时刻，更关注媒体所处的制度语境和象征维度。它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其一，各种类型的媒体是在现实的制度框架下运作的，受到既定权力和资源结构的限制，例如，有些媒体占据中心/主流的位置，有些则属于边缘/另类媒体。其二，媒体内容（即其象征维度）至关重要，各类行为者借助媒体的象征维度改变权力关系，边缘媒体传播的内容主流化即是这种权力关系改变的一种体现（Rothut et al.，2024）。

来源：新闻记者（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O94bYYqbjb-oDRXoNNHA

编辑：张席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