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支配还是媒体构成？——探讨理解“政治媒体化”的新路径（一）

政治媒体化（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是媒体化研究的重要分支，在本世纪成为传媒研究的热点。它描述了20世纪晚期以来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方社会里，大众媒体在政治体系运作中的影响力提升现象。相比于“媒体影响”、“媒体权力”等宽泛的概念，“政治媒体化”有更明确指向性，因而也有助于更好地探究当前环境中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但是，相关研究也存在两个比较显著的问题。一是政治媒体化至少包含了媒体系统和政治系统两个层面的变迁过程，除了早期研究注意到诸如大众政党衰落、选举专业化等政治过程与政治媒体化的相关性外（如Mancini & Swanson，1996；Mazzoleni， 1987），后来的大多数讨论和研究以传媒为中心而展开，对政治过程疏于考察，导致对政治媒体化现象的理解难免存在片面。二是政治媒体化的研究在经验层面一直难以得到有力的支撑，其分析路径和推演逻辑充满争议和质疑，这既损害了此概念对经验现象的描述能力，也意味着需要探求新的分析路径。

近年里，随着“媒体化”（mediatization）概念和研究在国内得到分析和引介（如潘忠党，2014；夏瓦，2018），“政治媒体化”也时常出现在中文学术话语中，不少时候被当作需要批判或防范的负面现象来理解（可参见祖昊，2022）。黄旦（2016：24）在援引此概念解释历史上的《苏报》事件时，曾敏锐地察觉其中的政治维度，认为其不足以反映媒体卷入政治“同时也改变了政治”的实践，但仅是一语提及。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中，政治媒体化更多被“媒介化治理”概念所取代，用来探讨在政府主导的治理实践中，“媒介逻辑和政治逻辑如何交织”（闫文捷，潘忠党，吴红雨，2020：38）。不过，在政治逻辑和媒体逻辑二分的治理框架下，媒体逻辑受到政治逻辑的驯服，政治居于主导性地位，媒体化仍然很难如一些研究者所期待的“具有一种方法论意义”（陈龙，2024）。

政治媒体化概念产生于1980年代欧洲传媒体制变迁的特定语境中，裹挟当时社会对媒体独立化和商业化趋势的焦虑情绪，使得这个概念最初或多或少暗示了媒体在政治报道上的某种负面现象或效应。媒体与政治之间的支配/被支配关系成为关注焦点。然而，即便在今天“深度媒体化”的语境中（Hepp，2020），政党、政府、公民组织等各种政治制度及其行动，并没有因为更多和更复杂的媒体卷入而失去独立性和重要性。媒体实践与政治过程相互纠缠的状态，不能简单解释为媒体逻辑取得支配性地位，而是需要结合对政治过程本身的考察，来探索新的理解路径。

基于上述背景，根据对西方政党政治变迁过程的考察，本文认为政治媒体化现象体现的不是媒体对政治的支配性关系，而是媒体参与和构成了新形态的政治。接下来，本文将分三个层次展开论述：1.对西方政治媒体化研究进行批判性回顾，以明确此概念出现的语境和涵义演变情况，以及相关研究在实证和理论层面遇到的主要问题。2.梳理和分析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党政治变迁过程，从政治变迁的视野来反观媒体在其中的构成性，以完善对政治媒体化现象的认识。3.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西方当前的商议民主实践为语境，较为深入地分析政治实践与媒体实践的构成关系，并尝试提出用“媒体施为性”作为分析概念，以推进对于政治媒体化现象的理解。

政治媒体化的讨论脉络

政治媒体化概念的提出缘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特定的媒体语境和政治社会情境。

与美国媒体早在20世纪初就已普遍摆脱政党依赖模式不同，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奥地利、北欧各国等）一直到1960年代仍然普遍以政党报纸和垄断的公共广播为主（Hallin & Mancini，2004）。大约从1970年代开始，由于社会逐渐多元化、新闻正规教育扩展，以及媒体市场竞争等因素，到1980年代，报纸脱离政党而独立，北欧报业进入商业化阶段（Høyer，2005）。在广播电视领域，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等新技术动摇了公共广播的垄断地位。1981年欧洲卫星协会决定向电视公司开放卫星服务，随后英国天空卫视重塑了整个欧洲的有线电视网络，北欧国家在1980年代中晚期和1990年代初陆续引入商业广播公司（参见Syvertsen et al.，2014：74）。欧洲媒体的放松管制和商业化被认为是美国观念出口他国的结果，导致舆论对文化和政治“美国化”的担忧（Negrine & Papathanassopoulos，1996：54）。挪威、丹麦等国政府曾在1998年前后启动“权力与民主”的调查研究，并将“政治媒体化”作为重要因素列入（Østerud et al.，2003：10-11）。“政治媒体化”不仅是学术议题，也是重要的政治议程。而其时，美国由于媒体分化导致传统精英媒体的社会控制能力下降，有线电视、互联网以及脱口秀等信息娱乐节目形式兴起，关于媒体破坏民主的指责不断（韦斯特，2001/2010：125-126）。这些因素使得政治媒体化概念一开始具有很强的对新闻媒体的批判色彩。

欧洲学者对政治媒体化现象的关注可以追溯到瑞典学者Asp在1986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多年后，Asp（2014：366）在回顾中认为，他的核心关注在于媒体的隐性权力问题，即个体和社会机构不得不适应（adaption）媒体影响力，这种适应有不同的程度，从认可（recognition）、调适（adjustment）、采纳（adoption）到内化（internalization）等。商业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电视和电台数量骤增，为政党和候选人创造了大量被报道的机会，竞选活动趋向个人化，也大大增加了竞选成本（Mancini & Swanson，1996：11），引起舆论对媒体权力过度扩展的担忧。Mazzoleni（1987）对1983年意大利全国竞选的研究虽然没有使用媒体化概念，却明确地致力于探讨媒体逻辑和政党逻辑的关系。其背景是意大利政党政治出现去意识形态化的迹象，两个最重要的大众政党面临成员招募的危机，研究者推测这将削弱政党对选民政治态度形成的控制，为媒体发挥影响力提供了契机。但实证结果并不完全支持这一假设，研究者认为意大利媒体正处于一种从政党依赖到专业自治的新旧模式转换过程中。

1990年代，欧洲的政治竞选实践迅速变迁，选举的专业化和个人化成为普遍现象。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德国学者Wagner（1994：135）所说的现代性的第二次危机，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和经济危机为标志，有组织的现代社会秩序瓦解，既扩大了个体行动空间，也带来未来的极大不确定性。在选举方面，公民对既有政党（established parties）的支持减少，旧的政党尝试内部重组，新的政党成立，一些运动型政党（如德国绿党、意大利激进党）取得很大成功，也对欧洲政党策略产生影响，“政治创业精神”（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的意义逐渐显著。政治制度变革与传播手段的演化同步进行，导致欧洲舆论十分担忧其传媒系统越来越趋同于完全商业化的美国传媒体制。为此，学者曾组织关于不同类型民主国家的竞选报道研究，结果表明，至少成熟民主国家（英、德、瑞典）的情况并不支持这一判断（Swanson & Mancini，1996）。在精英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结构性限制下，这些国家的政党仍然在媒体的选举报道中发挥主导作用，大众媒体对政治议题有高质量的报道和讨论。2008年北欧学者出版专题论文集，调查北欧五国媒体政治报道现状，认为媒体化对北欧影响总体上比较温和，北欧媒体并没有走向美国式的犬儒主义和对抗式报道，而是依然能提供较为充分的实质性信息（Strömbäck et al.，2008）。这表明，即便在媒体商业化和独立化的环境中，媒体表现仍然受到特定国家的政治制度、传播政策以及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调节。

从学术思想而言，政治媒体化研究深受两位美国学者Altheide和Snow（1979）所提出的“媒体逻辑”概念的影响，体现了很强的制度主义取向和媒体中心视角（夏瓦，2013/2018；Esser & Matthes，2013）。早期的研究者将政治媒体化看作是媒体逻辑对政治逻辑的“殖民化”（Meyer，2002），导致政治失去自主性（Mazzoleni & Schulz，1999）。研究者认为，媒体有自己的目标和规则，而政治组织和机构不得不雇佣精通媒体的专业人士以适应这些规则，这表明政治的核心功能被大众媒体重新塑造。由于媒体化是一个长期过程，Strömbäck（2008）提出，政治媒体化的程度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考察，即媒体作为政治/社会的信源的重要程度，媒体独立于政治机构的程度，媒体内容（第三维度）受政治逻辑的支配程度；以及政治行为者（第四维度）受媒体逻辑支配的程度。其中，前两个维度（即媒体信源重要和媒体独立）是政治媒体化得以成立的前提。因此，政治媒体化的程度实际上就是媒体和政治两个系统之间的自治或被支配的程度，政治逻辑和媒体逻辑成为关键概念。

本世纪以来，政治媒体化的实证研究迅速增长，大多通过设定有关媒体逻辑的指标来考察政治报道受其支配的程度，一些研究也比较了不同国家在政治媒体化上的差异，或者从长时间的纵向维度上探寻政治媒体化作为一个过程的证据。Strömbäck和Esser（2014：396）曾从上述四个维度总结了相关的经验证据情况，认为前两个维度得到的经验支持比较清晰，而后两个维度则有更多争议。长时间跨度的研究表明，新闻媒体的政治报道虽然越来越以媒体逻辑为导向，但并不稳定；跨国差异的持续存在也意味着这并非线性过程；至于媒体逻辑渗透政治过程的证据则更加有限，此种状况使“一般的媒体化和政治媒体化仍然像一个理论框架，而不是一个适当的理论”。

政治媒体化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尽管“政治逻辑”是一个与“媒体逻辑”同等重要的分析概念，但政治逻辑是什么，研究者语焉不详。相关论述更多是一种基于家长式精英主义的担忧，如认为媒体分化导致“人民”（demos）的分裂，多元信息流破坏媒体和政治精英“建立主导框架的能力”（Kriesi，2013：12）；或者商业媒体的内容由消费者的品位和偏好驱动，可能催生民粹主义文化（Esser & Matthes，2013）。这些表达也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当代多元主义的现实语境（杨，2000/2013）。

Esser（2013：165）曾将政治逻辑区分为政策（policy）、政治（politics）和政体组织（polity）三个维度。他认为，政治是以获取权力和公共性（publicity）为目标的自我呈现，以此为中心，政策是政治的产品，政体组织则是构成政治环境的框架。但这三个维度都面临争议。首先，作为基本结构的政体组织（polity）几乎不受新闻媒体的影响，相反，由于逻辑是人们对行为方式适当性的一种预期，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并受其制约，政体组织极大程度上塑造了媒体的行动逻辑。例如，研究者认为，选举体制（多数选举或比例选举）和政党竞争结构（两党制或多党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举活动是以政党还是以个人为中心来展开，并相应地影响了媒体在竞选活动中的作用（Mancini & Swanson，1996：17-18）。Hallin和Mancini（2004）关于欧美传媒体制的比较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即基于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历史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三种模式的传媒体制，而不是相反。其次，由于媒体逻辑的基础在于注意力竞争，受其影响的更多是政治过程的前台（politics）而非后台（policy），不少实证研究的结论实际上是从前台表现的维度得出。例如，Kepplinger（2002）关于德国议会活动的四十多年（1951~1995）的长程研究表明，议会的决策活动（包括有关预算、立法、条约批准等的辩论活动）保持稳定，急速增加的是一些信息传递类的前台活动（如新闻发布会、政治声明等），而研究者正是将“政治家发表声明的数量”作为政治媒体化的主要指标。其三，学者质疑，政治前台的表现也不完全是出于政治家接受媒体逻辑或“自我媒体化”的结果，而是可能出于更广泛的社会压力，如公民对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信任度下降而迫使其决策更加公开，也为各种审查政府活动和问责提供机会（Bastien，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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