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顺铭 陈昭博 | 重返帖与诸众记忆：以 QQ 空间的“那年今日”为例

摘 要   数字与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记忆的“连接性转向”，导致人们的记忆活动与各种自动化、算法化、平台化的记忆回溯功能紧密纠缠。本文以QQ空间中一个名叫“那年今日”的功能作为案例，从“连接性转向”和“诸众记忆”的理论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深度访谈、田野观察及文本分析的方法，系统剖析了其对数字记忆的自动化生产，以及用户与这种数字记忆的相遇。研究发现，基于自动推送及“同一时间”的算法逻辑将用户的数字痕迹重构为“重返帖聚类”。这种数字记忆形式在承载特定平台话语和意图的同时，也以独特的内容构造与连接性机制生产出一幅诸众记忆景象。在用户与“那年今日”功能及其重返帖相遇的过程中，该功能的时间逻辑与算法技艺始终影响着用户的接触方式和选择性接触，产生了“比较”记忆效果，也激发了用户的再中介化行为。

关键词   QQ空间；那年今日；连接性转向；诸众记忆；数字记忆

一、引言

“记忆”本是一座人们唤起过去并建构现在乃至未来的桥梁，但如今人类的记忆活动已日益被数字技术中介化，甚至被人们主动或被动地让渡给技术，由其代理性地甚至是自动化地实施。记忆的这种数字化趋势根植于如今深度媒介化和平台化的日常生活现实：人们日复一日源源不断地向互联网“上传着一切”，而后者将人们在此过程中遗留的各种数字痕迹都实时并自动地存档，继而又可凭借数据库和算法等技术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为人们轻易生产出某种“新记忆”的景观。

作为近年来人们数字化生存最引人注目的场所，社交媒体平台无疑已成为留存、激活、生产乃至再生产这种新记忆的主要阵地。伴随脸书（Facebook）的“那年今日”（On This Day）、色拉布（Snapchat）的“回忆”（Memories）、照片墙（Instagram）的“回溯”（Throwbacks）等记忆功能的问世和流行而来的，是这样一种密切契合于当今时代技术现实的新兴媒介记忆形态：数字技术通过对与用户相关的“数据点”进行存储、挖掘与组织，为其建构出“回忆数据库”（reminiscence databases），进而促成其数字记忆实践的展开。在此过程中，社交媒体平台也逐渐超越了作为人们之间连接-沟通平台的初始功能，扩展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记忆工具。

有鉴于此，本文将关注的目光落在QQ空间中一个名为“那年今日”的记忆功能上。QQ空间是一个与腾讯QQ这一国民级即时通讯工具相辅相成的社区化服务平台，享有“中国社交媒体之父”的美誉。QQ空间自2005年推出以来，利用“说说”“日志”“相册”和“留言”等功能，逐渐成为数亿网民“记录生活感悟、分享美丽瞬间”的自我展示与社交互动平台。但及至2014年左右，其统治地位开始被腾讯公司旗下另一强势崛起的社交平台——微信取代，并面临用户流失和平台迁徙的不利局面。也正是在此前后，QQ空间推出了新的那年今日功能，按照一种“同一时间”或曰“同日”的算法逻辑，从说说帖档案库中筛选和汇总用户本人及其QQ好友过去发布的帖子，自动为用户生产数字记忆。该功能的推出意味着，QQ空间在原有“社交之所”的平台身份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重“记忆之所”的身份，从而为我们考察数字时代新记忆的内涵、形式与特征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为此，本文将系统地考察其数字记忆生产，以及用户与这种数字记忆的相遇。

二、连接性转向与诸众记忆

在高度数字化与深度媒介化的当下，无论个体记忆抑或集体记忆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连接性转向”。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指出，林林总总的数字-网络媒介及其即时性、泛在性和可及性等特征使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都日益处于一种超级链接的网络状态之中，并由此持续地重塑此过程中的时间、空间与记忆的基本面貌。在此背景下，当代数字记忆的过程、功能和本质都已然被重构。为此，霍斯金斯也专门提出了一个“连接性记忆”（connective memory）的概念，他认为记忆不再是个体或集体追忆之产物，而是生成于人与数字技术及媒介的连接当中。当下与过去因连接而构成了一个连续统，过去始终会在当下被不断地调度、表征与迭代，进而使得记忆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刻或事件，而是藉由不断的连接和互动得以持续扩展。如此一来，“连接的时刻即记忆的时刻”，记忆的生产与建构始终处于一种互联与流动的状态当中。

记忆的连接性转向打破了传统上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二元对立，催生出一种“诸众记忆”（memory of the multitude）的新型记忆形态。就内涵而言，一方面，“诸众”既非个体也非集体，而是一个居于其间的概念。在霍斯金斯看来，集体记忆的生成与建构有赖于个体间的共享过去和想象性的集结，集体记忆本质上乃是一个由广播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概念遗产。但在如今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后广播时代”中，个体或集体不再只是大众媒介的“受众”，人人都可以在诸如社交媒体之类的参与式媒介的技术加持下“不间断地抓拍、张贴、记录、编辑、点赞、链接、转发与聊天”，并在与他人的数字化连接中主动而切实地参与记忆的生产与传播。另一方面，数字与网络媒介也从根本上重塑了记忆的载体与基石——“记忆档案”——的逻辑与意涵。现代记忆首先是一种档案记忆，尤其依赖于“痕迹的物质性、记录的即时性和图像的可见性”而存在。然而，过去的记忆档案不仅受制于特定的物质或空间载体，其生产、接入、传播与管理也掌握在少数记忆机构与权威的手中。而在如今“参与式数字媒介文化”的背景下，个体或主动或被动地生产着无数的数字活动轨迹，并且难以断联，因此记忆档案便愈益作为一种遍在、互联乃至实时更新的“数字痕迹”而存在，并展现出了高度可访问性、连接性与流动性的特征。基于上述两条路径，数字与网络技术不仅改变了个体、集体与记忆媒介的关系格局，而且还在模糊个体与集体的概念边界的基础上生产出了新型的诸众记忆。

由技术的角度视之，诸众记忆以档案化、自动化及算法化的数字记忆作为基底。中介记忆的技术物曾一度被视作客观而被动的存在，然而如今技术已日益主动地参与到了对记忆内容、功能、性质的组织与重构当中。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例，近年来，随着用户数字痕迹的日积月累，它们在作为通讯与社交平台的基础上也逐渐变成了一种记忆工具。社交媒体既扮演着用户的自传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档案馆角色，也通过对用户数字痕迹的检索、计算、调度与整合等“自动化的记忆生产”，不断生产着“算法记忆”（algorithmic memory）。这种由平台设计、代码或算法自动化执行的媒介形式已经不仅仅是被动存放用户记忆的客观载体或曰“记忆技术”（mnemotechniques），更演进为一种“自行组织用户记忆并生成新信息的大规模技术系统或网络”，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谓之“记忆科技”（mnemotechnologies）。记忆媒介则藉由自动化、系统化、平台化，已成为用户记忆实践过程中的代理者与行动者。

再由记忆主体的角度视之，诸众记忆因网络、算法和平台的加入，而呈现出若干新特征。首先，诸众记忆具有独特的“时间性”（temporality）逻辑。一方面，围绕过去、现在、未来这三重时间，以往的中介化记忆更多展现出一种有序的、线性的时间逻辑，但在数字技术中介下的记忆过程却往往呈现出一种无序和实时的“网络时间”（network time）的特征。正如霍斯金斯所言，人们的数字生活实践“铸就了一种持续、不断累积，并且‘实时’与‘休眠’并存的记忆”，这种记忆潜伏于人们媒介生活的底层，时刻“等待着潜在地被再发掘、再连接和再中介”。急剧膨胀的数字痕迹无时无刻不与人们的记忆实践相纠缠，过去不再是稀缺之物，网络化的自我与社会“将过去和现在坍成了一场超级互联的狂欢”。另一方面，有些平台（如脸书）已通过算法开始推动数字与网络技术由原来一味地崇尚“实时”转向“适时”，继线性“钟表时间”（clock time）之后发展出“适当时间”（right time）这一新的时间秩序。如今，越来越多自动挖掘并表征用户过去的“记忆/回溯功能”应运而生，QQ空间中的那年今日功能即为一例。这些功能不仅利用分类、排序等算法策略为用户生产记忆，而且还格外看重对记忆进行表征的时机，试图通过在适当时间向用户展示适当过去来建构一种“适时记忆”（right-time memories），以强化用户对平台的情感认同和连结黏性。这种“数字时景”（digital time scapes）意味着记忆档案的持有者（如算法和平台）有望“在现在发生之前了解现在”，现在乃至未来由此成为具有高度可塑性的概念，数字技术可基于对现在和未来的假定与预测而拉伸、操纵并最终铸造出实际的现在与未来。可以说，记忆的激活与展开充斥着许多“不可预知、不可见、难以想象的‘轨迹’与‘连接’”，其在当下被锚定为一种“深层的现在”（a deep now）。

其次，与过去个体性的记忆书写或集体性的记忆想象相比，因连接而生的诸众记忆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介于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社会网络记忆”（social network memory）。就记忆者个体本身而言，无论是人们主动生产的自传体记忆文本，还是由数字媒介悄然留痕的“影子档案”，都在不断地为个体建构“档案化自我”（archived self）。这种档案化自我存储着人们过去的自我，并藉由记忆科技的调度和表征，将现在自我乃至将来自我连接在一起。再就集体的维度而言，个体的档案化自我始终诞生于与他人的“超级连接性”之中。个体与他人当下的连接性互动不断地生成“流动的我们”（fluid we），而这些关系和互动又被数据库记录和定格下来，并且通过记忆科技建构并连接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我们。总之，诸众记忆不仅将复杂而多重的生活世界加以数据库化，令其被压缩在统一的数字平台上，也令个体与集体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重时间中彼此交织，并在不间断的连接与激活中形成了一种数字化的记忆引力。

最后，基于特定的媒介逻辑与记忆形态，诸众记忆还在内容、形式、行动等层面上导致了一系列的记忆效果。其一，诸众记忆在以数据点为单位对人们的过往数字痕迹进行去语境化的筛选、分类、排序、计算、预测的同时，也再语境化地进行着“记忆”的生产，进而从根本上重构了记忆的要素、性质与过程。基于此，回溯功能等数字记忆媒介又以精密的记忆科技引导和控制着人们的注意力，重新配置其记忆的内容与焦点。其二，诸众记忆对记忆者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其中也掺杂着用户自主的认知与行动。仅以脸书的那年今日功能为例，其实际的记忆效果受到用户对媒介的使用习惯和看法、对自身过去及当下的态度和情感、对隐私问题的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在人与技术之间、人与过往数字痕迹之间塑造出诸多关系样态。其三，上述记忆过程与效果不只是简单的中介化问题，人们在接触诸众记忆的过程中所做的诠释与行动又会成为新的数字痕迹，从而以一种“再中介化”的逻辑影响人们将来的记忆活动。因此，用户基于回溯功能开展的再诠释实践与数字技术本身的媒介逻辑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互构”“共生”和“共同迭代”的复杂关系，算法化的中介记忆会在“‘软件-主体’连续体”（software-subjectcontinuum）中动态地演进。

在上述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从连接性转向和诸众记忆的理论视角出发，以QQ空间中那年今日功能，以及围绕它而展开的数字记忆实践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如下两个研究问题：那年今日功能以何种技术与媒介逻辑表征或建构用户的过往与记忆实践，并由此形成了怎样一幅算法记忆和诸众记忆的景象？作为记忆主体的用户如何遭遇并应对那年今日功能的媒介与技术逻辑，以及该功能又对用户产生了何种记忆效果？

三、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运用深度访谈、田野观察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来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对QQ空间和那年今日功能的部分用户做了深度访谈。我们在小红书、豆瓣、百度贴吧等平台发布访谈招募信息，最终对17位受访者（记作A1—A17）做了半结构化访谈。如表1所示，受访者以女性（14位）为主，年龄介于19至30岁之间，涵盖全国各地，职业多样，均受过高等教育，绝大多数的QQ空间使用年限在10年以上。访谈提纲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受访者的性别、年龄、职业方向、学历水平、居住地等人口统计信息；受访者对QQ空间的使用经历与发帖特征；受访者接触和使用那年今日功能的契机与过程；受访者对于自己或他人过去发表的帖子的认知与评价及由此而开展的记忆实践；受访者对于那年今日功能本身的认知、态度以及再中介化的记忆实践。

其次，对那年今日功能开展了网络“自我民族志”观察。先前，我们对此功能虽已有所观察，但并不仔细和系统。对本文而言，自我民族志的观察不是出于便利而是本着科学的选择原则，其科学性是由此功能建构的社交可见性结构决定的：不仅从每个用户的“视角”出发所看到的帖子及其中蕴含的连接关系都不一样，而且每个用户也只能从其自身的“视角”出发，并在此功能中进行正常的观看。基于此，我们两位作者都把自己作为“视角”用户，我们的网络自我民族志观察同时兼顾QQ空间的“网页端”和“应用端”，以此两端上的那年今日功能为田野地点，在为期一个自然月（2024年8月1日至31日）的时间里，各自逐日对其中的帖子内容、时间秩序、人际互动、平台话语等方面进行观察、记录及思考。这种自我民族志观察是我们形成质性论点乃至进行量化分析（如下一节中对两端上重返帖聚类规模差异的分析）的重要来源。

最后，还收集了一批相关文本材料。通过“QQ+那年今日”和“QQ空间+那年今日”的检索词组合，笔者从小红书、微博、知乎、豆瓣、百度贴吧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收集了大量有关那年今日功能的分享与讨论。这些材料也为我们的立论和论证提供了扎实的经验基础。

四、平台以重返帖的形式推送诸众记忆

面对QQ空间中那年今日的记忆功能，我们首先必须努力勾勒这一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一个技术性的主体为用户生产数字记忆的基本面貌。本文为此提出的中心论点是，那年今日功能在按照“同一时间”的逻辑为用户自动推送以“重返帖”为记忆形式的诸众记忆。下面，对该论点进行必要的阐述。

第一，那年今日功能以自动推送的方式为用户生产记忆。自动推送乃是数字时代的标志性功能之一，其背后需要数据库和算法等一系列技术或技艺的加持。自动推送一头连接作为行动主体的数字媒体，一头连接作为行动客体的用户，换言之，数字媒体将内容自动地推送给用户。自动推送当然可推送形形色色的内容，自然也可以包括记忆性的内容，如这里所说的重返帖。一旦所推送的是记忆性的内容，此时数字媒体便不仅仅是一个“记忆载体”，也成了一个自有其独特能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