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邦茶座 “只有动起来,跑起来,才不会感到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每条河流终将流向大海,每片雪花都朝着春天飘去。”这是张涛甫教授为澎湃评论部2023年年终特别策划《每片雪花都朝着春天飘去》撰写的语句。 不少朋友说,没想到这么富有诗意的句子,出自新闻学院院长的手笔。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教授笔耕不辍,不但常有论文出手,还经常为媒体撰写评论。 本期政邦茶座,我们邀请到老朋友张涛甫教授来聊聊评论背后的故事。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张涛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大学》主编。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张教授好,今年元旦时您的这篇《每片雪花都朝着春天飘去》给人留下很深的影响,新闻学院里像您这样的“教授级评论员”并不多见。感谢参加本期政邦茶座。 张涛甫: 很荣幸受邀作为政邦茶座的嘉宾,接受您的访谈。您也是资深的评论员,深度参与并推动新闻评论建设,经常拜读您的文章和主持的访谈,一直学习您的新闻评论研究成果,从中,我的评论写作和评论教学也受教良多。 高明勇:在我的朋友里面,既是大学教授,又从事管理工作,还笔耕不辍,为媒体撰写评论,比较突出的有两位,一位是您,一位是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庆安教授,正好您两位也是一南一北两所知名高校的新闻学院院长。工作繁忙之余,还不间断写评论,是个人兴趣所在,还是教学研究需要? 张涛甫: 我常说,在大学写评论,出力不讨好,因在大学评价体系中,评论文章是不计“工分”的,与学术论文、专著、课题、咨询报告等“硬通货”相比,评论文章皆属雕虫小技,算不了“胜业”。我不识时务,还是积习难改,您所说的个人兴趣和教学研究需要这两种因由都有。但我写评论,不是重度写手,没把整个身心扑上去,有点像票友,偶尔写写,主动出击的不多,多为约稿,但只要应约,都会倾心倾力,全情投入,享受写作的快意。 其实,我写评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藉此与世界保持“密接”关系,同时,把学生带入“热辣滚烫”的世界,将他们推向涌动的现实,与新闻现场零距离,并学会用专业的眼光、判断去介入现实,用评论的方式去彰显专业的力量。给学生上“新闻评论”课,不能坐而论道,远离专业现场,躲在岸上学习游泳,必须中流击水,到职业现场的深水区去展现身手。我写评论,就是要保持入世的激情和表达的冲动,保持专业的在场状态,水性要好,手感在线。只有这样,我的课堂才不至于失去活力和吸引力。 高明勇:作为新闻学院教授写评论,您如何给“评论”下定义? 张涛甫: 前面说过,仅从功利的角度看,新闻学院教授写评论,得不偿失,因它不在学校评价的硬指标里边,若不是出于真爱,大学教授大多不太愿意写评论。在我看来,大学教授写评论,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和笔法,可以有“自选动作”,但不能把评论当论文来写。新闻评论须与现实交感,应是冒着热气的,入世的,对当下构成影响,用评论影响今天,捋清事实,辨识真相,引导舆论,激浊扬清,这些都是评论所追求的。 高明勇:学者写评论,您认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张涛甫: 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悟来看,学者写评论,可以发挥学识和理论所长,目力所及,多有深究和穿透,摆事实,讲道理,可以谈得深透一些,但需要适度,过犹不及,不能掉书袋,浮粉太厚,就显得矫揉造作。鲁迅、梁启超都是一流的学问家,但他们的评论文章,思想、学识、文采都是浑然天成,文如其人,力道和美感俱在。 高明勇:我看过您不少评论,也编过不少,给我的印象,能踩在社会关注与社会情绪的“点”上,切中要害,注重逻辑,又充满激情,也不乏金句,您有没有自己的一套评论写作方法论? 张涛甫: 我的评论写作谈不上方法论,只能说,在多年的评论写作以及评论教学中慢慢悟出一点门道吧。新闻评论易学难工,评论写作门槛不算高,很多人天生就是评论员,如今,在泛媒介时代,发表言论的壁垒大面积降低,人人都可以成为评论员,以至于众声喧哗,很多成为舆论噪音。在嘈杂的舆论场中,更加需要有高质量、高品质的评论去对冲噪音,需要清流洗涤浊流。写评论,须有章法,但不能格式化、套路化。我的评论写作有意躲开套路化的表达,尽可能寻求多种表达的可能性,文无定法,在解题、立意、角度、文法上尽可能不拘一格,努力做到有新意。 高明勇:哈,您谦虚了。虽然一般都说“文无定法”,但很多作者还是有自己的思考的。 张涛甫: 是,文无定法,但评论写作有其稳态的东西,不会因时空切换而大变。在我看来,这些稳态的东西包括:其一,守望公共责任。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在其著名的《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指出,没有哪种公共服务比传播服务更重要。评论写作从事的即是传播服务。这种公共服务甚至比律师、医生、教师的工作还要重要,因为其影响面比三者更广。评论作为公共性言说,须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 其二,保持距离感。评论写作是一份积极“入世” 的工作,但评论员的“入世”不是全然埋首于经验现实,而是要求眼界和识见均要高出一般人,评论员须有穿越世相和表象的能力,即要求评论员有“出世”之努力,不仅能看到脚下的方寸土地,还能看到远方和天空。评论写作,问题意识不可少。缺乏对问题的敏感,评论就可能成为一具空壳。新闻评论作者须有一双慧眼,明察秋毫,见微知著,穿越表象,于无疑处存疑,冷眼旁观世事喧嚣,在冰冷人情中保持热心。新闻评论选题来自于公共生活。缺乏公共性,缺少公共关切,选题就可能沦为个人化的盆景、茶杯里的风波。评论员不能局限在众人的认知半径里。不能随波逐流,顺着公众的思维惯性,被习惯推着走,而应跳出惯性思维,跳出流俗眼光,在习焉不察的现象中发现与众不同的问题。须警惕那个让自己“很舒服”的角度,舒服意味着“熟悉”和“固定”,就会固化和板结,遮蔽“看到另一种可能”的差异思维。想要无可取代,就必须与众不同——敢于不同,敢于在一片喧嚣中打捞沉默的声音。 其三,依循说服之道。评论写作是用思想和判断去影响他人。言论表达即是说服他人的过程。在资讯高度发达、民智大开的今天,依靠信息时差和落差去说服他人似乎越来越难了,在很多时候,受众掌握的资讯比评论员还要多,被说服者懂的道理比说服者还要多,传受双方的观念的水位落差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 评论员如何立言?这就要求评论者具有更高的说服水平,深谙说服之道。关于说服之道,传播学者已做了比较精深的探索。比如,关于说服性观点的组织,是很有学问的。霍夫兰、贾尼斯、凯利在其名著《传播与劝服》一书中提出,说服传播效果不仅取决于动机诉求的选择,同时也依赖于那些支持观点的论据组织方式。评论写作作为一种经验艺术,不太在意说服的理论,而是按照职业经验判断,按照文法组织的套路推进。其实,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经验主义惯性,在互联网时代可能遭遇不少困难。说服之道不仅仅关乎文法技巧,虽然它是一个关键环节,但不是唯一环节,知其一不知其二,是难以顺畅打通言论说服的所有环节的。新闻评论通过说理过程将论点送达受众。这个说服过程,需要展示论据的说服力以及论证的强度。如果论证强度不强,主张与论据之间是弱关联,说服效果就不好。论证强度与论证链条相关,但强度的重心在论证效果上。有的评论不够紧致,逻辑强度弱,说理欠充分;有的评论严丝合缝,说理有力,逻辑周延,说服力强。 其四,执守常识。新闻业不需要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和理论,虽然它以社会关怀为己任,但也不需要新闻从业者具备社会学家的理论和知识;新闻从业者的技艺来自于社会,是经验取向的,但要求对社会变化有过人的敏感和悟性。评论员以生产和传播思想和见识行世,但其思想和识见并不局限于专业领域,而与公共性同在。很多时候,评论员的思想和见识是常识级的。在一个常识稀缺的社会,可能就流行两种东西:一是没心没肺的傻乐;再就是假正经和伪深沉。这两种东西都与人的理想心性和智慧绝缘。在浮华的红尘中,常识并不总是在场,却经常被遮蔽,这就需要评论者从公共言说出发,打捞那些沉落的常识,对公共社会启蒙。 高明勇: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把评论写作比作“入世的思维体操”,提出“一个社会的观念水位,一定不是由分母级的言说标识的,而是由分子级的观念标志的。” 之前我们也邀请您担任过凤凰网发起的“影响中国十大评论”评选大赛的评委,并且咱们这些年还同时担任红网举办的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评委,您如何看待评论大赛对“观念水位”的作用? 张涛甫: 是的。我曾说过,评论写作是入世的思维体操。评论言说是门古老且长青的智性技艺。此前多由精英操持,特别是在传统媒体时代,知识精英掌控舆论话语权。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言说的门槛几乎“全线失守”,精英垄断的公共言论话语权旁落,如今,写作的分母越来越大,公共表达成为盛大的广场和喧嚣的市场,声音嘈杂,飞短流长,自然会严重稀释重金属的声音,也会拉低评论写作的技艺浓度。但是,一个社会的观念水位不是由分母级的言说标识的,而是由分子级的观念标识的。在言说的分母变得无穷大的时候,分子级的言说尤为珍稀。当年,您组织发起凤凰网“影响中国十大评论”评选大赛,我有幸作为评委。我们从海量的评论作品中,打捞、遴选出十大优秀评论。虽然后来没能年年办下去,但在评论界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什么是最好的评论?“年度十大评论”就是标杆。后来,我也参与新闻评论界一些活动,其中包括你我都参与的“红网”举办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我们期待有更多的青年评论员清新出场,努力拉高社会公共言说的“观念水位”。在公共理性和社会共识日渐脆弱的当下,我们期待更多的分子级的评论,为社会“补钙”,用清澈、成熟的理性,甚至用常识,对冲社会上的非理性情绪,缝补碎裂的社会共识。(未完待续) 来源:政邦智库(公众号) 编辑:王晨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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