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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打造最具公信力内容平台

2011-5-27 09:58| 发布者: admin| 查看: 999| 评论: 0|来自: 新浪嘉宾访谈

摘要: 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接受新浪专访 昨日,京华时报社长、总编辑吴海民(微博)接受新浪专访,与新浪副总编辑周晓鹏畅谈媒体的公信力、影响力和传播力,并介绍《京华时报》(微博)是如何通过内容建设实现包含这三个“力” ...
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接受新浪专访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接受新浪专访

    昨日,京华时报社长、总编辑吴海民(微博)接受新浪专访,与新浪副总编辑周晓鹏畅谈媒体的公信力、影响力和传播力,并介绍《京华时报》(微博)是如何通过内容建设实现包含这三个“力”的综合能力。以下是访谈实录:

  周晓鹏:非常高兴有机会向吴总学习,京华时报十年的发展,您一直比较关注媒体的三个力,就是公信力、影响力和传播力,我们结合这个话题来谈一下。首先您觉得这三个力是什么样的关系?

  吴海民:这三个力大家都经常使用,不管是纸媒还是网媒,还是广播电视媒体,都经常使用。但是很少有人把它的内涵、外延和相互关系搞得很清楚。《京华时报》结合十年新闻实践,对过去的内容做了一些梳理,对这些问题做了比较清晰的界定,同时也形成了在内容采集发布方面的一些新的理念。

  媒体的公信力、影响力、传播力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公信力作为媒体的一种内在的力量,是影响力之源,是传播力之本。影响力作为能够左右公众的力量,是公信力的一种外化,是传播力的目标。传播力作为争取和获得更多受众的一种力量,它是彰显公信力的途径,是扩大影响力的手段。京华时报的目标是把这三种力叠加在一起,融汇在一起,凝聚在一起,这样媒体就更有力量。这些理念得到了全体采编人员的认同,大家形成了共识,现在《京华时报》就是朝着这三个“力”在发力的。

  周晓鹏:接下来分别从三个力的角度探讨一下。当今的中国,对信息的不信任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大家对事件、信息传播的不信任,可能来自于政府方面,也可能来自于媒体方面,这是普遍的社会现实。对于媒体来讲,我们如何去打造这样的公信力,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报道无论是深度报道也好,还是我们对日常突发新闻的报道也好,对社会新闻报道也好,对娱乐的报道也好,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读者,让受众能够觉得《京华时报》的报道是有公信力的,是值得去信任的,在具体的要求上或者在运作上,您觉得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吴海民:公信力是第一位的。所谓媒体公信力,是指媒体获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依赖的能力。当然它可以泛指各类媒体作为整体在社会公众中的信任程度和形成的依赖,但在更多情况下也特指某一媒体在社会公众中的信任程度和形成的依赖。现在媒体越来越多,大家对媒体的选择就很重要,如何在这么多种媒体当中选择那些最可信赖的媒体,这个时候公信力就成为极其重要的识别标准。关于公信力的识别,它不仅仅是某些外在的数据,更是以公众的信任度,信誉度为标尺的。因此,公信力体现出来的其实是媒体的核心价值。

  至于说怎么来实现公信力,如《京华时报》是怎么来实现公信力的?我认为它有四个基本要素,这四个要素形成了《京华时报》内容建设四个层面的要求,第一个层面,是知情权问题,就是要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这是媒体公信力最基本的前提。知情权是我们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是媒体肩负的社会责任。如果连公众的知情权都不能给予保障,不能给予尊重,你还谈什么媒体责任呢?还谈什么公众的信任呢?你更谈不上公信力。媒体就是要向公众传达信息,是信息的采集者、传播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公众知情权的保障者。你就是做这个事的,如果这个事你不做,媒体存在就没有意义,就没有公信力。所以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包括《京华时报》,我们总是会竭尽全力报道那些大家未曾知道,希望知道,也应该知道的各类新闻信息。从这点出发,建立媒体和公众之间的相互的默契和信任,建立一种信任关系。

  当然,现在其实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们要尊重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实际上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阻挠、封杀等等,这个事情好像最近比较严重。最近看到两篇报道,是关于新华社的,连新华社的记者在河北和在四川的采访都受阻了。

  周晓鹏:采访富士康的时候,记者的相机被夺被砸。

  吴海民:在河北香河,也有人对记者围追堵截。新华社的记者都会遇到这些问题,这说明要真正能够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京华时报》这十年来,记者被打的、被关几个小时的,对有关采访进行封杀的事情非常多。但是我认为必须冲破这些阻挠,该采访的一定要采访,该报道的一定要报道,该披露的一定要披露。现在不单单是公众知情权,有些地方其实还想阻挠中央领导的知情权,因为有些事情不愿意反映上来。媒体在这方面应该负起责任。

  周晓鹏:说到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我们看到,无论是记者采访被阻挠或者他们不希望中央层面的机关或者领导人知道,都是集中在地方事件上,对于这样的事件在报道中,有一种关于禁止异地监督的要求,这类问题如何面对和处理呢?

  吴海民:这里是涉及到一些规定,但实际上舆论监督还是在进行着,舆论监督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会专门讲到。

  周晓鹏:比方说本省本地的媒体,富士康这个事情,第二天所有四川媒体没有一家进行报道的,只有新华社出了内容。对于媒体来讲,这可能在后续一段时间里都是我们经常面对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有的时候周报、周刊可以做突破,但是对京华时报这样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媒体来讲,如何对这样的题材进行报道,也是要面对的难题。

  吴海民:这确实是难题。但对一些重大的突发的、具有全局意义的事件,还是派记者去。该去的还是要去。如果是新闻已经有了,我们争取做后续报道,做深度报道。我们的评论也及时跟上,京华的评论是随时、及时地评论这些事情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也牵涉到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你有这个愿望,也有这份责任,但是你有没有能力实现?这也是一个问题。有些媒体由于受到这样那样的客观局限,没有条件采访,或没有资格发布这些重要的新闻,这样在公众中的信任度也会打折扣。您比如说一些重要采访的场合,你能不能进得去,是需要具备一定资格的。应该说,《京华时报》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我们是《人民日报》办的,我们立足北京面向全国,有采访的强大的辐射能力,辐射面很广。我们也有很多媒体不具备的条件,比如说党代会,很多报纸是没有资格进去的,《京华时报》可以采访。比如每年全国两会,各地的报纸采访名额非常少,而《京华时报》是26个记者上会。这是采访两会的第三大团。第一大团是新华社,第二大大团是人民日报,第三大团是《京华时报》,我们的记者可以深入到各个会场,了解到各个代表委员他们的意见。两会的时候,《京华时报》的报道非常丰富。

  还有一些突发事件,像舟曲的泥石流,玉树的地震,由于路途很遥远,交通也不便,其实采访是受到限制的,但是《京华时报》都是可以过去,因为我们在当地有人民日报的记者站作为呼应,他们各种条件都具备。《京华时报》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这也是我们能够获得公众公信力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还不单单是条件问题,有些媒体虽然有条件,但是它有意或者无意地遗漏了某些重要信息,这就会打折扣了。在《京华时报》,我们提出,要力求在所有重大报道当中,不缺席,不缺位,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不失查,不失语。因为我们认为缺席、缺位,那就是一种失职。你失察、失言将导致失信。有很多事件,报道是有障碍的,比如说央视大火,很多报纸没有进行充分报道,《京华时报》的报道则很充分,图片、文字,给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再比如官员财产公示,原来觉得很敏感,但《京华时报》报了,而且消息来源非常权威,就是我们的记者在两会上采访了中纪委副书记何勇,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表示。没有人能采访到的,《京华时报》做到了。重大问题上不缺席、不缺位,不失察,不失语,这才能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这是媒体公信力最重要的问题。

  公信力的第二个要素,就是真实性。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向公众提供真实可靠的新闻信息。这是公信力一个硬性要求。咱们经常讲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只有新闻真实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公众的信任是媒体生存的基础。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总是会力求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准确报道新闻事实,向读者提供可信可靠的信息服务,从而获得公众的信任和依赖。相反,如果你总发布一些虚假的信息,那这个媒体一定会失去公众信任。

  周晓鹏:这就像当年互联网行业刚刚起来的时候,网络媒体总是跟小报小刊一样,主要是由于当时互联网媒体在论坛环境中或者在互动环境经常有虚假信息,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互联网的公信力,这种情况在十多年发展之后,现在有很大的改观,这也是您说的意思,如果没有真实性,公信力是建立不起来的,也就始终不会成为主流的媒体或者被大家所认可的媒体。

  吴海民:说到网络,我们这些年也在研究,在网络时代如何办报纸。2008年年底,我提出,在网络时代报纸还有八个优势,第一个就是真实性。就像你说的,互联网信息太多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真真假假,真假难辩,很难有严格的审查,这是必然的。大家觉得网络信息应该多打几个问号,甚至有人说网络是谣言、传言的集散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大家对一个媒体的真实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京华时报》要在网络时代立足,靠什么?我认为第一条是必须真实,要让大家觉得我们的报纸是真实的,看京华时报是真实的,信得过。这就带来了很严格的要求,当然过去也有教训,报纸全部内容都非常准确很难做到,也有不少问题。但一定要认识到,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严格的要求,哪怕是一个细节的失实,它会带来公众对整篇报道的不信任,有时候因为一篇报道的失实,也会带来对整个媒体的不信任,所以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新闻的真实性。

  周晓鹏:这也是现在报社对所有编辑和记者的基本要求。

  吴海民:我们对编辑,对记者的考评,标准是什么?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实,第三还是真实。对一些有“问题”的报道,怎么来考评它呢,我们内部有一句话,如果它是失实的,那就一票否决了。如果涉及其他问题,但只要是真实的,那么可以责任减半。这几年《京华时报》在这方面要求非常之严,整个报纸比较严谨。我跟你讲一个例子,今年两会期间,我们26个记者在两会上发了几百篇报道,报纸每天有十几个版,持续半个月的报道,竟然做到两无,一个是无差错,第二个无事故。连个人名都没错,连一个职务都没错,这是很难得的。严谨的作风正在形成。

  公信力的第三个要素是客观性。坚持客观公正,向公众呈现新闻事实的本来面貌和新闻报道的正确立场。这是对新闻真实性的进一步要求,也是媒体公信力的一个道德底线。能否做到客观、公正、这直接影响到媒体对信息的判断、选择、编辑、加工以及这个过程当中所形成的报道倾向。它也影响到媒体能否正确地发挥它的社会作用。所谓客观,它就是要提供事实的本来面貌,你不能曲解了事实。所谓公正,就是要有正确的立场,而不是夹杂着个人的、小团体的色彩成分。做到这一点,对媒体来讲需要超然的态度,需要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品格,你不是依附在哪个集团的,不是依附在小圈子里的,你要能够跳出来。

  周晓鹏:这是中国不到一百年前的报人提出过的观点。

  吴海民:就是张季鸾,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周晓鹏:这个办报原则,在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也应该成为后一代报人遵循的理念。

  吴海民:这四个“四不”确实很好,到现在仍然实用。这“四不”体现的就是媒体的客观公正,超越事实之上的一种客观。今天的媒体,我们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要求你能够坚守新闻的职业道德,遵循新闻传播的客观的规律,能够客观地报道真相,公正地表达观点。相反如果你主观片面,以偏概全,掩盖真相,或者故意曲解事实,这个媒体肯定没有公信力。还有一些为了满足一己私利,出卖职业道德,为了迎合某个小圈子,涂上主观色彩或者是依附某个利益集团,成为他们的代言,成为他们进行媒体不正当竞争的工具,这样的媒体,肯定是要被公众所抛弃的。

  周晓鹏:这种情况在媒体中能够看到,有一些文章或者是推荐的评论,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代表利益集团或者某种势力的观点。用户看完后会对这个媒体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包括我们强调的新闻报道的平衡性,也会有这样的概念在里面。

  吴海民: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媒体本身作为企业,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甚至面对被收买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公正地发表观点,这个问题挺大的。

  公信力的第四个要素,是权威性问题,要增强新闻报道的权威性,为公众提供权威的信息来源和权威的新闻解读。这两个权威,是公众识别媒体、选择媒体的重要标准,是对媒体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检验。一些媒体同时报同样的内容,都有同样的公信力吗?肯定不是。谁更权威一些,大家就更信谁。一个负责任的媒体,他总是要努力地从众多的媒体渠道中争取脱颖而出,使自己成为权威的媒体渠道,实现权威的信息发布,包括更多的独家发布。他要在众说纷纭的媒体环境中,通过自己掌握的权威信息来源,提供第一手的新闻事实,并通过拥有权威的专家资源,提供最令人信服的新闻解读。这个也是公信力的一个方面,权威性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媒体的水平。

  周晓鹏:这就是你的专业性和采访能力,是不是有能力采访到权威人士和专家体现了媒体的权威性。

  吴海民:对。所以媒体公信力也是基于对媒体能力和水平的体现。我不仅信任你是真的,你是客观的,我还信任你比别人做得好,更权威,也是对能力的信任。

  周晓鹏:需要专业人士或者权威人士进行解读的时候,你有能力找到这个人,能够采访到他,这个有些媒体想做,但是未必能够做得到。

  吴海民:我们《京华时报》在这方面有很多自身的优势,有更多的采访资源,有更多的采访渠道,我们有很多的专家库,包括北京市的,中央的,各部委的专家库,找到需要采访的人。比如我们这次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解读,大家都认为好,他是最好的专家,对十二五的解读,找最好的专家,能找到人,而找到人以后,他愿意跟你讲,包括我们的评论,为什么《京华时报》的评论那么强,我们有几十人的评论队伍,他们都是国内一流的评论员。相反的,有些媒体粗制滥造,能力低下,肯定没法得到公众信任。那些缺少权威信息来源和权威新闻解读,仅仅道听途说,浮光掠影,人云亦云,这种媒体,不会得到公众信任。

  前面讲的是四个要素,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就是公信力的主线,即媒体责任。媒体的责任和公众的信任是一致的,公众的信任源于媒体能够切实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只要你切实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一定能换来公众的信任。这种信任是不断累积起来的,你一篇篇报道,时间长了,就不断地加深这种印象,不断累积这种感情,最后上升为对一家媒体整体的信任。我们现在说的公信力,与其说对一家媒体报道的信任,不如说他是信任媒体本身,他又超越了具体的东西,形成这种印象了。

  周晓鹏:也就是品牌和一种概念在里面了。

  吴海民:媒体的公信力在这个时候就对象化了,事实上已经人格化了。

  周晓鹏:或者说也是品牌化了。

  吴海民:基于这种信任,公众对一家媒体的可信性产生本能的感知和评价。就像《京华时报》一样,现在卖报纸已经不是靠封面了,我们最初创办的时候,一定要把封面设计得更刺激一点,视觉冲击力更强一点,让它有十秒钟效应,靠这个来取胜的。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任何到街头买《京华时报》的人是可以不看封面的。

  周晓鹏:他买的是整份报纸的内容。

  吴海民:他是一种预期,一种信任。

  周晓鹏:他相信这份报纸我买完以后,整个世界上或者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我应该了解的,我需要了解的,我在京华里全都能看到。

  吴海民:对。这就是他对媒体的信任,不再去进行比较了,给你一块钱,京华拿走了。这是一种本能的反映。一旦建立这种信任的话,就形成了依赖,公信力在这个时候会转化为一种忠诚度。这上面是我对公信力的解答。

  周晓鹏:刚才吴社长在讲公信力的时候,多次提到京华的评论,我们也注意到京华的评论,最近无论在版面上也好,在质量上也好,都有很大的变化,咱们京华有意识加强评论版的力度,是不是从扩大品牌影响力或者扩大内容的影响力角度去考虑?

  吴海民:你说得非常对。影响力有几个方面,评论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把影响力的问题具体说一下。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影响力。如果说公信力强调的是媒体的内在素质,那么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媒体的外在力量,它指的是媒体对公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政策、以及相关社会行为所施加影响的能力。或者还可以换句话说,它是媒体在影响受众思想,引导社会舆论,干预社会生活,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它所能够发挥作用的一种力度。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媒体社会功能发挥的程度,决定着媒体社会价值实现的程度。影响力这个词这些年被广泛使用,可以在多种场合看到所谓的影响力,比如说广告合作说影响力,发行的时候说影响力,内容发布也是影响力,品牌活动也是影响力,影响力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但我跟报社同事们讲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影响力来源于媒体的内容。

  周晓鹏:来自于内在的依托。

  吴海民:这是最根本的东西。离开内容,所谓的影响力那都是不可持续的无源之水,比如有些媒体在内容上不下工夫,猛造势,好像造势就是一种影响力,那是一种误解。一定要在内容上下工夫。

  周晓鹏:可能有影响,但是未必有这个力,即便在某个时间段有这个影响了,但是未必有持久的影响,如果有影响力的话,表明是由于持久性的,有力度的。

  吴海民:没有内容做支撑的影响力是不可持续的,是空中楼阁。我们认为《京华时报》在影响力上,当然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品牌也在发力,整个经营也在发力,但是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一定要在内容建设上下大功夫。内容建设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是有影响的新闻报道,第二个是评论,第三个舆论监督,第四个主题策划。我认为影响力主要在这四个方面。先说报道,要在高质量的新闻报道上,我在这里讲到高质量是指媒体的报道,它是影响社会的日常手段,也是构成媒体影响力的基本材料。媒体影响力如果是一个大厦的话,它就是由日常新闻报道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续不断的新闻报道所产生的持续的,不断的影响,它在累积着,加强着媒体的影响力。当然,我们也很清楚,并不是所有的报道都能产生影响,很多报道可能还会削弱影响,比如说那些平庸的报道多了,这个媒体就跟着平庸了,比那些低劣的报道多了,这个媒体也可能低劣了。

  在这个时代,由于网络的迅猛发展,媒体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缺信息的时候了,你随便弄一条消息就受到欢迎吗,未必是这样,因为大家缺少不是信息,信息泛滥了,爆炸了,甚至过剩了,这个时候,能够产生广泛深刻影响的,我认为主要是两种报道,一种就是独家报道,一种就是深度报道。独家报道为什么有影响呢?因为是首先发布的,它可以做到先声夺人,它是后来信息不断扩散放大的总源头。以后不管多少人转载,多少人放大,它都在扩散着你的影响力,因为你是源头。这是毫无疑问的。还有一个是深度报道,这种深度报道由于能切中时代发展的脉搏,能够直击公众关注的焦点,敢于触碰社会发展的难点,容易在公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从而能扩大你内心的影响力。更多的情况下,在今天,影响力是从这些报道中形成的。这些深度报道反映出一个媒体的新闻敏感度,反映你对事件驾驭的能力,它反映出你鲜明的立场,同时反映出你的品格。这种影响力会不断地放大。

  第二个方面,影响力要在观点鲜明的评论上下工夫。刚才提到《京华时报》的评论,确实这几年来下了大的力气,我们认为这是《京华时报》这两三年来改版最重要的一步,因为《京华时报》在过去初创办前几年是不说话的,甚至是连创刊词都没有的一份报纸,就只讲事,不说话。那个时候是行得通的,因为那时候大家还缺少信息,现在大家不缺少信息,缺少的是观点。这个时候你再不说话,就是一个哑巴。我们从2008年年底持续改版时就提出来评论是媒体高高举起的一个旗帜,是媒体向周围世界发出的声音,那么他也是媒体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思想高地。在今天资讯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受众所缺少的已经不是信息,而是对信息的选择、理解、分辨、消化。这些消化需要观点来指引,特别需要评论。而且信息接受得越多,就越是需要评论,同时今天又是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众说纷纭,读者也需要在杂乱的噪音中,分辨出那些主流的声音,分辨出那些最令人信服的权威观点,这些就是时代的强音。《京华时报》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正是基于这么一个认识,我们花了两到三年的时间,现在构筑了《京华时报》完整的评论体系,同时构筑了京华时评这个观点高地,一个高地,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时事评论,财经评论,文娱评论,教育评论,包括各个专业领域的评论,比如房产、汽车、健康领域的,旅游等等,在各方面都在发声,体育也在发声,这样一个体系已经构成了。再一个特别是构筑了京华时评这个品牌观点高地,从不说话的报纸,到天天要说话,而且要敢说话,说真话,也要会说话。有很多重大的问题,北京的,全国的,乃至世界的问题,我们都发声,这块的例子很多了,比如关于北京的地铁禁报令,连续发九评、十评,比如关于废除强拆,我们连续发五篇评论,关于上海大火发了多次评论。最近几期评论,大家印象也很深等等。特别是在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兄弟媒体觉得不好讲话,不知道该怎么讲话的时候,《京华时报》及时地发出了评论。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新疆“七五”事件出来以后,这个太突然了,而且太重大了,背景又太复杂了,这个时候要不要发篇评论?第二天全国的媒体只有三家发评论了,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有《京华时报》发了。三篇评论,《京华时报》的评论最好,标题也非常醒目,“稳定是福,动乱是祸”,直截了当,旗帜鲜明。我听人大新闻学院的老师给我讲,现在我们的很多评论已经成为人大新闻系评论课的范文。在北京我遇到各层次的读者,特别是高层次的读者,他们现在是每天必读京华的第二版。

  周晓鹏:读者已经形成阅读习惯了,或者有阅读的预期在里面。就像您说的,现在在做网络媒体我感觉到,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越来越多样化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除了每天看发生了什么事之外,还是有很多人更想了解这个声音意味着什么,对我代表什么,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怎么去看这个事,这些成为很多读者的需求。从这种意义上讲,评论的份量,观点性内容的提供就变成很重要的课题。

  吴海民:对。评论是媒体影响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能够从思想上左右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和判断,而且由于这些评论所代表的是媒体机构的立场、观点,就更能够形成影响力。同样是一篇评论,讲了这么一个观点,如果你从个人博客当中发出的,当然有些意见领袖也很有影响,但他毕竟是个人意见。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这个观点是京华时报讲的,代表一个新闻机构的立场,它就更有力量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评论上不遗余力在做,而且下一步还要再加强。比如说财经评论,我们现在是每天在财经版头版做一个资本论,每周有一个评论专版,下一步就是每天有一个评论专版,财经评论要做评论专版,让各种观点在《京华时报》的各个版都能够散发出来。

  影响力第三个方面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这个问题稍微敏感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媒体的力量对社会,对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及其他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进行主动干预,促使他们沿着法治的轨道和公共准则运作的一种特有的权利,这是媒体特有的权利,也是扩大媒体影响力的利器。我们现在的监督应该说也是一个体系,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等,这是一个监督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舆论监督是不可或缺的,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舆论监督有它特殊的办法,比如说它特有的公开曝光,公开批评这种方式,能够产生很强的影响力,甚至是一种震慑力。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媒体都不能放弃这个批判的武器。如果一个媒体放弃了舆论监督,缺乏批评精神,失去报道中和评论中应有的锋芒,那就很难谈得上影响力了。在这个问题上,《京华时报》是非常坚定的,是一贯的。昨天我们在审片,就是《京华时报》十年的视频,我们自己制作的,这个视频回溯了《京华时报》的创刊号,创刊号的头版头条是什么?就是舆论监督,密云水荒问题,在当时是北京各个媒体都不敢报的题材,但是又影响到整个北京市民的生活用水,所以《京华时报》创刊号第一篇报道,第一个头条就是舆论监督,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们觉得应该代表市民,应该反映他们的呼声,关心和维护他们的利益,应该替他们说话,对不公正的事情,我就是要打抱不平,对错的事情,我敢于讲,让你改正。刚才我讲评论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九评地铁禁报令,那是非常典型的,我认为这是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我曾经想让评论部把报道的整个过程写出来,这是非常有趣的。北京市一道禁令,不允许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卖报纸,这种事情固然有它的理由,就是交通拥挤,影响秩序。但是地铁本来是公共场所,也是一个文化场所,你走遍世界,哪个国家地铁不卖报呢?我到日本去,大家都坐在那里看书看报,到欧洲去更是这样。欧洲这么多年来,报业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地铁报。你说在中国的首都不让卖报,这个事情我认为明显是错的。问题是你要是真的为了维护安全、缓解拥挤,咱们也能理解,问题是它还留了尾巴,即只允许一个报纸卖,就是娱乐信报,这就不公平了,如果说这份报纸与北京市没有关系,也行,但是恰恰这份报纸和自己有利益关系,这就太失公平了。所以《京华时报》在这些问题上,不管你是哪个高层做的决策,坚决要进行监督。所以当时我们派出记者到现场,进行了详细地调查和报道,同时发评论,九评,一直评到你收回成命为止。从第一天起就把九评的题目都拟订好了,我当时估计九评能解决问题,事实就是这么巧,当第九评出来的当天下午,北京市紧急开会,废除了这道禁令。我认为这就是舆论监督的力量。

  周晓鹏:我国现在到了所谓的社会转型期,很多决策在制定的时候,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更需要媒体通过舆论监督,去弥补或者扭转政府在决策中没有考虑到的东西,就像您讲的地铁报的问题,比如政策怎么出台,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出台,如果出台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法律体系的制作过程,是不是需要倾听民众的意见之后再做决策,可能在这些方面政府没有考虑周全,一个决策可能很匆忙地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把一些问题扭转过来,或者至少引发大家的思考和讨论,这就是舆论监督的力量所在。

  吴海民:媒体对政府事务的监督,可以让政府避免犯更多的错误,或者犯了错误可以修补。最近这一段时间,比如说从去年底开始,北京的限购、限行是影响所有市民一件大事情,《京华时报》在这个事情上,不遗余力,连篇累牍地报,这有个好处,就是让公众知道决策者怎么想的,决策是怎么出台的,再一个就是及时反馈公众的意见,让你在听取意见当中,最大限度地吸取公众的意见,少犯错误,使出台的政策更严谨。

  周晓鹏:包括北京停车费涨价的问题,一方面停车费涨价了,另外一个很多地方花了钱也不能停车,这就能看出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政府有很好的初衷,但是在做决策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全,需要媒体的力量,让其在政策上有很好的弥补和修正。

  吴海民:这方面《京华时报》发表的评论太多了。包括今天发了代驾的评论,代驾现在很混乱,由于限行,由于酒后禁驾,代驾变成大产业,每年收入大概六个亿左右,管理没跟上,有一系列的问题,《京华时报》今天评论就讲这个事情,应该有舆论监督在其中。这是影响力的第三个方面。

  影响力第四个方面,要在一些主题策划上下功夫,主题策划其实是组织受众广泛参与,深度互动的一种活动,它本身也是扩大媒体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媒体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者和新闻的发布者,《京华时报》还强调应该是社会活动的动员者和组织者。我们不仅要通过新闻报道来帮助受众认识社会,而且我们有必要通过开展这些活动,重拾改造社会的实践。在这方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和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综合治理办公室联合开展平安社区的评选,这是全市性的活动,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过去大家都是单位人,现在变成社区人,社区的安全问题,社区的文化问题,社区的秩序的问题,社区的物业保障问题等等问题太多了,牵涉到每个人,社区又是管理的盲点,行政力量达不到,这个时候我们媒体应该起作用。所以我们提出来以后,得到市领导、公安局领导高度认同,我们去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这个活动,非常踊跃。投票的人是200多万,最后评出了50个平安社区,平安社区活动最后是北京市常委、公安局长傅振华出席,和我们一块授牌,非常隆重的一个仪式,这个铜牌都写着京华时报的名字,挂在各个社区。去年是首届,今年要搞第二届,要比去年规模还要大,除了平安社区以外,还要评最佳片警,最佳物业,这样直接来改善我们社区的管理。我觉得《京华时报》作为媒体,应该多做这样的事情。

  还有一个活动和读者的生活有关的,比如说我们搞《京华时报》的欢乐购车季,这是和新浪一块搞的。这个活动非常好,现在已经搞了四期了,特别是去年年底11月份的一期太火爆了,一天就卖了1600辆车,像天后王菲都是通过我们到现场买车的。一天卖1600辆这是北京汽车市场一个新的记录。5月28日,《京华时报》十周年当天,我们两家又合作,还在搞。这里有很多优惠,多台打折。

  周晓鹏:限购政策对咱们活动有影响吗?

  吴海民:参加的人会有影响,但是有资格参加的人都会享受优惠,有七折,有八折,还有赠送的,原来说QQ汽车是抽奖,不要钱的。当然只有一台,现在变成旗云了,又升级了。像这些活动直接造福于市民。还有一些活动是财经领域的活动,也非常成功,前年搞炒股大赛,搞了三个月,去年炒股大赛搞了五个月,而且实盘操作,高手云集,说一个数字,参加实盘大赛的高手,就是《京华时报》这些选手,交易量85个亿。我们对整个炒股大赛全程报道,向股民传达真实信息。这些活动在《京华时报》很多,天天都在搞。我现在有一个观点,过去的报纸仅仅是信息快餐,这样的报纸未来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现在媒体太多了,所有的媒体都可以取代你的功能,什么样的媒体是没法被取代的?就是你一定要植根于你的大众之中,你每天都在和他们互动,要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甚至我认为未来一个报社如果能够存在的话,这个报社应该成为当地的重要的公用机构。

  周晓鹏:也就是把报纸变成一个平台,提供资讯是其中主要的部分,不是唯一的部分。

  吴海民:最近搞的活动是京华的旅游俱乐部,太受欢迎了,北京的景区包括周边河北的景区,加起来只需要通票98元,只要是俱乐部的成员,非常便宜。老百姓很高兴,这些也是影响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是媒体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但是我认为还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媒体影响力的特殊载体,这个载体为什么特殊呢?是因为人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主流人群,这些主流人群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管理的话语权,知识的话语权,消费的话语权,乃至时尚的话语权,它是时时刻刻在影响着周围的人群。对这些人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周晓鹏:我们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群。

  吴海民:通过他们再放大影响力。这也是一种互动,他为什么有影响?他有话语权,他话语权更多是接受媒体的观点和信息,他才有话语权。借助这些人,又在放大着媒体的影响力。所以我们针对一些社会主流人群,设置相关的版面,这是必要的。设置一些议题也是必要的,和他们形成良性的互动、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周晓鹏:我注意到,您前面也多次提到了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在刚刚举行的全国都市报总编年会,我注意到他们今年的主题是讲新媒体时代,纸媒应该如何去应对,去改变,随着网络逐渐的普及和应用,包括网络影响力的发展,可能在一方面,对于纸质媒体来讲,会给我们在传播上带来新的课题或者新的方式的变化,甚至可能对整个记者编辑的要求有一些变化,像京华和其他纸媒都推出流媒体的概念或者全媒体记者的概念,这是说我们如何在网络时代更好地去打造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可能网络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也许是一个重要的渠道,但是您觉得以后作为纸媒体在提升传播能力或者在扩大传播效果方面,可以有哪些方面的措施和思路?

  吴海民:正好谈到传播力了,传播力也是这两年大家特别在意的一个概念,最早是从网络媒体开始使用的。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传统媒体也要高度重视传播力的问题,要在这方面想办法,在这方面发力。因为影响力和传播力是直接相关的,没有广泛的,有效的传播,媒体就不会有更大的影响。那什么是传播力呢?传播力是指媒体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各种传播方式,以及对他们充分利用和组合,能够迅速地扩散信息,并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是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建立在媒体内容基础之上的,但是它也不是被动等来的,需要主动地进行构建。过去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道理我认为对媒体的传播来讲是不适用的。早先十年、二十年,那个时候报人是不管这些的,只要做出好的内容,就会传播,现在不是这样,你要是没有好的传播手段,没有好的传播组合,效果未必好,因为传播的不是你的内容,别人取代你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增强我们的传播力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有几个方面的办法。

  第一个办法,还是要继续发挥传统媒体的渠道优势和传统方式的优势。比如说传统媒体的受众是集中的,它的读者是锁定的。你像新浪,现在有几亿的网友,你是北京的,全国各地的,世界各地的,都有。但是它在哪里,它有实名注册的,你还清楚,一般的不知道。但是《京华时报》的读者非常清楚,他就是在北京,订阅嘛。他的门牌号码,家庭地址,他的电话都很清楚,因为送报到家。这是个优势,这个优势还要发挥。报纸的传播力过去有三个标准,一个标准是发行量,一个是传阅率,还有一个是转载率,这三个方面都需要加强。在有好的内容的前提下,发行量要靠强大的发行网络和灵活的销售手段来实现,这是《京华时报》的强项,大家都知道从创刊时《京华时报》是魔鬼发行,那个时候一下子把北京市场给切下来了。

  周晓鹏:包括在很多社区有发行点,订阅点。

  吴海民:在北京有70个站,覆盖面非常之广,现在我们的零售早报占北京早报73%以上的份额。现在我们的征订在总发行量中,占的比例达到70%。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我们的优势还是要保持,包括这些年,市场虽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每年董事会要做决议,每年要扩大发行,采取进攻的策略。

  传阅率要靠对发行时间,发行范围和读者结构的优化来实现,你早上发行的传阅率肯定要高,因为他是拿到单位去了,晚上发行的,他在家里。

  周晓鹏:现在晚报越来越少了,早报越来越多。

  吴海民:转载率也与自己主动的推介有关系,比如说我希望新浪多给转一点,我就主动推介,包括现在中央电视台早间节目每天都有《京华时报》内容,这种主动的联络和推介都非常重要。像这些传统的办法在现在仍然是适用的,也有一定的优势。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时代和过去是不同了,我有时常常想,我们多少有些生不逢时。比如说我们早推它一百年,那时候没有互联网络,没有电视,广播虽然有了,但也不强大,那个时候的报纸,像我们这样精心的制作,一定是发行量非常之大的,那一定是中国的《纽约时报》,毫无疑问。但现在不同了,有这么多媒体在这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味地追求更大规模的发行量不是很现实,现实的问题就是要探索数字媒体时代的传播力。

  这就涉及到第二点,要构建一个多媒体组合的、立体的传播平台。单一的传播方式已经不够了,现在要运用多种媒体形态、多种媒体介质、多种媒体形式,实现一个由单一到复合的转变,由平面到立体的转变。我们现在要构建一个品牌,也许很多读者想《京华时报》是什么,他认为就是我们看到的报纸,十年前是那样,现在其实不是了,现在的《京华时报》是什么呢?这张报纸还有7个重要的周刊,同时还有京华的杂志,京华的图书出版,还有京华的文化公司,还有京华网,还有亿家网,京华视频网,京华的手机报,京华的iPhone版、京华的iPad版等等,它已经是多种媒体的产品。不单单是有文字,现在我们也有音频、视频,应该说这等于是我们面前有多个麦克风了,有多个放大器了,同一个内容通过不同的载体发出来,它是一种复合性的,内容在不断地增值,不断地放大,影响力大得多。

  现在其实《京华时报》的发行量已经不能完全靠这个来计算,直接购买《京华时报》的读者很多,但是全国各地的读者是通过电子版看的,是通过手机版看的。我注意到一个数字,这两天好像是美国的《今日美国》在统计它的订阅量的时候,是连iPhone、iPad一块儿计算,还有200多万。如果这样算的话《京华时报》的发行量很大。

  现在《京华时报》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传媒集团,而且是一个全媒体的传媒集团,很快要成立,在十周年重大的活动之后,接着就是要操作集团的层面,我们预计在今年要成立。成立集团以后,要使它迅速形成一个新的产品的规模和链条。

  周晓鹏:听过您的介绍,其实《京华时报》已经初步具备了整个传媒集团的实力了,从各个角度,从报纸到网络,到图书,到整个文化产业,其实已经具备这样一个规模。

  吴海民:现在还在布点,链条基本上齐全了,形成一个集群了,下一步就是发展壮大。这是第二个传播力。

  第三,要构建一个交互式的传播平台。因为这也是现在读者对媒体的一种新的要求。过去是一对多,单向传播,大众传播,我是主动的,读者是被动的,他被动接收。现在由于网络的推动,已经变成双向传播了,现在可以实现受众的深度参与了。今天的受众不单单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他也可以变成信息的提供者、信息的评论者,甚至他是千千万万个私媒体的传播者,他是他自身媒体的一种总编辑了,他自己也是主编。在这个时候谈媒体和读者的互动,过去我们也重视互动,传统的几十年前的报纸,设一块“编读往来”,读者来信,现在远远就不够了。现在必须通过各种新的手段,比如网上论坛,包括微博等等方式来互动。我们在这方面只要有渠道,就介入,包括微博,我们有京华微博。

  周晓鹏:咱们京华微博粉丝很高了,是36、37万粉丝量。

  吴海民:这是京华时报在新浪的微博,它还在每天增加。我说的京华微博是京华网自己的微博平台,和139互动的,那个里面粉丝也很多。那也是一个平台。我们除了入驻新浪以外,包括财经,评论、时事、汽车等等,各个板块都进驻新浪,通过这个也是有效的互动。在一对一的双向交流中,我们和受众形成广泛的,直接的互动,然后扩大传播力。

  第四个方面,就是构建信息N次方大的格局。现在的新兴媒体包括网络,虽然严重挤压了传统报纸的生存空间,但是它也提供了是传统媒体内容广泛传播的更多的渠道。在这个市场必须两面看,辩证地来看。一方面网络起来了,报纸的发行市场在缩小了,但同时内容传播的范围却增大了,虽然读者阅读报纸的时间也被挤压了,但是上网阅读的信息,很多恰恰是报纸的信息。在这方面,我们作为传统报人,既有一种无奈,也有一种欣慰。无奈就是我做的这些很好的报纸,结果被你网络无偿拿走了,甚至拿走以后,读者传播还不知道是我《京华时报》的。但同时现在《京华时报》它的影响也在借助网络迅速扩大,特别是像我们这么一张发行上注重地域化的报纸,由于网络的无限连接,放大效应,内容在更大范围传播,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北京。现在你说《京华时报》是北京的报纸吗?不是,它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大影响。因此我们在这个方面,要有开放的态度。这个事情与我有关,我05年写了一篇文章,我认为网络对报纸提出挑战,网络发展,报纸危机,网络廉价使用报纸内容,成为报纸掘墓人,结果这个观点大家纷纷在转,很多报人纷纷不平,还要建立内容联盟,来对抗网络。虽然我是最早提出这些观点,但是只是讲了一个事实,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对网络始终是开放的态度,我们和任何网络都合作,我们不排斥任何第三家,你看有些报纸只和他自己的网络合作,不许别人转载。有的报纸和其中一个门户网站签独家合作,《京华时报》从来不这样做,我们是全部开放。这样的话,我们就借助网络的优势,使内容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实现N次的放大。让我们的内容渗透到各类媒体,让我的影响和声音无所不在。

  周晓鹏:网络跟传统媒体的关系,在05年之后,大家一直在讨论,是竞争的关系,或者说是替代的关系,但现在特别是从很多像京华都市类的媒体的运作,更多的是融合的关系,另外我也看到我们很多都市类报纸媒体,也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把网络当成自己的工具,一个平台,我们自己也在利用网络做很多事情,打造全媒体的概念。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个人感觉很多媒体这种运作,第一中间有很多值得我们作为商业网站或者商业门户网站学习的东西。另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危机感。有些都市类报纸在运作上,在很多网络的应用上和内容质量上,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会学习很多东西,比如流媒体的尝试,包括视频网站的尝试,对我们很有启发。

  最后,吴社长,我们归纳起来,您讲的媒体三个力,公信力、影响力,传播力,最后一点,几个力汇总起来就是媒体综合实力或者综合能力,在今后发展中,这三个力的结合形成综合的效果,这是媒体在今后应对竞争也好,或者应对读者的需求也好,是我们最终需要运用的东西。

  最后一个问题,京华十周年了,您觉得在京华的十年当中,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如果对未来京华十年有一个期待的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吴海民:京华十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这一个月,《京华时报》所有员工的彩铃都变了,是这样说的:“5月28日《京华时报》将迎来创刊十周年,十年,我们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记录首都北京这个超大城市的发展,十年我们深深地融入了市民的生活,同时也推动着成千上万企业的成长;十年我们一同走过,未来,我们共谱华章。”对未来的《京华时报》,我们是充满了期待,经过十年,《京华时报》目前的状态非常好,这让我非常欣慰,一个企业走了十年,而且是在一个复杂的媒体环境中,京华目前还有向上的态势,创新的意识,包括员工的精神风貌都非常好,这让我非常欣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下个十年的安排,主要是这样,我们称之为七个打造。第一个要打造一个具有公信力、影响力、传播力的强大的内容平台,第二个是要打造一个北京报业市场相对集中的市场格局,我认为报业的竞争最后其实是赢家通吃的,是一家独大,不管你情愿不情愿,不管你愿不愿意听这个话,肯定是这样,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市场更集中,《京华时报》要寻求成熟的报业格局。第三个《京华时报》要打造完整的全媒体的产业链,成立一个京华传媒集团。第四个,《京华时报》要打造新的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在体制上争取优势。第五个,《京华时报》要打造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传媒上市公司,获得更大的融资平台,干各种事情。第六个打造就是打造一个人才辈出的队伍。第七个,打造响当当的国内一流的,国际知名的传媒品牌。我们是沿着这个目标往前推进。

  周晓鹏:对后十年有很明确的发展规划。

  吴海民:非常明确。从5月28号开始,报头要推出新的LOGO,推出一句话,LOGO是我们的创意,就是旭日东升当中印着一个华表,这个华表非常有意思,华表在历史上有很多功能,和媒体的功能不谋而合,有联系,我们选择这个是一种追求。另外打了一行字就是公信力、影响力和传播力。

  周晓鹏:我们期待5月28号的时候,京华新的报头的出现,也期待未来十年京华有更大的发展,特别作为京华的忠实读者,我们也希望和京华一起成长,谢谢吴老师。

  吴海民:谢谢新浪多年的合作、互动,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谢谢新浪的广大的网友,因为他们一直通过新浪来关注京华,通过新浪和京华实现了很好的互动。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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