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胡塞尔文集》背后的出版侵权纠纷

版权纠葛闹得满城风雨后，瑞士哲学家、汉学家耿宁（Iso Kern）仍在坚持写作手头的书稿。他早晨8点开始工作，三小时后，妻子会给他准备鸡蛋羹和果汁补充营养。他85岁了，生活像钟摆一样有稳定的秩序。

2022年12月12日，瑞士资讯网（swissinfo.ch）发布的文章《一位瑞士哲学家的著作遭中国得意门生侵权出版》在网上迅速传播，一时成为热门事件。今年7月，耿宁偶然发现，他作为德文编者整理的《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中的3卷——《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中译为《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下文以中译名简称）被侵权出版了。

被控侵权出版的是2018年由商务印书馆主编出版的《共主观性的现象学》。这套书收录在商务印书馆至今已出版17卷的《胡塞尔文集》中，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成果，主编是耿宁的学生、浙江大学教授倪梁康。

除了版权问题，耿宁还对署名问题提出异议，认为德文编者的贡献没有在署名中得到公正体现，并要求倪梁康公开道歉。12月13日，公众号“现象学”发布文章《倪梁康教授的几点回应》，分别就署名问题、耿宁对翻译的知情问题和版权问题进行了回应。

针对署名问题，倪梁康认为在这三卷书中，耿宁作为编者的外文名“Iso Kern”标明在版权页，而中文名“耿宁”则标明在编者导言的末页，编者导言“说明了他作为编者的工作以及他对胡塞尔相关思想的理解”。

此外，倪梁康提出耿宁对《胡塞尔文集》的翻译计划及其中《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三卷的翻译从一开始就知情。而针对版权问题，他认为胡塞尔的著作权已进入公有领域，但国内出版社仍需向外方出版社购买《胡塞尔全集》的编著版权。他称自己作为中译版《胡塞尔文集》的主编，不参与出版过程中的版权处置事宜。

2022年12月14日、15日下午，耿宁的太太丁士萍在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称，耿宁对中文版的翻译出版不知情。她表示，倪梁康的确多次提到要翻译耿宁的书，但指的是耿宁本人的专著，从没说过要翻译《胡塞尔全集》中的这三卷。

丁士萍认为抛开是否知情不谈，耿宁都从未签署过合法授权的文件。此外，商务印书馆曾向耿宁致歉，同意赔偿非法使用其知识产权造成的损失，但她表示，耿宁还没有提供相关文件，“这个流程没有走完”。

据瑞士资讯网报道，此前施普林格出版社曾向耿宁律师表示，从未授权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胡塞尔文集》，这17卷皆为侵权作品。南方周末记者查询显示，目前商务印书馆的3卷《共主观性的现象学》已经下架，其余14卷中，尚有多卷在正常售卖。

截至南方周末记者发稿前，施普林格尚未就侵权事件的相关问题进行回应。12月21日，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的传播事务负责人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德国总部的相关工作人员正在休假。商务印书馆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

12月21日下午三点，南方周末记者致电浙江大学哲学学院，一位自称值班的工作人员表示，“该处理的已经处理完了，我这边很忙顾不得理你”。

12月22日，一位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研究员、倪梁康的助手和学生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倪梁康身体发热不适，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委托他代为联系，“其实事情发生后，我们一直就想有个理性的回应，也希望有中肯的、深度的、理性的采访和报道”。截至发稿，倪梁康尚未就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相关问题进行回复。

1中译本出版，耿宁“一直说不可能”

2022年7月，香港insight studio摄制组的制片人刘怡来到瑞士，拍摄《汉学家》系列纪录片，耿宁是其中一位主角。

在瑞士，耿宁和他的中国太太生活在图恩湖畔的克拉蒂根（Krattigen），那里风景优美，远离城市喧嚣，村里只有一间杂货铺，购物常常需要坐公交去镇上。

耿宁的家，是一间有上百年历史的村屋，他专心思考写作，每天用老式收音机听德语新闻。家里堆满了书，以及从中国收集的书画，“跟中国有关的东西充满了他的房屋，他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刘怡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身为汉学家，耿宁40岁后才转向研究中国哲学。40岁以前，他主要研究西方哲学，最大的成就之一，是编辑整理了《胡塞尔全集》中的3卷《共主观性的现象学》。

发现这三套书在中国被侵权出版是一个偶然——因为耿宁会说中文，刘怡闲聊中无意间问起这三卷书的中文名该如何译，耿宁说这套书从来没有翻译成中文版，他也不知道中文该怎么说。“因为都是哲学的词，很难确认”，刘怡说。耿宁建议她咨询倪梁康，因为后者翻译过他的书。

晚上回到住处后，刘怡用搜索引擎查询这几个德文单词和倪梁康。没想到，她很快看见这三卷书的中文版《共主观性的现象学》已于2018年由商务出版社出版，封面上的署名主编，便是耿宁经常提到的倪梁康。

第二天一早，当刘怡将打印出来的中文版封面拿去给耿宁看，他瞬间呆住了。刘怡记得，耿宁当时呆坐在沙发上，半晌回不过神来，嘴里嘟囔了好几句德语，“后来一直说不可能，倪梁康不可能不告诉他”。

丁士萍的日历标记显示，那天是2022年7月10日。他们当天便和倪梁康取得联系，刘怡记得，电话接通后，耿宁甚至没有勇气直接问这件事，而是寒暄了好一阵。

后来刘怡接过电话，追问为何翻译出版耿宁的著作，却不告诉耿宁。倪梁康给出两点解释，一是出版社有些问题，二是胡塞尔的著作已进入了公共领域。

“我当时立刻就跟他说，这个不对的，胡塞尔的书从手稿变成现代德语，耿宁作为编辑是完全拥有著作权的，他说这个我们不讨论”，刘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耿宁接过电话询问此事，倪梁康表示“这是个误会”，然后挂了电话。

耿宁和倪梁康有四十年交往的情谊。1980年代初，耿宁到南京大学学习，学德语出身的倪梁康担任过他的翻译。倪梁康曾在《学术自述》中这样介绍耿宁，“由于之前发表了专著《胡塞尔与康德》并编辑出版了胡塞尔全集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后译《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三卷，他在国际现象学界和乃至整个哲学界都已有很高的声望。”

倪梁康曾在文章中介绍：1985年秋，耿宁为其争取到一笔奖学金赴德国弗莱堡大学深造，“为了接我，耿宁特意从伯明尼赶到弗赖堡”；1990年代末，由耿宁和黑尔德(K. Held)推荐，倪梁康的博士论文以《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存在信仰》(Seinsglaub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 Dortrecht u.a.: Springer,1999)为题，发表在鲁汶胡塞尔文库主编的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中。

倪梁康曾在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耿宁。在此我要说，耿宁作为我的朋友，以及我现象学上的伙伴，我欠他一个非常特别的感谢。感谢他为我所做的一切，在这里我无法一一列举。”

20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耿宁的专著《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倪梁康是中文版译者。同年11月，该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贵州举行，包括耿宁、倪梁康在内的来自瑞士、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五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2“完成这三卷书，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

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是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曾深刻影响了萨特、加缪和梅洛庞蒂等人。

身为犹太人，胡塞尔晚年曾受到纳粹迫害，当他去世后，一位名叫范·布雷达神父的人在一次秘密行动中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胡塞尔的4万页速记手稿和其他文件，并将它们存放于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胡塞尔档案馆中。

1962年2月至1971年秋，耿宁进入胡塞尔档案馆工作，编辑整理胡塞尔遗留手稿中与共主观性的现象学有关的文本。

要理解这些手稿并不容易——胡塞尔生前习惯以笔代思，用潦草的速记符号将哲学想法记在纸上。据胡塞尔档案馆资料显示，其使用的是一种名为加贝尔斯贝格（Gabelsberger）的日耳曼语速记法，在1924年引入现代标准德语速记法后就过时了，不仅如此，胡塞尔还发展了自己的缩写系统。

耿宁曾在瑞士资讯网的报道中称，“这份工作要求不仅要懂速记符号，还要拥有深厚的哲学基础，仅弄懂这些符号，我就花了两年的时间。完成这三卷书，我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

耿宁在瑞士资讯网的采访中称，他后来没能再联系上倪梁康。2021年，《共主观性的现象学》译者王炳文先生已去世。耿宁委托了律师代理此事，提出只追究商务印书馆的法律责任，而对倪梁康的诉求是希望他公开道歉。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出版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出版界对境外图书的引进已有相对成熟的渠道和流程，此次商务印书馆未经授权便出版《胡塞尔文集》并不是一个常见的错误。

一位出版社编辑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目前要获得境外图书的中文版授权，通常有联系境外出版社、版权代理机构、作者、作者继承人等几种渠道。她认为商务印书馆出版《胡塞尔文集》存在审核流程的失误，“如果是我拿到书稿，应该会去网上查下这本书的版权信息”。

1992年7月3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同年10月，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最全面的国际版权保护公约——《伯尔尼公约》的第93个成员国，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已同世界接轨。《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第二条第五款规定：“文学或艺术作品的汇编，诸如百科全书和选集，凡由于对材料的选择和编排而构成智力创作的，应得到相应的、但不损害汇编内每一作品的版权的保护。”

上海知识产权律师刘宇航表示，我国也有相应法律规定，著作权法第十三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刘宇航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著作权实际上就是保护智力成果，经过编辑整理的胡塞尔文集，有编辑者的智力成果。”

另一位负责过多本海外书版权引进的资深编辑认为，出版方应当梳理确认《胡塞尔文集》是否存在权利瑕疵，但如果合同里有特别说明倪梁康作为编辑方或者主编，作为权利人之一，要确保文稿内容没有版权瑕疵，就不能把事情全部归咎于出版社，因为这属于双方共同的责任。“关键在于他们是否签署过相关的合同。”

2022年10月4日，耿宁的律师向商务印书馆发函。10月10日，商务印书馆对外合作部主任郭朝凤在给耿宁律师的邮件中称，“我们之前被施普林格告知《胡塞尔文集》的未经授权出版。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是因为编辑部的误解造成的，他们认为胡塞尔的作品属于公共领域。我们感到非常抱歉，并真诚地向Mr.Iso Kern道歉。”

郭朝凤表示，商务印书馆已从流通中撤回了所有未经授权的这三卷书，“我们同意支付耿宁的法律费用，并对非法使用他的知识产权进行赔偿”。同时，商务印书馆承诺在后续引进版本的封面、扉页和导言等处，标明耿宁的两个名字——“耿宁”和“Iso Kern”。

丁士萍表示，目前耿宁还没有向商务印书馆提供完成赔偿流程需要的相关文件。

3已经出版的17卷主要译自《胡塞尔全集·著作集》

除了3卷《共主观性的现象学》，此次涉事的还有商务印书馆《胡塞尔文集》中的其余14卷。

1950年代开始，胡塞尔档案馆开始牵头整理《胡塞尔全集》这一庞大的项目。据施普林格出版社网站介绍，尽管胡塞尔原始的、未经编辑的文本属于公共领域，并由胡塞尔档案馆维护，但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作为版权持有人，许可使用《胡塞尔全集·著作集》（Husserliana Gesammelte Werke）、《胡塞尔全集·文献集》（Husserliana Dokumente）、《胡塞尔全集·资料集》（Husserliana Materialien)和《胡塞尔全集·作品集》（Husserliana Collected Works）这四个系列的各卷和摘要。

如果任何人希望再版或翻译这四个系列的作品，哪怕只涉及部分文本，“必须得到施普林格·自然的许可”。该出版社还指出，“胡塞尔文本（包括部分文本）的译者必须在出版前提交其译文（样本）供鲁汶的胡塞尔档案馆审查。”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发现，商务印书馆《胡塞尔文集》中的17卷，主要译自《胡塞尔全集·著作集》。

据“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官方微信公号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塞尔文集》”自2012年10月立项，2016年通过中期考核，2022年10月结项，项目在现已出版的《胡塞尔全集》六十余卷著作中首批精选了部分重要著作进行中译。

“通过项目组成员十年的辛勤努力，将现在已出版《胡塞尔全集·著作集》中的34卷、《胡塞尔全集·资料集》中的一卷著作翻译成中文，共计35卷，项目成果达1200万字以上，其中有17卷已出版了精装本，6卷已交付出版社即将出版，12卷正在修改定稿过程中。”文中写道。

据此前瑞士资讯网报道，施普林格出版社曾答复耿宁的律师，从未授权任何出版社翻译、出版这套书，商务印书馆至今已出版17卷的《胡塞尔文集》属于侵权作品。

商务印书馆对外合作部主任郭朝凤曾在发给耿宁律师的邮件中表示，“9月20日，我们与施普林格就《胡塞尔文集》的许可条款达成一致，但‘共主观性的现象学’除外。一旦结清Mr. Kern（耿宁）的赔偿费用，我们将能够与施普林格就胡塞尔著作的整体许可条款进一步谈判，并尽快签署一揽子协议。”

关于商务印书馆是否已就《胡塞尔文集》的整体许可条款与施普林格签署协议，截至南方周末记者发稿，商务印书馆和施普林格出版社尚未回应。

编辑：陶鹏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