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布伦特倒在乌克兰冻土上 | 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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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导演、记者布伦特·雷诺德（Brent Renaud）将前往战地视为一场概率游戏，在汽车炸弹和火箭弹横飞的伊拉克、被火焰和怒气席卷的开罗街头，以及毒贩火并的墨西哥上帝之城，他一次次前往危险的中心，仿佛带着盲目信心参与俄罗斯轮盘赌，他的勇气和对危险的漫不经心，既游刃有余又像自我催眠：“即使是在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只要找到与那些检查站和武装势力沟通的方法，你存活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你是安全的。”

毋庸置疑，在一个和平年代（当然，如今我们已经侈谈于此），致力于掌握在战火中存活的“方法”，既让人敬佩又觉得自讨苦吃。对于普罗大众，我们远观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对这个世界的苦难视而不见，但同时我们也从心里明白，我们和他不是一类人，这样的区隔来自本能：离危险越近，毁灭也就在一瞬之间，而我们都惧怕死亡。

布伦特·雷诺德的死亡发生在一瞬之间，俄罗斯轮盘赌进入终局，当枪口瞄准，扳机扣动，子弹在敌意下迸射， “安全”只是镜中幻影。

3月13日，基辅郊外的伊尔平，一片遭受炮火轰炸的重灾区，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室内已断电断气，废墟下可能还有未被清理干净的尸体。大批难民正在出逃，在一座桥上，布伦特正在车上寻找更好的拍摄角度，来记录下这一切。突然间，有人朝他们射击，司机掉头，射击没有停止。

在医院，一位意大利记者找到了布伦特的同伴，向他询问后者的情况，布伦特怎么样了？同伴说，我不知道，他被落在后面了，但我看见子弹击中了他的脖子。

人们在布伦特的包里发现了一张《纽约时报》的记者证，后来的澄清表明，那是他曾为时报工作时获得的。近一年里，他正在为《时代》杂志拍摄一部讲述世界各地难民危机的纪录片，乌克兰是他的其中一站。

布伦特的哥哥克雷格·雷诺德向《纽约时报》确认了弟弟的死亡。自从大学毕业后，兄弟二人既是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他们共同拍摄、剪辑，以摄影机和Gopro为武器，出没于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仿佛一对冒险拍档和浪漫骑士。那是超过二十年的地狱之旅——中美洲帮派冲突后血泊中的尸体，地震里失去一条腿的婴儿，现实是什么样，地狱就是什么样。是的，布伦特说过，在地震、暴动之后的海地，兄弟俩用镜头捕捉过一个男孩劫后余生的脸，他告诉那些活在蜜罐里的人，如果你想知道地狱是什么样，就来海地吧。

雷诺德兄弟的纪录片充斥着一种粗糙的、生猛的风格。他们几乎不使用图片、数据，没有配乐，晃动的摄像机镜头拍到什么，就展示什么。正是凭借这种写实的力量，雷诺德兄弟于2015年获得皮博迪奖，这被誉为美国广播电视界的普利策新闻奖。而布伦特还单独获得了美国导演工会“纪录片杰出导演成就大奖”。

布伦特认为新闻是“关于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是苦难、抗争与救赎的集合，记录既不娱乐他人，也不愉悦自己，它只是一种责任。虽然摄影机不能惩罚恶行，照相机也不能拯救他人于泪水，但凡被记录下的，都将被审判。在这层意义上，记录不再是镜头里的悄然旁观，也不是所谓后现代的凝视，而是理性和激情共振下的纵身一跃。

与黑暗抗争往往意味着苦行——它需要巨大的能量，用来对抗黑暗，对抗孤独，从肉体到精神满是疲惫。就像恶战之后，士兵总是盼望回到故乡。十年前，雷诺德兄弟分道而行，哥哥克雷格回到家乡，结了婚，过上久违平和的生活，而布伦特一个人继续冲向战场。大概人类这个平庸物种中，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朴素的正义观像永恒的火焰在心中烧灼，布伦特知道自己记录的地狱还不够多。

倒在乌克兰寒冷冻土上的这一年，布伦特50岁，没有报道提到他有伴侣或者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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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特是第一位在此次俄乌冲突中死去的外国记者，在他之前，已有两位乌克兰记者殒命，而他去世一天后，又有两位外国记者在袭击中死去。他们中，有像布伦特这样的中年人，也有青年人，有男人，也有女人。

战地记者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如果他们的死亡只是再次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毫无意义。事实是，在短短三周的时间里，死去的人已经够多了，士兵死去了，平民也死去了。死去的人倒在血泊中，被掩埋在废墟下，在飘雪的时候横尸街头，又或者被层层叠叠抛入壕沟。在马里乌波尔的医院，母亲和孩子一起死去，在基辅，新婚夫妇再次重逢已是墓地，一位足球运动员的遗体被带回家乡，伤心的人们跪在路旁，而一位数学天才死在对动物园的轰炸中，在死去之前，她只是想给惊慌失措的动物们带去一点抚慰。

在2022年的初春，欧洲大陆重燃战火，将被永远记入史册。但我们不是历史学家，只是远方的旁观者。因为网络，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存在，战争从未如此清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指的不是坦克、战机、炮火、浓烟、废墟，或者全副武装的士兵，而是镜头里一张张痛苦、迷茫、哀伤的脸，是泪水、怒火、绝望和一次次生离死别，是日常生活烟消云散后的黑色余烬。战争制造的不再是冷冰冰的伤亡数字，事实上它什么都不制造，它只摧毁。在远离乌克兰几千公里之外，我们都见证了这一切。

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和布伦特达成一致。在死去之前，他在现场，用镜头记录，而远方的我们用眼睛。我们在手机上、电脑里看见了千里之外的苦难，如果愿意，不要扭过头去，将它藏在眼睛里。

布伦特曾经告诫记录者，“关键在于你要靠得特别近。”他用生命证明自己做到了，在这里，“近”指的不止是物理距离，也是心理距离，布伦特是2019年度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在死去之后，同学们在网络上缅怀他，他们形容他与采访对象的距离，“他不止是在听他们说什么，他是试图理解他们的灵魂，理解他们是谁。”

布伦特晃动的镜头曾经对准中美洲那些逃难的青少年，拍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穿越危险的边境线，为了省下一美元游过湍急的河水。布伦特长相棱角分明，有一双深邃的大眼睛，他的镜头和他本人都传递出一种忧伤的气质，他问那些独自踏上旅程的孩子：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家乡？

“因为我随时可能面临死亡。”

“你为什么不愿意谈论更多？”

“因为我仍然感到恐惧。”

去理解，理解不能战胜死亡，但可以战胜恐惧。任何一种人类文明都曾经告诉我们，理解可以带来和平，野心和敌意则不能。理解他人，理解苦难，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靠拢前者，对抗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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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特1971年出生在美国的阿肯色州，小石城。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售货员，母亲曾经做过社工。九十年代末，布伦特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开始在纽约从事纪录片工作。他没有公开的个人社交网络账号，一直与哥哥合用“雷诺德兄弟”的账号，发布的内容全都关于他们热爱的工作：记录世界的苦难。

在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发布的一篇讣告中，寥寥数语提到了他的爱好，“布伦特喜欢动物，尤其是他的狗，Chai，他也致力于动物保护。他喜欢老式摩托，并组装了一个工作室，用来剪辑视频和改造摩托。尽管非常害羞，但他仍尝试过即兴喜剧和教授新闻。”

正是这样一位内心温柔之人，一次次冲向冲突的中心，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在炮火、战乱和自然灾害中，在伊拉克的荒原和阿富汗的山岭之间，在海地、中美洲帮派盘踞的城区，他学会了如何找到一个靠谱的翻译和司机（你要将自己的命暂时交付给他），学会了如何有技巧地与当地军队和警察沟通；学会了要揣好大量现金，在动荡的战区，将钱花在刀刃上……

在世界的风暴中，布伦特保有内心的宁静，靠的不是置身事外，而是置身事内。这与其说是基于勇气，不如说近乎奇迹。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大概三十年前，一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带着一台他还搞不清楚怎么使用的摄像机，独自一人跨越重洋来到柬埔寨，说不清是鲁莽还是勇气带来了好运，年轻人约到了一个高层领导人的采访，却误入了敌对阵营，后来场面宛如好莱坞大片，双方交火，子弹横飞，年轻人差点吃上一颗子弹。然后劫后余生，布伦特发现自己找到了一生的志业。

编辑：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