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曹景行｜ “一个人的通讯社”停更

“一个人的通讯社”停更了。

资深媒体人曹景行每天的朋友圈，不间断地转发中外新闻时事，就似一家通讯社。有时曹景行一天要发400条朋友圈，几乎达到发送上限。直到2020年8月，曹景行在长征医院体检时发现胃癌，之后接受开刀和化疗，从不停歇的“通讯社”闲下来了。但也只在治疗当天停一下，第二天，新闻又开始“轰炸”朋友圈。

可即便生病，他也像雷达一样不断搜集新闻线索，他和患者聊天，和医生对谈，治疗间隙制作了十一集短视频，微博上的单集点击量超过13万。与粉丝互动不停。2月7日他的朋友圈停止更新。

今天他逝世的噩耗传来。

闲不下来的“闲闲”

曹景行是不知疲倦的。

2019年4月，在上海书城参加活动，等候开场的时候，不时有人慕名来想加曹景行微信。曹景行一概不拒绝，“没问题”，然后打预防针似的说，“不过我警告在先，你会受不了我的。大概率，你一旦添加就会后悔，然后会马上屏蔽我。”

看到对方不解的表情。曹景行伸出手机展示二维码让对方扫一扫，然后取回手机添加新朋友，一边说“我一天要发两三百条微信”。新连上微信的人不可置信，拿回手机打开曹景行的朋友圈，果然手指刷动两次也不见底，再使劲滑动四五次，才恍然大悟：曹景行每天的朋友圈，不间断地转发中外新闻时事，就似一家通讯社。有时曹景行一天要发400条朋友圈，几乎达到发送上限。也就在候场的片刻和等人添加微信的片刻，曹景行又转发了好几条新闻。

曹景行，也是永远好奇的。

一度，曹景行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他经常经过杨绛住过的“新林院”。那是搭着一块石板的小沟，据说当年日本鬼子杀了好多战士百姓。他记得，杨绛写过“独自一人，怎么也不敢过那条石板。三次鼓足勇气想冲过去，却像遇到‘鬼打墙’似的，感到前面大片黑气，阻我前行，只好退回家。”曹景行很想知道“鬼打墙”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每次深夜人稀灯昏一个人骑车回家，他总想特意去会会那些“鬼”。

如果遇到会怎么样，大概率，会在夜幕里开始采访吧。我想。

2015年，抗战胜利70年，曹景行随上海纪实频道合作拍摄抗战70周年纪念专题片“行走战场”，为此横跨大半个中国，南下腾冲，北至哈尔滨，从南京、台儿庄到武汉、重庆、长沙，两个多月里，他跋山涉水，“在一处至今仍见白骨、弹片的荒山，他捡起几片头盖骨，说这种愧疚是在历史书里永不能体会到的。”

我难以忘记，当时与他同行的一位二十出头的男记者回来捶腿感慨：“曹老师精力真的好，我都走不动的时候，他说再往前走吧。我累得眼睛也睁不开的时候，曹老师神采奕奕啊。”我也难以忘记，曹景行随便走到哪里都会看报纸、看布告栏、看橱窗，并采访周边人。据说当年在香港做媒体的时候，曹景行总是能把报纸翻烂，导致“保洁阿姨最喜欢到他的座位下去，因为废纸最多可以卖钱”。而他的前同事陈鲁豫的描述是：“每天午饭时间一过，曹先生就捧着满满一怀的报刊出现在公司。我闲来无事偷偷地帮他算过，他每天至少要看20多份报刊，做数不清的剪报。他有个习惯，看到报上有用的信息就会影印下来，所以，公司复印机的旁边总能看到他。”

深厚的学养积累、博闻强记的头脑和事先充沛的书面准备，让曹景行建立起一个多维的思维参考轴，当他把一晃而过不起眼的小事物和新事物放到这个维度里进行考量，就能看出别人没有的新意和深度。

有一次我翻阅曹聚仁的家书，发现曹聚仁对这个小儿子的爱称是“闲儿”。曹景行老师自己的微信昵称也沿用了“闲闲”二字。我就笑了，曹景行老师浑身上下，哪里有一点和“闲”沾边？

直到2020年8月，曹景行老师在长征医院体检时发现胃癌，之后接受开刀和化疗，从不停歇的“通讯社”闲下来了。但也只在治疗当天停一下，第二天，两三百条新闻又开始“轰炸”朋友圈。我问候他的健康，他发我一张他穿着病服的照片。一头被誉为“师奶杀手”的银发不见了，光着脑袋，“像一枚卤蛋”，人清瘦了，有了白胡子，但精神很好，“谢谢了”，他说，反手发我一堆新闻，于是我们讨论起文章，不再谈论疾病。

他从很简单的问题开始问医生，比如说医生的制服为什么是白的。一生二二生三，直到涉及医生生活和医疗科普的前沿与深处。

在自己的微博上，曹景行用简单一行字概括自己五彩斑斓的职业生涯：资深媒体人，新闻评论员。

真正的媒体人，注定是永远闲不下来的。不停地输入知识、不停地捕捉新闻、不停地输出消息，构成了曹景行的一面。如果一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或者写作者有时觉得“没什么可写”或“没发现选题”，那他应该去跟曹老师一天。只要跟一天就能明白，什么叫源头活水不断。

书生有笔曰如刀

童年我家的书架上，有一本1983年版福建人民出版社所出的《万里行记》。作者曹聚仁，是著名的现代作家、学者、记者。

曹聚仁出生于1900年，1921年到上海教书，后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1937年抗战开始，他从书斋走向战场，采访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及东南战场。1950年到香港，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1956年后曾数次回大陆采访，并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一生著述逾四千万字。

大约是在我开始识字的时候，家父曾指着这本书说“这是一位战地记者”。由此，一个游历四方、博览群书、漫谈古今、目之所及皆入话语的形象，构成我对这个职业最初的想象。等到长大后在电视上看见侃侃而谈的曹景行老师，又听到人们议论“子承父业”，这才意识到，家里书橱内那本《万里行记》最后一页后记的署名“景行”先生，和电视里的人，正是同一人。

“三十年代，我父亲曹聚仁先生，原是伏处书斋和执教于上海几所大学的文人，七七事变和八一三的炮火震撼了他，从此，他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了战场。他走遍大江南边，以笔代刀，在抗日战争中出了自己的一份力。‘书生有笔曰如刀’，就是他那时写下的诗句。”

可也要等到我自己当了记者，开始采访曹景行时，才明白，这位看上去业界声名显赫的父亲，在儿子生命中的彰显和缺席。

曹聚仁是第一个报道台儿庄大捷的记者，后又综合各方面消息撰写了长篇报道《台儿庄巡礼记》，各大报纸纷纷刊载，举国上下为之一振，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1946年夏天，曹聚仁一家好不容易结束颠沛流离，终于定居在上海市虹口区溧阳路1335弄5号。曹聚仁通宵写作《中国抗战画史》，以每天五六千字的速度，要将十四年抗战中获得的还散发着硝烟味道的第一手资料写成文章。1947年，由曹聚仁撰写文字、舒宗侨摄影的《中国抗战画史》第一版面市，售罄一空。这本书后来被用作在虹口开庭审判日本战犯的佐证资料。

也就在这一年，曹景行出生。

后来成为著名演员和导演的曹雷记得，因为“小弟曹景行出生，爸爸会带儿童绘本回来。爸爸对钱财真的无所谓，但不可以没有书。以至于到后来，父亲下班不带本新书回家的话，我会觉得很奇怪……小弟也是嗜书如命。爸爸用《中国抗战画史》的稿费，在溧阳路的天井搭了一间书房，里面堆满了书，这成了小弟的天堂了。我们一转头找不到小弟，就发现他躲在藤书架和墙的缝隙里，在悄悄看书。家里总是要重复这样的对话：‘小弟人呢？’‘角落里看书！’”

可这份团聚并没有持续很久。1950年，曹聚仁离开妻儿，只身从上海去香港定居，除了谋生，他更希望寻找做另一份事业的机会。临行前，邵力子也建议他等待时局的变化。留在只有3岁的曹景行模糊印象里的，是随长辈到上海北站为父送行的画面。直到6年后，曹景行才随母亲在北京再次看到父亲曹聚仁。在得知9岁的曹景行已经看过《水浒传》后，曹聚仁非常高兴，去北京的东安市场购买了《水浒后传》作为生日礼物相赠，又补偿一般地允集邮的曹景行把新侨饭店大厅内的邮电门市部里出售的所有中国邮票悉数买下。一天吃早饭的时候，父亲又与曹景行谈论墨子的《非攻》，交流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在新侨饭店客房的浴室里，曹聚仁为曹景行洗了一次澡，父亲手持毛巾，从小男孩的背脊擦下去，反反复复说着“闲儿，你好瘦啊，真瘦”。

这是1956年7月，此行曹景行随母亲从上海到首都，父亲则是从香港赴京，曹聚仁将参加周恩来在颐和园举办的晚宴，向外传递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此后一别，直到25岁时曹景行从上山下乡的黄山茶林场赶了三天三夜南下为父送葬，此间漫漫成长岁月里，曹景行与曹聚仁的相处加起来不足一月。而这最后一面，他见到的也只有父亲的遗容。

1969年12月4日，曹聚仁写信回家，信中写道：“天下事，不可想得太天真的……天真是可爱的，但处世并不只是谈恋爱呢……别人以为我到了海外，一定会远走高飞了。我一心向往北京，而且慢慢走上为祖国效力的路子，和别人的想法绝不相同。我的文章，在海外造成了权威地位，这便是我生存下来的基本条件。社会革命，乃是我们年轻(时)的理想，我为祖国效命，也就是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虽违背了对你妈的‘永不离别’的诺言，但处在这么伟大的时代，我能天真地开自己的玩笑(吗)?到了今天，你们也该明白我十九年前的决志南来，并不是走错了棋了吧？”一直到1972年1月31日，生命的最后日子，期盼促进两岸统一的曹聚仁给孩子们写信，牵挂的还是国事：“雷女，闲儿，我实在没有工夫生病，偏偏要生拖长的病，真是急不得、哭不得、笑不得。我已经无法在尼克松到北京之前回北京了……”

1978年，结束十年黄山茶林场生活，曹景行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曹景行进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曹景行移居香港，先在中文《亚洲周刊》工作，后在《凤凰卫视》任职。无形之中，继承了父亲的角色。在一次活动中，曹景行与导演王家卫相识。闲谈之中说起，曹聚仁生前居住在九龙金巴利道地区，是彼时上海来港文化人聚集区，也正是王家卫幼时居处。我曾在香港找过曹聚仁居住过的诺士佛台7号所在位置，如今已是酒吧街中的一家，隐匿在天文台侧的小山丘上。这是一片上坡道。

台海局势变化的岁月里，父亲在此上坡独行的背影，叠加着的，是在溧阳路家里在父亲的天井书房里看父亲留下藏书的身影。也是日后曹景行不断与家人整理书稿和信件时浮现清晰起来的曹聚仁的身影。在最早的关于父亲的记忆里，曹景行还保留了这样一幅画面。那是父亲赴港前，在上海家中书房奋笔疾书，一手紧抱着自己的小身体，间歇时还会给自己一枚金币巧克力，家中四壁都是书，父亲一手运笔不止。

这是一种并非外界加诸自身的使命。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曹聚仁开始，这成了家族中两代人赓续承担的使命。

2015年10月3日，我见证了曹景行老师“高中毕业”。

因为历史原因，本应在1966年毕业的市西中学高中生曹景行先是被分配到上海运输八场802车队做搬运工，1968年，又赴皖南。在近半个世纪后，他应邀回到了中学教室。当天市西中学为66届初、高中毕业生补发毕业证书。签名处也用了60年代老校长赵传家和副校长蒋丽似的签名和印章。

在市西中学的礼堂里，曹景行还回忆起当年学生们对赵传家老校长的批斗。一位老同学也曾给曹景行发去微信，说当年有一位音乐老师名叫曹云芬，学生们冲到她家里去，当着老师的面摔碎拗断她收藏的唱片。“我永远也忘不了老师脸上惊恐羞辱的表情”，同学说。“而我永远忘不了的，是那些唱片被摔碎时候的咔嚓脆声，”曹景行说，“我们应该向老师们道歉，他们给我们许多指导，打下很好的学业基础，而我们却曾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

2020年1月13日，我又陪曹景行老师回到童年。

在1959年离开虹口住到静安区后，曹景行居然一次也没有回过虹口区溧阳路1335弄。时隔一个甲子后，重新回到儿时和父母待过的旧屋。我们“考古”这些昔日日侨留下的建筑，细数溧阳路上荟萃居住过的名人。房子经过风吹日晒，已经显得十分老旧。我们叩门进去，采访到现在的住户，难以想象，昔日大概二十多平方米，不仅居住着曹聚仁夫妇与三个孩子，还有家乡来的祖母。“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曹聚仁曾用家乡话给孩子们念过这词。曹景行儒雅地问着问题。他的女儿和团队成员为他拍摄和录音。

我为此情此景怀旧，但此时的曹景行老师，正满怀激情地投入短视频“老曹闲话上海”的制作。一直以来，从平面文字转向电视评论，从荧幕转向讲坛，又到开设微博、微信公众号并积极拥抱新媒体，曹景行老师以他那标志性的不知疲倦的热情拥抱着传媒世界的新事物。他制作的这一集溧阳路短视频，在他的短视频里播放量一度居首。

2020年底，曹老师截图给我看他的微博数据：博文阅读量突破1.3亿次，被互动9.4万次，创作的视频获得了1314.9万次播放，影响力超过96%的用户。

“你也要拥抱新的传播方式啊，”他说。

本来还计划周游世界，并拥抱更多新事物的曹景行老师，因为疫情留在了上海。也因为滞留，他去医院体检，发现了病症。

在微信的最后几次对话里，曹景行老师和我聊到的话题，包括当下几篇引发热议的新闻评论，分享了几本书，向我推荐了一部讲述电视名记的生活及其崩塌并折射社会困境的影片。唯一一次涉及自身的疾病，是描述了一下为了便于在肿瘤医院治疗，因此住在边上民宿的感想。一花一木，日出月落，均让他觉得可爱新奇。因为又发现了熟悉的上海里他不熟悉的一面，我觉得如果再给他一些时间，曹老师一定能制作出关于医院周边的新的访谈节目。

去年秋，“闻此噩耗心中顿感疼痛，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的曹景行发给我他悼念著名记者江迅的散文，在写这位自黄山茶林场时代就结识并一起奋斗在媒体的老朋友时，曹景行写道，江迅去世前出刊的最新两期《亚洲周刊》里有七篇是江迅写的，“他无法停息搁笔，因为他是江迅”。

这句话也适用于曹景行。

正如“闻此噩耗心中顿感疼痛，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这句话，适用于今天听说曹景行去世消息的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