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来自胡舒立的新闻专业主义启蒙

2020-3-3 22:58| 发布者: 刘海明| 查看: 70| 评论: 0|原作者: 展江|来自: 再建巴别塔

摘要: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R30sbjzO4gNByMmHGaqyA

胡舒立在演讲（来源：网络）

学人君按：本文系展江先生为胡舒立《访美记》一书所写的序言。文中较为全面总结了胡舒立的新闻专业主义发展脉络、历史内涵。在展江先生看来，胡舒立的贡献在于推动，由正面倡导的“喜鹊”式新闻文化转变为问题意识取向的“啄木鸟”式的批判性新闻文化。原文标题为《新闻专业主义启蒙，从<访美记>开始》，此处转载略有修订。

一

根据美国学者丹尼尔·哈林和意大利学者保罗·曼奇尼的一个分类法，现代新闻事业有“信息取向型新闻事业”和“评论取向型新闻事业”之别。“信息取向型新闻事业”盛行于美国等自由主义国家，它推崇新闻媒体以新闻报道而不是观点鼓吹为主，崇尚新闻客观性，主张事实报道和意见表达分离，在报道中秉持中立立场和平衡各方意见。

虽然有一些知名新闻史研究者论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之一，在唐朝、甚至在汉朝就有了所谓“邸报”。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现代意义上的公开发行、定期出版、机器印刷的报刊新闻事业肇始于 400年前的德意志、英格兰等欧洲地区，而在中国则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自那时起，像多数后发国家一样，中国传统的新闻事业与其说走的是长于新闻报道的英美报刊的道路，不如说是以王韬的《循环日报》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报刊为代表的鼓吹型政论道路。

这样的鼓吹传统，一来契合了一个积弱大国奋发图强的欲求，二来在百余年间形成了我们今天继续推崇的以弘扬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归依的新闻理想。当改革开放之初新闻机构获得某种权利去推动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发挥激浊扬清、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功能时，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报刊上倡导解放思想、改革旧制旧规的言论，尤其是政论风行全国。20世纪80年代，可谓是政论和政论家的年代。

另一方面，直接以新闻事实来揭露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也吸引了报界精英和文学新锐。刘BY先生的《人妖之间》、钱刚先生的《唐山大地震》一时间洛阳纸贵。据我了解，舒立在那个时代，也从事过报告文学这种半文学、半新闻的文体写作实践，她本人还参与过刘BY先生的报告文学创作（注：《孤雁离失记》，发表于1985年1月《报告文学》杂志）。回想起来，那些报告文学作品曾经让多少国人热血沸腾。除了直面国内社会问题的作品外，刘亚洲先生所写的国际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也令读者如饥似渴。

《新华文摘》1985年第3期刊载《孤雁离失记》（胡舒立署名“舒立”）

但是，报告文学这种源于法国、流行于苏联的文体在改革开放后不到10年遇到了无法化解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经济先导型的，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渡，催生了以民商法为主的一大批法律。1979年《刑法》问世，1986年又有了《民法通则》，对于新闻界来说，这两部法律的重要意义就是它初步形成了中国当代的诽谤法体系，这意味着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作品一旦失实，就可能被追究侵犯他人名誉权的民事责任，甚至是带来牢狱之灾的刑事责任。

事实上，中国当代媒体所遭遇的第一宗新闻官司，恰恰就是带有报告文学色彩的批评性报道所引发的刑事诽谤诉讼，这一案件导致两位年近花甲的老记者被法院判决诽谤罪。1987年初《民法通则》生效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改变，名誉侵权取代了刑事诽谤，新闻记者普遍解除了身陷囹圄之虑。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民事性的新闻侵权诉讼数量激增，“告媒体”成为浪潮，这也令报告文学和其他批评报道的作者应接不暇，不胜其烦。

起初一些作者怨气不小，认为为民请命却要屡吃官司，实在不公，以至于怀疑媒体和法院是否公正。但是经过痛苦的反思，人们会发现，归根到底，道德好恶先行、事实和意见杂糅、不追求事实的精准和报道的多元求证平衡，暴露了传统新闻文体在法治新时代的弊端。对此，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先生多有反思，认为报告文学的衰落是必然的。

而在新闻界，当时人们还有一种强烈的意识：我国的报纸是观点纸、宣传纸，而国外的大多数报纸是新闻纸。在 20 世纪80年代，新闻评论即便摆脱了宣传，也难免流于宏大叙事。这种宏论的产生犹如科技创新，不是一朝一夕就产生的。因此，媒体每日传播的观点也难免是旧题重做，老话再谈。然而，经济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新闻信息需求，这恰恰是当时媒体的短板。

总之，旧有的“评论取向型新闻事业”已经成为制约在中国社会影响日益增大的新闻媒体自身发展的一个瓶颈。那么，当时的人们即便听说“信息取向型新闻事业”在北美如火如荼，也不知其真谛为何，更不知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如何影响新闻生产和传播效果。在那个时代，舒立有幸两次赴美考察报界运作，并以生动传神之笔写就一部独特的专业随笔，有意无意中成了中国纸媒新闻专业主义转型的指南。

二

《美国报海见闻录》问世于我认识舒立的第二年。当时舒立正处于特殊的“休闲”状态，正是在她和苗棣老师的一次云游中，我们才得以在我的老家江苏结识。我们都为此书能在 1991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那个沉闷的时刻出版而感到幸运和兴奋。

苗棣（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舒立伉俪

《美国报海见闻录》首印5000册，这个数字在当时不大不小。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热”中，一本书印上数万册是稀松平常的事，尤其是译者，或者是与国外有关的。但是，在 1991年，能见到一本在总体上持肯定态度的以大力信息客观引介美国报界的出版物，实属难得。关于这本书，公开的商业推广没有可能，销售渠道也很不畅通。

但是，这本书还是逐渐产生了影响。当时我还听说一件“趣事”：此书本来被期待一本一本地零售，可是某个新闻管理部门一次性就买了200 本。而小圈子的阅读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阅读认真，这在今天就难得了。当然，我相信不少读者首先会被封面上英姿飒爽、气宇轩昂的照片所吸引。

《美国报海见闻录》初版封面（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舒立在书的前言中自我评价说， “这本书应当主要是一部新闻作品：生动可读，客观准确，信息充足，并且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这种表述，有意或无意，显然没有触及到本书的要旨：第一次较全面地引介美国报界所代表的新闻专业主义及其制度安排。

有读者评价此书时说：“不算很恰当的比喻，八九十年代大陆新闻界的《海国图志》。它被誉为那一代新闻人的圣经。”这个评价虽然很高，但是多少言不及义。一位业内读者归纳，“在这本书里我倒是找到了三个有意思的话题：1.新闻部和评论部的问题；2.海外记者的问题；3.报业的托拉斯问题。”这一归纳比较准确，也部分触及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制度安排。

我们知道，20世纪初新闻专业主义首先在美国报界兴起，如今已经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西方世界中与美国和英国的新闻事业迥然不同的欧洲大陆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哈林和曼奇尼指出，新闻事业的专业化有三个维度：

（1）自治（自主性）。自治永远是专业化这一定义的核心，这是许多职业努力实现自身“专业化”、证明自己对工作过程施加更大控制具有正当性的关键原因之一。与提供私人服务的医生和律师不同，新闻工作者是在一个以大批量生产为规范的产业中工作的。他们几乎从不拥有自己的制作手段，而是大型企业的雇员。尽管如此，他们经常成功地在组织内部获得重要的相对自主性。

（2）独特的专业规范。所谓专业，就是用某种生活方式、伦理规约、自我意识以及对局外人的障碍，将其自身“水平”地组织起来的职业。这种“水平”组织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有一套独特的共享规范。以新闻事业为例，这些规范包括：伦理原则，如保护匿名消息来源、区分广告与新闻内容；新闻实践常规，如“新闻价值”的共同尺度；判断专业实践的标准；分配声望的标准。

（3）公共服务取向。与其他主张专业地位的职业相比，公共服务伦理对于新闻事业特别重要，因为新闻事业缺乏深奥的知识，新闻工作者的自治性和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主张。关于公共服务伦理的发展，最清晰的标志之一是新闻事业自律机制的存在。

三

在我看来，舒立作为新闻实践者，在对待新闻专业主义上经历了认识、引介和践行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认识新闻专业主义。

1985年，她作为体制内大报《工人日报》记者，应非营利组织世界新闻研究所” （WPI）邀请，在美国新闻界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走访，直接感受到了与中国的宣传模式和“评论取向型新闻事业”迥然不同的“信息取向型新闻事业”，其从业观念的转变开始进入萌芽期

1987年，舒立获得“世界新闻研究所”奖学金，对美国 25 个州 40多个城市的报纸做了历时 4个月的采访，为写《美国报海见闻录》准备了充分的材料，也进一步认识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微观层次制度。

此前，舒立已经开始投身于批评性报道，当时“舆论监督”的概念刚刚出现，最流行的文体主要是事实和观点混杂、经常缺乏准确性和平衡性的通讯和报告文学，揭露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作者往往被称为名作家、名记者和“包青天”式的风云人物。

而今天我们说的“舆论监督”，大致有三种文体形式：（1）增加社会透明度的日常客观报道，它能预防腐败；（2）发源于美国、在中国后来取代报道文学的调查性报道；（3）多元的、批判性的时事评论。

第二阶段：引介新闻专业主义。

这就是《美国报海见闻录》的贡献了。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不再赘述，但必须提到的是舒立的作风和文笔。可以说，细腻的观察、敏锐的提问为该书奠定了扎实的材料基础，而清晰、隽永、灵动、信息密集的写作使舒立的表达独树一帜，而这恰恰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的记者写作风格相吻合。

徐晓老师把这本书叫作随笔，我不敢苟同，因为这种写作在中国记者和作家中是独特的。它有几分像如今在学界流行的田野调查报告，将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结合起来，并有“深描”的意思。当然，我这么说舒立会觉得好笑，她才不管什么田野调查呢。此外，与田野调查不同的是她秀丽的文笔和高节奏的工作。

第三阶段：践行新闻专业主义。

1992年邓小平去南方巡视，掀起了市场经济大潮。舒立结束“休闲” ，离开《工人日报》，转任“在商言商”、市场和信息取向的《中华工商时报》海外部主任。但她主要是作为一线记者在个人层次上开始新闻专业主义实践。

西方新闻界公认，现代采访技术是美国报界在 19 世纪末发明的，过去中国新闻界也常常采用，但往往是在歌功颂德中与采访对象“打成一片”，无客观性可言。舒立这段时间最引人注目的业绩是采访海峡两岸的“汪辜会谈”和一批财经界人物，经常成为“在场”式独家新闻。

1998 年 4 月，《财经》半月刊创刊，舒立出任主编。我倾向于将这一年称为“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元年”。舒立终于有机会在中观的制度层面实践新闻专业主义了。她继续活跃在采访一线，同时参与编辑组织，掌握刊物报道方向（当时的《财经》副主编王烁是编辑部日常编务的操盘手），还承担日后知名的杂志卷首时评专栏“财经观察”的写作。

舒立以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全面推进新闻实务，培养出一个擅长深度报道的记者团队，《君安震荡》《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谁控制了冯明昌》《成败陈久霖》《谁的鲁能》等调查性报道相继问世。这些力作不但震动了国内金融界，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媒体的实务操作，还为杂志在国际上赢得了众多荣誉。

2009 年 12月起，舒立和两百多名同仁一起创办了财新传媒，旗下有《新世纪》周刊、《中国改革》月刊等杂志以及刊登原创新闻的财新网。作为一个在国内新闻界确立了“独立、独家、独到”办刊方针的新闻人，舒立在特定的媒体空间做出自己的努力。如果说上一个10 年，她使本书中的理想新闻模式在中国发芽生根；那么，在新的 10年，她则致力于使这种模式在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