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6篇肺炎报道观察：谁在新闻里发声（一）

N95、封城、气溶胶、ECOM、双盲测试、方舱医院....场肆虐的病毒，让许多普通人在这些天努力咀嚼着大量新词。甚至有人生平第一次，点开了一篇医学或生物学论文，只为「图个明白」。最深的恐惧是对未知的恐惧，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这-全然陌生的敌人，阅读新闻，成为一个公民在如此灾难面前，保持知情、消解恐慌、积极防护最简单高效的办法。为了这份知情权，我国的媒体从业者们撰写了大量肺炎相关的新闻报道，让足不出户的人们能与灾情同频共振。这场灾难影响多维复杂，涉及多个专业领域，在撬动事实时，媒体选择让谁发声，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消息来源往往是媒体对某--特定话题报道框架研究中的分析维度之一，媒体对消息来源的选择确立了某些人和群体话语权的合法性。通过观察媒体对同-话题消息来源的选择偏好，可以讨论其传播立场、意识形态等，也可以探究这种选择带来的不同影响。

本次报道进程中，媒体集体的预警迟滞与消息来源选择的偏好有关吗?哪些消息来源是媒体的「宠儿」?哪些人发声的机会更多了?消息来源是否会影响报道的情感倾向?此外，我们感兴趣的还有:在报道进程之中，不同性质的媒体表现有何差异?身为重灾区的湖北，其地方媒体的报道与其他地区相比又有何特点?哪类媒体的表现分外亮眼?业态的变化让灾难报道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为了解决上述疑问，RUC新闻坊收集了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国内19家媒体刊载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2286条原创报道，并对这些报道做了全面的观察和分析(样本选择和编码方法详见文末数据说明)， 我们发现了以下这些特点。

01

疫情前期媒体发声受限，导致预警滞后

12月30日晚，一份落款为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医政医管处的红头文件，《关于征在识别 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在网上流传，第一财经率先发表《独家: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做好隔离，检测结果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进行跟进，向武汉市卫健委确认了“不明原因肺炎”的存在属实，引发了其他媒体的报道。但遗憾的是，随着官方接连给出的“定心丸”(如1月 15 日，武汉市卫健委官网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指出“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以及未进行进一步 的信息公开，不少媒体因为缺少官方信源，缺乏对疫情严重性的研判，对肺炎的报道陷入低潮期，这则新闻也在迎接农历新年的氛围中被人们淡忘。即便是当地影响力较大的长江日报，从12月31日至1月20日也只刊登了18篇相关报道，且多为来自当地卫健委的情况通报。在此信息相对贫乏期间，我们选取的样本中，财新的报道最为持续，甚至在1月20日前报道量持续上涨，除了传递公开信息(如《国家卫健委已成立肺炎疫情应对领导小组马晓伟任组长》. 正在识别报新增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患》《武汉卫健委: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1例》等)，还采集了海外相关信息(《世卫组织:武汉肺炎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他国发生》《一 -份国际报告对武汉肺炎的估算---份 尚有争议的参考资料》《日本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患者去过武汉》等)，更推出了多篇有分量的独家稿件(《特稿|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溯源候选药物或近在咫尺》《武汉肺炎答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等)，一定程度上倒逼了政府更进一步的信息公开。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新闻1+1》栏目采访，公开肯定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关注，这在整个报道进程中可视为最关键的时间节点。此后，报道数量急速增加; 1月23日，武汉封城，报道量达到第一个峰值。总体来看，在这场灾难0正在识别体引用最多的信源是主要政府机构(各级卫健委、疾控中心CDC、其他与医疗卫生等相关的政府机构)、其他政府机构(非医疗卫生专业的其他政府机构)和官员，可见官方的表态在灾难报道中占据极大声量: -方面，官方消息有政府机构背书，具有专业性或权威性，社会影响力大,新闻价值也大;另一方面，对政府的声音进行转述、解析、评论，是媒体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

学界普遍认为，健康传播的透明公开能帮助公众正确认知公共卫生事件，遏制谣言或错误信息的流传，避免社会恐慌，建立切实可行的防范机制。官方公开信息的不及时、不完善,极易造成媒体对疫情严重性的误判和报道的迟滞，不能起到有效预警。

02

“人”在信源中的地位 上升

随着疫情扩散，媒体消息来源更加多元，出现下沉的趋势，“人”的地位受到重视。在以往的健康报道中，专家和官员往往是消息的主要来源，精英的声音淹没了患者话语。有学者探究人民网H7N9禽流感报道的消息来源，发现“消息来源以官方和专家为主”(黄文森，2014) 。而在此次疫情中，特别是1月20日(钟南山肯 定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和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媒体把眼光更多地投向了那些身处其中的“普通人”。

从报道的体裁来看,约稿和投稿频见报端，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发布征文，给有切身体会的“风暴.中心”的人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他们不再只是被动的采访对象，而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更主动地参与到内容生产之中，他们的加入大大丰富了报道的体裁和主题，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增加了人文关怀，有利于全面地报道疫情，为历史留下更为鲜活的底稿。中国青年报的《一位武汉妈妈的除夕日志:今年年夜饭.有消毒水味道》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疫情期间- -顿特别的年夜饭，朴素平实，从日常生活的改变反应武汉市.民在围城之中的复杂心境;财新《疫情重压下的武汉社区:老人高烧死在家里之后》《汉口医院直击: 何时不再一床难求》直面灾难中普通人的痛苦，从具体的人和事一窥政府疏忽和现实困境。

03

越靠近现场，情感倾向越强烈

在19项编码的消息来源中，记者观察、一线医务人员、患者及其家属、普通市民、网民、其他公众人物、医疗机构作为信源的稿件与其他信源的稿件相比，因为融入了更多切身经历，具有更鲜明的情感倾向。例如，财新的报道《发热患者定点医院里的故事》报道了许多武汉高度疑似病患无法入住医院，只能隔离在家或混合收治，因为采访了许多当事人，整篇文章的情感基调沉郁、无奈。澎湃的文章《酒店听说我是武汉人,立刻报了警》，还原了武汉“封城”初期武汉市民在外地遭遇“歧视"的经历，对亲历者的直接引语凸显了这背后的荒诞和心酸。

04.

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消息来源更为丰富

在采样的19家媒体中，我们选取其中的5家中央党媒、6家市场化媒体机构、2家自媒体(共13家) 进行“不同性质媒体消息来源选择"对比研究，三类媒体中平均每家媒体发表的文章数量为75.4、124.8及16.5篇。 .考虑到不同媒体发稿数量的差异，下面的数据分析中我们通过除以各媒体样本总量只讨论各种消息来源的占比，以消除样本数据量对数据差异的影响。

三类媒体中，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对各消息来源的的引用分布较为均匀，在平均值以上的消息来源个数更多。特别是市场化媒体，有14类消息来源的引用频率均大于平均值，且另外4类也与平均水平相差不大，总体上看，其信源的分布最广泛。以财新、界面为代表的一批市场化媒体,将- -线记者观察、多方调查采访结合，对疫情有着更为多元的视角，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突出。党媒在平均值以上的来源个数明显较少。但其中含记者观察的第一手报道占比最高，达到平均水平的1.1倍,为本次疫情贡献着最为鲜活的一线观察;另-类党媒的常用信源是一线医务工作者，引用频率是平均水平的..1.4倍，反映在主题上多是对一线医务人员的工作现状的描绘，及对其家属的付出的致敬。这反映了此类媒体拥有更丰富的一线采访资源，并能够进行充分地利用。自媒体类对专家组的引用频率在三类媒体中最高，同时，对非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的专家来源的引用频率更是高达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由此可见，一方面，我们选取的两家自媒体样本一-丁 香园与八点健闻本身就是健康医疗方面的专业型自媒体，拥有更多的医疗专家的消息资源;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自媒体在专家类信源上更为开放，不只倚重官方专家组消息来源。这一特征也反映在自媒体对其他的消息来源的使用，其对一线医务人员及患者、普通市民网民等来源的引用频率都高于平均水平，说明在这次报道中，相比于党媒，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因其更亲民的定位和相对自由的操作空间，更注重对官方以外信源的挖掘和使用。

05

7报道倾向总体呈中性,党媒更偏正面

在所有的报道样本中，报道倾向中立的文章占据了大多数。与之对应的是在新闻体裁中占比很高的消息类报道,这类报道内容主要是信息发布、描述现状，不掺杂太多感情倾向。三类媒体中，中立报道比例最高的是市场类媒体，接近90%。而在剩"下的具有明显立场倾向的正面、负面报道中，党媒的正面报道占比显著高于负面，达到了负面报道的7倍。《武汉，子弟兵在奋战!》《太好了! 今天他们治愈出院!》等正面情绪浓厚的报道频频出现在其公众号与客户端，从疫情中寻找着正能量,对疫情中的做法、成绩进行肯定，是整块抗疫情绪版图中情感色彩最鲜亮的模块。相比之下，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的正面报道比负面报道少，特别是自媒体，负面倾向的报道接近正面的2倍，表明这两类媒体更多地着力于对疫情中存在问题的揭示、质疑和反思。武汉宣布封城前-天的1月22日，在全国目光聚焦武汉时，财新发稿《湖北省内疫情扩散，防疫物资短缺》呼吁关注武汉及其周边城市形成的“1+8城市圈"的疫情扩散情况;紧接着第二天界面发声《不止武汉，黄冈、襄阳等湖北各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形势严峻》，质疑武汉周围城市官方的沉默，并根据百度迁徙数据提醒大众警惕潜在疫情。虽然这些报道情感倾向是负面的，但实际上并非在“泼冷水”，而是引导着公众从客观、理性、多元的角度关注疫情,进而用媒体的力量推动着官方对疫情状况通报的逐步透明化。

06.

疫区报道信源更接地气，情感偏正面

我们选取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作为湖北媒体代表，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作为广东媒体代表，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作为北京媒体代表，对比分析不同地区媒体的消息来源构成情况。湖北媒体更多采用了“其他专家”“一线医务工作者”“其他公众人物”三类信源，体现了作为疫情爆发地媒体的特殊性，且当地的报道倾向总体更偏正面。

在19项编码的消息来源中，湖北媒体更多采用了“记者观察"“其他专家”“-线医务工作者"“其他公众人物”“普通市民”等人物信源，在消息来源上体现了作为疫情爆发地媒体的特殊性。而广东媒体更充分地挖掘了“卫健委专家组”“主要政府机构”“其他政府机构”“医疗机构”“企业”等作为消息来源以丰富报道。北京媒体则偏好选择“国际组织"“媒体"和“医疗机构”作为消息来源。

湖北、广东、北京三个地区媒体的报道均以中性为主，在体现出明显倾向的报道中，正面报道均多于负面报道，但湖北媒体从文章的总体倾向上来看，与北京、广州相比更偏正面，其正面报道比例远大于广东、北京媒体,为负面报道的159倍。

01.

造成恐慌的不是真相而是真相的缺席

健康传播的透明公开普遍被认为能帮助公众正确认知公共卫生事件，遏制谣言或错误信息的流传，避免社会恐慌，建立切实可行的防范机制(孙旭培，王勇，2004;王卉，2009)。正如白岩松所说，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与SARS相比，这次对新冠病毒的信息公开已有进步，但仍有一-些重要的信息缺乏官方及时权威的认证，不利于揭示复杂的真相，引起了诸多猜测和怀疑，有损相关部门的公信力。如武汉本地早期对疫情的报道都以“稳定大局”为主，未能提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一定程度加剧了病毒扩散的风险;再如针对“某些科学家对于病毒的研究转化成学术成果早于对公众进行预警”，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因缺乏态度明确、权威可信的官方回应导致了舆论场的割裂。因此，营造更加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不仅能降低人们对未知的不安和恐惧，更能让媒体迅速反应,方便寻找应对之策，为民众提供建设性意见、进行心理疏导和心理支持。

02

兼听则明，允许社会拥有多种声音

单一的消息来源容易混淆视听,错过最佳处置时间(吴媛，2010)。一个健康的社会要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让不同性质的媒体发声。在这次针对疫情的报道中，以财新、界面、-财、财经为代表的财经类媒体表现亮眼。这些媒体在其他媒体引用政府“不会人传人”的声明时，依然选择持续跟踪该病毒，持续发声，一定程度上倒逼了政府相关部门的信息公开。而如中青报冰点周刊、三联、人物、中国新闻周刊、北青深一度等擅长调查性报道的传统媒体发挥了自己的专长，持续发力,增加了疫情报道的深度和厚度。丁香医生、八点健闻等自媒体也发挥了自己选题灵活、操作空间较大等优势，挖掘了不少来自一-线的消息来源，勾勒出更全面和完整的疫区图景。在这场战役中，除了采纳官方消息来源，不少媒体派出记者深入一线，采写了优质独家稿件。如财经撰写了《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