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新闻学期刊出版的历史脉络及学术引领（1919—1949年）

摘要：近代新闻学期刊的创办与发展对中国新闻学术与新闻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新闻学期刊对西方新闻业的动态引介，对中国本土新闻问题的关注与引领，为中国新闻学科建设积蓄了强大动能。从出版的历史脉络观之，近代新闻学期刊的兴起有着丰富的新闻史学意义：培育了中国早期新闻学研究社群，推广了新闻学术成果，提升了新闻业实践水平，它是孕育中国早期新闻学术成果的园地，是新闻学教育的试验田。

关键词：近代  新闻学期刊　报学　新闻学

中图分类号：G210

本文刊于《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11月刊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不仅为中国带来了“民主”与“科学”，同时也将学术期刊这种新型知识传播媒介引入到中国。诚如民国新闻学者黄天鹏所言：“五四运动后（中国）新闻事业已是一个新的时期，新闻学也有人出来提倡。”[1]1918年，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标志着新闻学这一新兴学科在中国萌芽；1919年4月20日，该学会创办的《新闻周刊》成为“中国最早的传播新闻学知识的业务刊物”；[2]至1949年，中国陆续出版新闻学刊物30余种，它们在普及新闻知识、传播新闻学术、辅助新闻教育、指导新闻业务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新闻学期刊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洪流之中，值此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与中国新闻学术期刊创建100周年之际，笔者系统梳理了近代中国（1919—1949年）新闻学期刊出版的历史脉络，以期揭示中国新闻学期刊存在的学术张力与时代价值。

一、中国近代新闻学期刊的兴起与出版脉络

清末民初新式学术期刊从西方引入并迅速成为推动中国学术转型的新机制。晚清时期，《申报》《时事新报》《清议报》等曾发表李提摩太、梁启超等人有关“报学”问题的论述。[3]民国初年，新闻学期刊兴起的内外部环境已渐趋具备与成熟。就内部条件而言，自1918年始《东方杂志》即积极推介“新闻学”，先后连载《各省报业汇志》及徐宝璜所著《新闻学大意》等文章，将新闻学知识系统地引入中国，新闻学科的建设开始迅猛发展。再就外部环境而言，各新兴社会学科群起并立，催生了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热”的出现，新闻学期刊亦借此东风乘势而起。

五四之后新闻学科发展与新闻教育兴起对新闻学术研究形成倒逼之势，新闻学研究急需专业期刊提供理论支撑与学术引领。燕京大学李寿朋指出：“中国需要一个标准较高的报学刊物，不自今日始，也不只是几个受过教育的人，不过多少年来，许多次的实验，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4]知名记者徐彬彬则认为：“中国的新闻事业虽有几十年的历史，却没有研究新闻事业的一种学术的定期刊物。”[5]报人张竹平更是感叹：“（我）二十年来一桩念念不忘的心事，就是办一个专门研究新闻学术的刊物。”[6]报人与学者不约而同地将新闻学期刊创办的滞后表现视为制约新闻业专业化发展的瓶颈，折射出民初报界与学界对于新闻学期刊的热盼。在新闻学界、新闻团体、新闻教育机构的不懈努力下，五四之后，中国新闻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笔者统计，从1919年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周刊》创办起，到1949年《报学杂志》停刊，在前后30年间中国共出版发行各类新闻学期刊30余种，其脉络大致经历从成长到繁荣再至沉寂三个时期。

1. 成长期（1919—1929年）

此阶段历时十年，是中国新闻学期刊从无到有艰难探索的阶段，其突出表现为创办期刊少，刊期短，创办间隔周期较长。此阶段有4种期刊出版：1919年4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创办的《新闻周刊》，1924年8月，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创办的“系级刊”，1927年1月，北京新闻学会创刊的《新闻学刊》，以及1929年3月，中国新闻学会在上海创办的《报学月刊》。北大《新闻周刊》创办五年之后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才创办了中国第二种新闻学刊物《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系级刊》。囿于无前人经验可循，两刊创办的主要目的是供学员熟悉新闻业务，而非新闻知识传播，故其内容多以新闻时事为主，对中国新闻事业研究内容较少。[7]

这一时期真正对新闻学研究具有推动作用的当属黄天鹏于1927至1929年间辗转北平、上海两地创办的《新闻学刊》与《报学月刊》。在发行旨趣上，两刊都明确提出专注于新闻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两刊栏目设置合理，内容充实，刊期稳定，其发行助推了民国新闻学研究的成长，引发了学界和报界的关注。办刊期间主编黄天鹏广约国内外报界名流为刊撰稿，又依托书局和报纸广告行销，运营方式的创新拓展了期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当时，《新闻学刊》被称为中国新闻学“破天荒之刊物”，[8]而《报学月刊》则基本实现了“首析新闻本质，次述新闻纸与人生之关系”，“阐明新闻学本质，光扬新闻事业，唤起国人之注意与兴趣”的办刊初衷。[9]两刊的发行预示着中国新闻学期刊历经十年磨砺开始与中国新闻事业一道步入发展的上升期与快车道。

2. 繁荣期（1930—1945年）

自1930年上海《记者周报》创办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历时15年。此阶段中国共创办各类新闻学期刊20多种，数量几乎占民国时期中国全部新闻学期刊的2/3，以1937年抗战爆发为节点，又可分前后两个时期。

抗战之前（1930—1937年），中国新闻学期刊出版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得到了空前提升，逐渐得到学界的推崇与报界的认可。就时间而言，由于抗战之前国内环境相对稳定，30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刊物创办（见表1）。而1933年和1936年，国内更有三种新闻学期刊同时发行，显示了这一时期中国新闻学期刊出版的旺盛。就地域而言，此间新闻学期刊突破了北平和上海两大报业中心的局限，开始向福州、南京、广州等内地及沿海城市拓展。就发行周期来看，新闻学期刊摆脱了创办之初发行短暂的宿命，《新闻记者》《记者座谈》等读物都坚持发行长达两年以上。就办刊形态而言，30年代新闻学期刊发行形态多样，除了周刊、旬刊、月刊、年刊、专刊等定期刊物外，还发行了大量纪念刊、辑刊、副刊等不定期刊物。就期刊内容而言，尽管南京《中外月刊》与杭州《新闻杂志》在“研究新闻学术，讨论新闻事业”之外还时而刊登“时事消息”，但绝大多数期刊都是以“新闻为本位”的专业期刊。例如上海《记者周报》出版时强调要使“服务报界的人们”通过该刊“从精神上联络起来”。[10]《报学季刊》则立志办成一个“专供新闻事业从业员，以及对于新闻事业、新闻学术深感兴趣的人，发表研究的成果和讨论实际问题的定期刊物”[11]。而平津新闻学会会刊的宗旨则更为宏大，提出“研究新闻学术”的同时，以“增进言论自由，发展新闻事业”为期许。[1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阶段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教育高速发展，新闻院校与新闻团体成为中国新闻学期刊创办的绝对主力。依托于社团和学校，新闻学期刊的发行大多有固定的场所和稳定的资金保障，从而推动了新闻学期刊出版的蓬勃发展。

抗战爆发之后（1937—1945年），新闻学期刊虽然面对辗转迁徙、资金匮乏、稿源不足、人员流动等诸多困难，却仍旧保持良好发行态势（见表2）。1938年后，中国新闻学期刊大多因战争停办或内迁至西南地区，进入到一个艰难发展的特殊时期。战时中国新闻业承担着对内动员民众投身抗战，对外打破日本新闻封锁的艰巨任务，救亡需要催生了一批以“战时新闻学”为内容的期刊。《战时记者》《新闻战线》《新闻学季刊》《新闻记者》等刊物围绕“国难与新闻事业”“战时新闻检查与新闻自由”“战时记者的培养”专题展开讨论，先后刊发《论战时指导工作》《抗战中的报纸》《报人在战时》《战时新闻记者的使命》等重要文章全面论述了抗战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原理和方法，在摸索战时新闻业发展规律与特点的同时，在实践层面引导中国新闻记者交流战争报道经验，致力于战时中国新闻宣传的热点问题。

3. 沉寂期（1945—1949年）

抗战胜利后中国新闻学期刊即转入沉寂，其发展萎缩甚至停滞。1946年后，中国时局动荡，报业萎靡、纸荒严重使得新闻学期刊的出版和发行跌入低谷。这一时期创办的刊物数量少、周期短，再难现30年代时新闻学期刊发行之盛况。这一时期创办的新闻学期刊主要有：1946年，南京中央日报社的《报学》及上海前线日报社的《新闻战线》；1947年，南京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新闻学季刊》与浙江新闻记者公会理事会的《浙江记者》；1948年，华北日报社的《现代报学》及南京中央日报的《报学杂志》。

此阶段报社替代新闻院校成为新闻学期刊创办的主力。除了《新闻学季刊》为新闻院校创办外，其他刊物均为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报所包办。就地域而言，新闻学期刊创办重心从西南地区转移至南京。报业受纸荒和战乱的双重影响，自身经营尚难以为继，已无暇顾及新闻学期刊的经营和发行。这一时期南京《中央日报》创办的《报学》双周刊，《前线日报》的《新闻战线》、《华北日报》的《现代报学》，皆因纸荒肆虐，报纸缩版而裁撤停刊。[13]至1949年，北方唯一的报学刊物《现代报学》停办，几乎同时南京《中央日报》所办的《报学杂志》也随着国民党败亡大陆无疾而终，南北两大新闻学期刊停刊，既是近代中国新闻学期刊创办的终结，亦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二、中国近代新闻学期刊的学术引领

从历史功用角度审视近代中国新闻学期刊，在其产生的100年历史里，刊载学术成果、交流学术心得、培育学术人才、传承学术创新的价值定位始终没有变更，只是在这段曲折中前进的历史里遭遇过挫折而已。无论学界如何评价此时期的新闻学期刊，是赞誉还是批判，它从鲜为人知到世人皆知的事实就在眼前，它引领中国新闻学传承文明、开拓创新的步伐自诞生之日已然迈出也从未停滞。

1. 近代新闻学期刊孕育了中国早期新闻学研究群体

新闻学期刊的创办和发展为中国早期新闻学研究者提供稳定的发表平台，以报业社团和新闻院校为中心，以期刊为媒介和载体，中国新闻学研究开始产生专业团队和知名学者。黄天鹏凭借在京沪两地创办《新闻学刊》《报学月刊》的经历，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报馆撰述”成长为知名学者。其他各期刊亦成就了相当多的报界名人。20世纪20年代《新闻学刊》有张一苇、徐宝璜、鲍振青、吴贯因等，30年代《战时记者》有杜邵文、胡道静、赵家欣、邵鸿达等，《新闻记者》有赵敏恒、陆铿、程其恒、赵炳烺等，40年代《报学杂志》有孙如陵、武月卿、马星野、袁昶超等。

2. 近代新闻学期刊的集中地即是中国报业发行与报学研究的中心

在北平，30年代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相继创办《报人世界》《报学》等高水平新闻学刊物，逐渐成长为民国新闻教育的翘楚。在上海，尽管复旦大学、沪江大学在新闻学期刊的创办上有着不俗的表现，但真正能够代表上海报业中心地位的刊物却是报业团体所办的《记者周报》与《报学季刊》。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报业中心迁移至西南地区，《新闻学季刊》《新闻战线》的刊行，使得重庆成为战时中国报业和报学研究的中心。而抗战胜利后南京《中央日报》所办《报学杂志》，又使得南京成为战后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中心，引领了这一时期的新闻学研究的趋向。

3. 近代新闻学期刊尝试构建中国新闻学的研究问题与话语体系

20年代中国新闻学期刊创办之初，《新闻学刊》《报学月刊》即致力于对中国新闻事业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着重于地方新闻资料的整理和搜集工作，力图全面掌握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状况。这一时期中国新闻学期刊日渐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开始引领报业研究问题，主动发起新闻学话题的讨论。期刊成为促成学界共识，激发研究热点的引领者。这一时期上海《报学季刊》开展了对中国新闻业资料的详细调查工作。该刊专门开设了“调查与统计”专栏，着重刊登《华侨报纸调查》《各省市县新闻记者公会调查》《全国广告业调查》《上海等七市报纸调查》《中国新闻影片调查》等新闻调查资料。

4. 近代新闻学期刊对“战时新闻学”的研讨为抗战胜利贡献了巨大能量

日本全面侵华后，新闻学期刊力求通过业务的探讨，指导中国报界抗日救亡工作，以抗战为主题的新闻学期刊与新闻报道前赴后继。这一时期，《战时记者》《新闻战线》《中国新闻学会年刊》《新闻记者》相继创刊或坚持发行，它们亦不约而同地将“战时新闻学”研究视为中国新闻学界最为紧迫的课题。《中国新闻学会年刊》为此提出“在抗战宣传工作中建立中国新闻学”，“中国报人必须完成中国特有之新闻学以应我抗战建国之需”[14]。《战时记者》则登载《论战时指导工作》《抗战中的报纸》《报人在战时》《战时新闻记者的使命》等文章，系统论述战时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原理与方法。重庆《新闻学季刊》从1939年创刊至1942年终刊，共刊发67篇论文，其中近半数涉及战时新闻政策、新闻编辑与采访、战地新闻技术。其中很多内容都被卜少夫《战地记者讲话》及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等专著收录。

5. 近代新闻学期刊热衷推介和吸纳国外新闻事业的制度、观念与技能

效法异域是近代新闻学成长的必然阶段。诚如燕京大学创办的《报人世界》所言，近代旧有之报学“内容缺乏系统的整理”，学术的“根基不稳”，“坐享欧美之成”就不失为是“健全的办法”。为此，该刊“一面介绍，一面研究”，“拿中国的情形来对比，来试验。合者引用，不合者想法子改良从中找出路”。[15]此种引介域外新闻学优秀成果为我所用的做法，虽不免被世人诟病为“抄袭”和“享受”，但也是基础薄弱的中国早期新闻学研究无法逾越的必经之路。40年代末，中国新闻业日渐成熟，对国外新闻业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新闻学研究也从单纯的新闻业务介绍转向对报业制度、新闻法律和思想观念的全面学习。此阶段各大期刊将研究和推介重点放在了对外国新闻法规、职业道德和报业精神等问题的研讨上，更有报人提出“报学研究国际化”的观点。《报学杂志》还为此相继推出《各国有关新闻法令汇编》，发起《我国应否参加国际新闻公约》的讨论，显示出中国新闻界参与建立国际新闻秩序与新闻理论建设的意愿。

6. 近代新闻学期刊成为新闻学研究成果交流的园地、新闻院校学生耕耘学术的试验田

《报人世界》发刊词言：“我国报业虽与欧美诸国相差上不可以道里计，然而本身之长足进步，实不容否认。诸凡编辑、采访、传递、印刷各方面，今昔相较，轩轾立现。”[16]行业发展催生学术交流需要，学者围绕新闻学纷纷著书立说，进而带动了五四时期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起步。五四之前，新闻学研究成果只能发表在综合文化期刊中，如戈公振的《中国新闻事业之将来》《中国报学教育之现状》，罗家伦的《中国今日之新闻界》，徐宝璜的《新闻学讲话》，刘陔的《新闻记者与道德》等影响巨大的文章，多发表于《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现代》《甲寅》等综合文化期刊。这些刊物内容五花八门，实难承担传播和振兴新闻学研究的重任。伴随着学术人才与学术成果不断增多，中国新闻院校迅速崛起并成为新闻学期刊创办的主力，其中北京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尤为热衷于“学刊”的创办经营。新闻院系所办期刊更偏重于新闻学理阐释、新闻史料整理和外国新闻学知识推介，与新闻团体侧重新闻业务交流和新闻实践的办刊倾向出现明显的分野。

三、结语

身处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局之中，新闻学期刊的发展长期存在重“术”轻“学”的倾向。作为“致用”之学，新闻学研究在相当长时期被国人赋予“新闻救国”使命，新闻学期刊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即是回应报业面临的各种挑战，推动新闻业承担救国的使命。因之，学术研究视角多从“工具理性”的实用价值出发，缺少学理性探究。对此，民国时期新闻学期刊创办者亦有所反思，40年代《新闻学季刊》创刊号曾这样呼吁：“中国自提倡新闻教育以来，专门之新闻学刊物，屡创屡停，今欲求一纯学术性之定期新闻学刊物，尚不可得。”[17]此后的《报学杂志》在创办之初，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致力于“建立新闻学术的系统”和“新闻理论的体系”，但在刊物创办之后却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新闻界待解决的问题太多，离开健全进步的理想还很远”，最终仍回到了指导记者“如何采编”“如何报道”的老路之中，与其创办之初的设想相去甚远。整体回溯近代新闻学术期刊百年出版历程及所载内容，筚路蓝缕引领新闻学术研究值得肯定，但热衷解决问题却疏于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建构，似乎亦成为近代新闻学期刊创办挥之不去的通病与宿命。

编辑：董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