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影响一些人，推动一些事，作为记者就够了

能影响一些人，能推动一些事，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作为记者，这就够了。

△ 2016年7月8日，湖北武汉，新京报记者在拍摄受大雨影响的城市内涝画面。摄影/和冠欣

通常，我们都是通过文章和你见面。

 截止到今天，剥洋葱已经发布了1390篇文章，去过了很多现场、讲述了许多故事、参与了很多公共事件。

 今天是第20个记者节，借着这个“没人休假”的节日，我们让文章的作者走到台前，把一些故事之外的事讲给你听。

王瑞锋

七年来，几乎每个月，老吕都会给我打一个电话，他特有的湖北枝江方音浓重，只听懂抑扬顿挫的一句，“网记宅（王记者），结婚没得，结婚一定告诉我。”

和老吕认识完全属于机缘巧合。老吕是位农民工，有个脑子不太正常的儿子，2012年在沈阳打工时还弄丢了儿子。

当时我接到线索，天津一家洗车行从火车站骗招了一些智障做洗车工，不给工钱，动辄打骂。作为新京报记者，我进入这家洗车行暗访，期间一个右眼残疾的洗车工说他家住在一个叫百里洲的地方，让我带他回家。

几经辗转，我联系到洗车工的父亲，正是老吕，电话接通，老吕以为我绑架了他儿子，问我要多少钱才能放了他的儿子。再三解释，老吕将信将疑，答应拿到工钱就来找儿子。可他的工钱被一拖再拖，我的截稿日期也被一拖再拖，直到两个月后老吕才来到天津，警方刑拘了洗车行涉案人员，解救了一批智障工和老吕的儿子。

后来我送父子俩北京西站坐火车回老家，临别前，老吕情绪激动，老泪纵横，咿咿呀呀说着我听不太懂的方言，从编织袋里掏出一瓶枝江大曲给我。我受之有愧，拉拉扯扯推却不了，去快餐店里买了三个三明治，三个人一人一口，干了一瓶白酒，算是践行。 

2018年，新京报记者王瑞锋坐在采访对象所开的公交车上，体会他开车时的感觉。摄影 / 新京报记者大路 

本以为这段采访缘分已结，没想到七年来，老吕无论去哪里打工，每个月都会给我打一个电话，咿咿呀呀地问候，虽然他的大部分话我还是听不懂。

做记者至今整整十一年了，见多了起高楼宴宾客，见多了生离死别反目成仇，见多了冷嘲热讽唾面自干，自己的感情却越来越脆弱，泪窝子也越来越浅，不忍听悲惨的故事，不愿见生人，也不爱说话，时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再适合做这行了。

记者节前，老吕又打来电话，咿咿呀呀地问候“网记宅”。一定程度上，我更应该感谢老吕，感谢他的感谢让我作为记者有些许的自我安慰和坚持——能影响一些人，能推动一些事，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作为记者，这就够了。

向凯

3月21日，江苏响水化工厂发生爆炸，冲击波袭击了最靠近化工厂的王商村，致数人死亡，房屋损毁，到处是碎玻璃屑和村民清扫玻璃的刺耳摩擦。

我从村庄出发，前面是化工厂，中间有一片田地，我要做的是穿过这片空旷的田地，去爆炸核心区。

△2019年3月24日，江苏盐城，新京报记者们住在距离响水爆炸核心区500米左右的民房。民房玻璃被震碎，四处漏风。康佳（前）穿着村民的军大衣御寒，祖一飞（左）窝在被子里写稿，没吃晚饭的向凯（右）正在啃干脆面。摄影/新京报记者康佳

地是干的，草枯黄枯黄，500多米外，就是化工厂。我坐在几根枯草上点了根烟，开始想怎么进去。时间一分分钟过，烟一根根抽，我快被太阳晒晕了，还没能拿定个主意。最后，我提上装了头盔、口罩和几瓶矿泉水的袋子，朝化工厂东边走去，心里反复默默地念，碰到警察就说是村民寻人，碰到官员就说是救援人员买水去了，碰到消防就说是本地媒体来宣传救援……

幸运的是，我碰上的是一群救援消防官兵，顺利进入爆炸核心区。

文章发出之后，有人提醒我戴防毒面具，还有人说要体检、多喝牛奶排毒。但回过头看，在采访过程中，很多风险和危害是看不见的，根本不在记者考虑范围内。

记不清有多少次类似的采访，会犹豫、会胆怯、会在心里默念各种可能性，会发现总有一片蛮荒空旷的“无人区”横在记者与现场和真相之间，有时，穿过去之后并没有可爱的消防兵，有时，甚至会在中途就深陷泥沼，但爆炸核心区就在那里，能做的唯有一点一点去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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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琪

今年4月，我在西安跟一位父亲待了一周。

2月份，他的女儿在手机备忘录里留下遗言后，从高楼一跃而下。处理完女儿的丧事后，他从山西老家赶到西安，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把女儿逼上了绝路。不久前，他开始频繁接到催债的电话，还在女儿的遗物中，找到了一份手写的账单，上面记载着女儿一个月要还的债务，总共是三万多块。他猜测，网贷就是杀死女儿的“元凶”。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他女儿生前的公寓里。他长得又高又瘦，背挺得直直的，讲一口很标准的普通话，对我的称呼是“孩子”。后来的几天里，我们一起去了他女儿生前表演的大雁塔、负责办案的派出所和可以恢复手机数据的公司，见了一些和他女儿有接触的人。但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坐在那间公寓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而我们不说话时，他就站到窗前，望着外面，沉默地抽烟。

站在女儿生前公寓窗边的父亲。新京报记者周小琪 摄

写完稿以后，他告诉我，之后他还会去太原找女儿的大学同学了解情况，有可能的话，也会去北京，找那些网贷公司讨说法。

大半年过去了，我还是会常常想起那个伫立在窗前的、笔挺的背影。他的女儿就是从那扇窗户跳下去的，每次站在那里时，他会想些什么呢？现在，他偶尔会给我发消息，比如问我怎么打开电脑上的某个软件、怎么登录苹果手机的账户，但他几乎不会提起女儿的事，我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为女儿的事奔走。

前几天，我点开他的朋友圈，看见他的个性签名一栏多了一行话：“一直在负重前行，能否守得云开见月明？”我想，他一定还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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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一飞

我印象最深的采访是在今年五月，当时山东荣成龙眼港的一艘货轮发生了二氧化碳泄漏事故，造成正在船舱内维修的工人和船员10死19伤。

事发后，船厂保安在唯一的入口处阻止媒体进入，对进出运货的车辆也多了些防备。

为了靠近核心现场，我在远处拦了一辆货车，躲在驾驶舱后排座位下，拿几箱水压在身上遮盖，才顺利进入船厂。后来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跳进了一个草丛里，进去之后才发现草上沾满了黑色的油污，搞得很狼狈。靠近船坞的地方，有段铁丝网挡了路，想要绕过去，只能从岸上跳到岸边的一艘船上，再从船尾跳上岸。当时下着小雨，海边风不小，脚下就是海，而船和岸边有段不大不小的距离。我也犹豫过，当时还是有点自己吓唬自己：万一滑倒掉下去怎么办？很庆幸，那个“万一”没有发生。

做采访最大的感触就是困难真的挺多的，焦虑是常态，可能在酒店睡醒一睁眼，面前就有十几个困难在等着，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记者能做的，除了灵活应变，把各种可能性都尝试完，就是再多找一个采访对象，多问一个问题，把人事做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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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双兴

春天，我到敦煌写莫高窟的年轻人。住在市区，每天乘坐敦煌研究院的通勤车去采访。恐怕那是我见过最浪漫的上班路了，不到十分钟，大巴就出城了，然后沿着漫无边际的戈壁滩朝前走。西北的阳光坦荡又通透，砂石粗粝，风呼啸。

半个多小时后，莫高窟到了。车门打开，人们四散而去。有的扎进洞窟做考古研究、壁画临摹，有的去书斋里读文献，有的抱着笔记本电脑对石窟进行数字化保护，有的对着墙壁修壁画……环境干燥、偏远、与世隔绝，工作枯燥、孤独、日复一日。不过在一两年、三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互相筛选后，适者留了下来。

采访结束那天，我沿着大泉河漫无目的地朝南走，爬上一个沙丘。面前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夕阳把芨芨草照得很亮。远处嶙峋的三危山上，九层楼站在正中，隔着干枯的河道，对面是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敦煌人的墓碑，据说，死后依然看着莫高窟，是他们的遗愿。后来，接力棒一代一代地往下传，任务都是一样的，和时间赛跑，为莫高窟续命。

以往，我对敦煌人的了解，大多是课本和纪录片中的赞颂，他们被形容为“投身大漠”，甚至有人说他们“以青春献祭”，带着一种自毁式的悲剧美。等真的走近后发现，身处其中的人不觉得那是苦的，只是一种选择，然后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罢了，具有浪漫色彩的是，这个选择或许是源于对艺术的热爱。

2015年盛夏，我第一次到莫高窟，2017年冬天，第二次。当时的身份是学生和游客，20多岁，感知力刚刚打开的年纪，被震撼过，也被感动过。2019年，以记者的身份重返，想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去看另一群年轻人的职业选择。那天，我在沙丘上待了很长时间，天高地阔，难免会想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什么是热爱？什么是意义？什么是终其一生求索的东西？

没什么答案，还是得停停脚，多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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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蕾

这是我度过的第一个记者节。当收到编辑的消息，说写写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采访时，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该将哪次经历赋予这个“最”字。

几天前，广西的“鬼火少年”白马发微信告诉我，交警查收了他的“鬼火”，还扣掉了摩托车的12分驾驶分，配着大哭的表情。“鬼火少年”的报道发布之后，当地交警加大了治理力度，这段时间一直在严查“鬼火”。又过了一会儿，他发来一句话，“我在想，我们是不是成为了报道的牺牲品。”

我的心惊了一下，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样作答。

出发去采访前，“鬼火少年”总让我想到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案》。刚见到白马的时候，他留着黄色的头发，脸被晒得发黑，蹬着一双人字拖，说着一口难懂的方言。“典型的小镇轻狂少年”——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破冰的第一步——坐在他们的“鬼火”上，起初有些忐忑，但开起来才知道迎着风的感觉真的很爽，一起喝糖水，吃螺蛳粉，少年开始一点点信任我们。

真正改观是在郊区水库边拍摄的那天，无人机因为故障挂在了电线上，无法启动，最近的供电局也要两个半小时后才能赶来，天马上就要黑了，阿进和阿健去附近的村子里折了一根三米多高的竹子，白马和一个少年戴上绝缘手套踩在摩托车上，用力地去够无人机，我扶着白马的腿，能感觉到他所有的肌肉都在用力，还有些颤抖。仰着脖子看他俩青筋暴露的脖子，不顾一切的模样让我的眼角有些湿润。

少年们夜晚在距离白马镇三十公里处的茂化水库边玩车。新京报记者解蕾 摄

在白马镇的那几天，我像是一个闯入者。从试探到一点点走近，我听到了他们从没和任何人说过的心里话。报道出来之后，很多人理解了这群少年，少年们也告诉我，他们很喜欢这篇报道。

可是除了他们的“鬼火”被带走，治安得到改善，他们的现状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那么报道到底有意义吗？

离开白马镇的那天晚上，我独自在镇上走，刚好遇到了白马。他说，你问我这么多问题了，我问你一个，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一个女孩独自一人深夜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走着呢？

现在我可以回答他的问题了，就是那些从陌生到熟悉之间的连接，那些真诚又微妙的时刻，让我想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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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薇薇

2019年印象最深的一个采访是船员饶小虎。

联系到他时，正是他从泰国监狱获释两年后，再次开始跑船生活的休船间隙，是他一年中难得与家人团聚的时候。

得知我过来的大致时间，他当天很早便赶车到二十几公里到县城，等在车站门口。到他家时，饶小虎的父母、妻子与兄嫂忙着准备午饭，从菜地里摘出新鲜的南瓜、青椒、茄子、豆角，摆了满满一桌子，在接下来两天里的每餐皆是如此，满是诚意待客的家常饭菜。

聊天时，他们一提起饶小虎在泰国被冤入狱的经历便眼眶泛红，特别是饶小虎，情绪波动很大，但仍毫无保留地说出当时的真实经历、感受与所做的尝试。晚上就着昏黄的路灯，我和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轻声说着话，可以看出一家人对相聚的日子都很珍惜。

那是非常温暖的一次采访经历，让我看到一家人在遭遇困境时的无力与努力，走出困境后能更用力生活，也更珍惜家人。特别感谢这些善良的受访者，能给予我这么多的信任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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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礡

我要说的主人公，是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十多年办了30多起案子，办案顺带举报官员，告过的人里头，18个官员受到处理。而除了这些之外，采访中，还有一些与稿件无关却令我印象深刻的小事。

她是退休教师，人们叫她王老师。王老师还在牢里，她帮过的人一个一个找到她的女儿：“要是用得着的话，我们也想帮她做点啥。”他们复印身份证、写下当时的案情、签名、留了电话，一摞纸钉在一起，证明老教师曾无偿帮助自己。

女儿整理了母亲的旧资料送到我的酒店，三个纸箱、一个编织袋装得满满，大半是控告官员的举报信，老人家里没有电脑，信是手写的，字迹工整，下笔很重，一划一顿。

最后，我问女儿要来母亲的旧照，才终于与她相见——那是张80年代的老照片，短发，脸上是充满年代特色的自信笑容，挺胸抬头，腰上别着腰鼓，两手拿着鼓槌，鼓槌上连着红绸，想起来她的一位旧交说的话，当时她拒绝了某个案件中对方试图息事宁人的和解费，说“不能收，收了我就真说不清楚了。”真是个很老派的人物。

今天，她的律师收到二审判决，一审被撤销，案件发回重审。等她重获自由的时候，我会想去拜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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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潇雨

今年4月，我在山东的村子里采访大衣哥朱之文，凭着一把好嗓子，2012年，他把自己唱到了春晚的舞台上。现在，朱之文没有离开家乡，而村民们围堵在他家大门前等着录视频，好发在网上收获点赞，及与点赞匹配的奖励金。

为了保持安静，朱之文给院子装了铁门，还养了条狗，平常，铁门总是锁着。我在上午到达村子，给朱之文打了电话，他走到前院，门开了，从等待着的十几位村民里，把我接进院子。

这之后，我意识到记者身份能给我带来某种“特权”，像朱之文为我敞开大门那样，我有幸接触过许多人。我去过殡仪馆采访，搭了接送遗体的车，还在值班室守了一夜，隔壁就摆着棺材，里面睡了个27岁的年轻女孩；我去过看守所，跟着民警进入监室检查，还学了看守所的规矩；在杭州，我采访了一位疯狂的张国荣粉丝，他上了几次手术台，把自己整成偶像的样子，这位自称“90%像哥哥”的模仿者给我唱了十多首歌；在广东，我认识了几位40多岁的阿姨，因为重男轻女，她们没能读书，到这个年纪决定开始认字，学习写自己的名字……

我去过北京站采访，每年，数以十万计的人从那里往来北京，但可能鲜有人了解车站的安检程序，客流量大的时候，安检员一天连续工作16个小时，弯腰上万次，分配到每个人的午饭时间不到15分钟。那以后，每次出差去车站，我都会和他们说感谢。

大学的时候，院长在一堂200多人的课上点名提问我，“记者这份职业给你带来了什么？”我想了想，给出的回答是“体验。”作为记者，我有幸见到更广阔的世界、更丰富的人、更多元的生活方式，到现在，我23岁，人生辽阔，道路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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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靖

今年4月广东顺德一三甲医院新生儿感染死亡事件，是为数不多几次，我深感无力的调查经历——“受害者”的集体失声。

到了顺德，我开始采访，准备搞清楚最基本的事实。然而，我没想到，磨了好几天，只有一位家长愿意见我，但因为不提供任何就诊记录，我无法核实，无法写进报道中。

他们为什么集体失声？我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过了几天，在和一个采访对象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中，他问我“你觉得他们应该赔偿多少钱合适？”我顿时语塞，突然意识到，他正在利用我作为记者的身份，在和相关方谈判，谈赔偿多少钱的问题。

因为希望能见到其他几位家长，我和另一位记者到某个小区，一家家敲门。在最后一刻，敲开了一位家长的门。聊天后，我才知道，导致集体失声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在体制内工作，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外界压力。

5月，调查结果出来了，广东省调查组进入该院后，发现部分喉镜等急诊医疗物品和设施的清洁消毒不规范，配奶过程存在洁污交叉，消毒和感染防护工作不到位。并撤销了顺德医院三级甲等医院资格。

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吧。而这次之后，我也开始反思媒体和受害者关系的微妙性，以及受害者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些家长似乎比以往接触到的受害者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加脆弱”，也更加理性，最初凭情感驱使在小孩去世后第一时间写文章、求媒体关注、追寻真相，但又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又不敢轻易曝光自己，不是所有受害者都完全信任媒体，他们也会利用媒体作为自己谈判的筹码。

李云蝶

 如果说对我改变最大的一个选题，应该就是6月初接到的第一个突发，去阜阳做扶贫形式主义调查。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一场虚惊。

那天，为我当了几天司机的“90后”小哥壮壮通过“二姑”联系到一个线索，颍泉区行流镇邱营村的扶贫形式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赶过去时已近黄昏，村庄远看简直是一片小型别墅区，房子五颜六色十分好看，已经完成脱贫。

然而，跟着“二姑”左转右拐，在那些小“别墅”的缝隙和角落里，散落着灰色的土房和被人遗忘的贫困户。

采访中，村里退任的副书记突然出现在门口，一起来的还有西装革履的村支书，一个穿着体面的女人总是出现在我身边，并不说话，只是转着圈子听我们聊些什么。

刚进屋没多久，老人被突然进来的陌生女人训斥、拉扯，“二姑”也被拉走了，生怕给村里人添麻烦，我们赶紧战略性撤退。我们的车刚开出去，一辆面包车随后也启动了，跟我们的车保持着很近的距离，还一路鸣笛闪灯。直到出村的岔路口，它才掉头走掉。

夜里十二点，趁着村里全部入睡了，我和小哥杀回村里，二姑带领下，我们回到老人家中，被吓唬过的老人颤巍巍地开门。我把扶贫手册一页一页拍下来，将上面记录的扶贫内容一项一项与老人核对，小哥吃力地帮我翻译，全部弄妥后，我们启程回城。

回城的路上一点光亮都没有，农村的土路坑坑洼洼，两侧只有树林和荒芜的土地，我们靠着在车里大声说话壮胆，定好第二天早点再去其他村子探访。但是心中却充满了希望。

稿子发布后，一位受害人在我朋友圈中一句评论让我受用至今，他说，“这篇文章对阜阳很多村民意义重大，久违的炬火。炬火不一定要亮很久，亮一下，就证明黑夜中有光。”

我想起从阜阳离开前一天晚上，我为那个83岁的老奶奶拍了一张照片，她一个人坐在门口床边，手电筒的灯光刚好打在墙上照出圆形的光亮，她就在那个光影里，整个人像剪影一般孤独。离开后，无数次看着那张照片难过，而稿子也终于在“念念不忘”中产生了回响。

83岁的老奶奶坐在门口。新京报记者李云蝶 摄

我想，是那个时候，我找到了做调查记者的意义。我们时常问，这个世界会好吗？面对无法通过的选题时问，发不出稿子的时候问，绞尽脑汁无法突破的时候问，因特殊原因只能中断采访的时候。

但还是要有那样的信念，每做一篇，就会给一个群体带来一些影响和改变，或许改变不了太多，或许只是一点点遥远的鼓励。也感谢身处阴影努力生存的人们，是他们给予我力量，让我有发掘真相的勇气。

编辑：冯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