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传媒业生态掠影

     笔者于2009年10月15日至12月13日蒙中华发展基金会赞助，赴台湾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媒体访问考察与理论学习。其间参与媒体见习与理论研讨，接触了大量台湾媒体界的记者及相关领导，看到了媒体运行的一些实际情况，访谈了部分业者，接触了台湾新闻传播研究者的相关文献研究资料，形成了对台湾新闻界的一些了解与看法，在此作一简要介绍，或许对大陆新闻业者以及理论研究界同仁不无益处。

　　一、媒体竞争惨烈

　　截至2009年9月，台湾无线广播电台有172家，无线电视台有5家，卫星广播电视事业(直播卫星广播电视服务经营者)有8家，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卫星广播电视节目供应者)有99家225个频道。"在报纸方面，台湾地区共有2048家，跟整个中国大陆报纸种数差不多，以台湾的户籍登记人口数2308.6万人计算，#平均每11272人即拥有一家报纸。如此多的媒体数量，使媒体竞争只可用“惨烈”二字形容。

　　就报纸来看，在“报禁”解除前，主要是《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两大报业集团独大，其旗下7家报纸囊括超过五分之四的市场。1992年后出现三强鼎立局面(《自由时报》进入三强)，至2003年后《苹果日报》进入台湾，可视化已逐渐成为报纸消费的主流，到如今已形成四强共分市场的局面。据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出版年鉴2008》披露，2007年这四大报纸占台湾报纸广告收入总数的78.3％。市场高度垄断的同时，近几年报业衰退得厉害。《联合报》及《中国时报》2007年的广告营收，和1998年的50、60亿相比，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A.C.尼尔森一项媒体调查的数据显示，台湾报纸整体阅报率2008年为43.9%，比2007年下降约2.7%，相较5年前则跌幅深达12.5%。%民众阅报率持续下降，再加上金融危机，使得报纸经营举步维艰，报纸数量自2004年的2524家锐减至2009年的2048家。2008年6月，《中国时报》负债百亿，虽选择裁员也未能撑过金融危机，最终卖给旺旺集团。

　　在主流报纸举步维艰的情况下，《苹果日报》旗下的《爽报》以及联合报旗下的《Upaper》等免费报纸却快速成长，其收入主要依靠广告，内容以影剧、娱乐、体育等消费型新闻为主。同时，各报纸均在探索传统报纸与网络的结合方式：《联合报》一方面对网络电子版加以收费，另一方面利用报纸的内容出版相应的出版物；《中国时报》也在不断地健全自己的数据库，以售卖数据库资料；《苹果日报》则在网络上提供《苹果动新闻》，探索新的赢利点。

　　就广电媒体来看，台湾地区的电视直播车据称有80余辆。这些直播车几乎是随时待命，等待直播突发新闻，其电视节目直播频率之高，令人惊讶。在台北地区，全天候播出新闻节目的电视频道有十几个，一个普通的新闻现场常常能见到十余家电视台同时采访。除合法的电台外，因非法商业需要及政治需要造就了地下电台。有研究资料表明，台湾地区被侦办的地下电台累计达780台&，虽然加大了打击力度，但至2009年底还有约60家左右地下电台存在。

　　激烈的竞争使得一家媒体很难独享新闻源，也使得社会组织很难控制新闻源，从而使社会透明度相对提高，使新闻媒体自身的运作效率提高，使媒体的创新得以持续进行。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不少媒体如《中央日报》(2006年)或转入网络继续出版；或直接以网络为载体出版。如2008年创办的以白领为主要读者的《台湾醒报》即以网站为主体，期望推出“五媒合一”的新闻。在电视界，制播进一步分离，效率与观点成为内容竞争的主要方面。同时，媒体数量的增多，进入门槛变低，以及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等直接导致了媒体生存状况恶化、新闻从业者地位下降、新闻传播伦理丧失。

　　二、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恶劣

　　目前，台湾媒体依旧未脱离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媒体宿命，媒体的经济收入及其发展高度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竞争者的数量。在商业化运作的媒体当中，媒体收入减少的最大影响者就是记者等新闻从业人员了。影响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记者的绝对收入减少。以前，记者采访或写稿多有“车马费”、“年终赠品”之类隐性待遇，而在媒体竞争激烈和经济不景气之时，媒体经营管理部门已形成完备的制度控制记者的隐性收入，将其变为广告收入的一部分，从而形成台湾媒体界一种较为特别且广泛使用的媒体操作现象——植入式营销。

　　其次是记者的工作压力增大、工作强度增加、职业稳定感消失。一些收入较高的老记者、高层管理者，以及一些知名节目主持人都在担心自己被“炒鱿鱼”，原因在于其待遇过高，降低其工作待遇不甚妥当，不少媒体便直接将其辞退。媒体从业人员大规模失业，加剧了社会动荡氛围。《中国时报》2001年的大裁员催生了被裁员工廖德明拍摄的纪录片《那一天，我丢了饭碗》，2008年的大裁员也引起众多员工抗议。2009年末，一部以拍摄电视新闻摄像记者生活境况的纪录片《睁开左眼》引起了岛内众多新闻从业者的共鸣，大家不仅因其感动，更为自身的生存境况的恶劣而不平，颇有兔死狐悲之感。2009年联合进行的社会用字调查，结果“乱”字高居榜首，不能不说与媒体从业人员相关。

　　最后是媒体的经济压力直接延伸至记者的新闻采写上。总体收入减少，致使大量媒体将目光转向新入行者，并努力使新闻操作流水线化，减少记者的脑力活动空间，以弥补从业人员知识水平及业务经验的不足。如《苹果日报》实行综合成稿制度：报社派出多路记者采访，经验较丰富的记者在报社办公室内指挥采访并完成稿件及版面编排。这些操作模式使得媒体在降低成本之时逐步降低了新闻的质量：模式化、娱乐化、反智化的内容逐渐占据报刊的版面或充斥着电视的画面，一些理性的、于社会有益的内容在成本压缩下逐渐失去生存空间。

　　与此相伴随的是记者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一些记者甚至担心亲戚朋友或邻居知道其是记者，因为他们自己或社会往往将记者等同于“狗仔”，记者的社会认同感、自身认同感和职业认同感以及职业稳定感较以前出现较大降低，更不用说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了，大多数记者在商业巨轮的重压之下负重前行，无思考余地，新闻操作高度模式化。

　　面对此种情形，理论界及业界相关人员不断发表评论文章抨击此种情形，从而形成较具台湾特色的新闻批评；一些组织和机构甚至直接发起组织相关抗议活动；同时成立了诸如台湾新闻记者协会（1995年成立，目的是维护新闻独立自主）、社团法人中华民国新闻媒体自律协会(2001成立，推进新闻自律)、财团法人新闻公害防治基金会(1994年成立)等等。

　三、高度商业化、娱乐化、反智化内容频现

　　2003年，《苹果日报》杀入台湾，它的头版以耸动标题、腥辣图片，引进香港狗仔队的摄影跟拍技术，有别于传统报纸以政治新闻等硬性新闻为头版主打报道，进攻“社会”、“消费”、“影剧八卦”等软性新闻，给台湾媒体界带来强烈的商业气息，极大地影响了台湾媒体的操作模式与新闻理念。2009年11月底，为创新赢利手段，走向电视媒体，《苹果日报》推出“动新闻”，即利用3D动画模拟新闻场面，以供读者手机下载观看。初期因过于详尽描述犯罪场面及色情场面，受到全球关注及台湾民众与政府的批判。

　　商业化在电视上的主要表现是综艺娱乐节目以及电视政论节目的风行，这些节目一则成本低廉，另外容易吸引受众。各电视台在政论节目中将政治事件当作故事进行叙述，虽名为政论节目，但做的却是“去政治化”的内容。电视台的新闻产制逻辑基本上完全受制于A.C.尼尔森的收视率尤其是每分钟收视率调查，2009年6月联经出版社出版的《收视率新闻学：台湾电视新闻商品化》(林照真著)即对此有详细的阐述。

　　商业化的运作以及高度激烈的媒体竞争，使得记者很少有时间思考新闻的写作方式以及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入的分析。以电视新闻为例，台北市主要新闻台一般均有中午档和晚间档的新闻，记者上午及下午采访完新闻即要进行文字稿的写作、过音、编辑等步骤，留给他们的思考时间和采访时间极少，往往记者们前往采访地仅仅拍一个证实性的画面或问一句话，即回家编稿，从而导致新闻中大量采用背景资料。表面上看似乎新闻较有深度，但是新闻的总体信息量不足，对比、综合这一常规编辑手段成为记者手中的主要采访手段。

　　在商业化、娱乐化的运作之下，媒体异质化的表现不是在新闻上，而是表现在观点与时间的争夺之中。各媒体用自己的新闻框架去编辑发生的新闻，由此导致新闻的反智化，理性的声音在媒体中很难呈现出来，粗俗、带有强烈情感性和煽动性的内容往往成为新闻的主体。以采访“国会”新闻的记者为例，记者守着摄像机，听着会议质询，目的不是为了听具体的内容，而是为了捕捉“议员”骂场。此画面一经捕捉到，记者即打道回府，至于后面的开会内容为何、与百姓有何关系，一概不在其关心范围之内。政治新闻完全娱乐化，冲突成为记者采访的最大兴奋点。但另一方面,竞争的激烈使得新闻记者基本业务水平相当熟练，竞争能力相当强。

　　四、政治与商业对媒体的利用与控制更加隐蔽

　　台湾政治生态十分复杂，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台湾政党多达148个，以国民党和民进党为大，社会团体有8910个，职业团体91个'，各党派团体派系复杂。媒体为了吸引更多某一政治倾向的受众，为了巩固与受众的关系，会刻意强化其政治立场，如《自由时报》与三立电视台；当然也有媒体为增加受众群，刻意淡化政治及具体的政治立场，如《苹果日报》。各团体为传播自己的观点、信息、获取相关利益，往往借诸公关或植入性营销。

　　政府新闻的植入性营销主要是政府付费给媒体，以使媒体将自己的政令宣传性的内容置入到日常新闻之中。一般认为新闻植入性营销起源于2003年，这年“行政院新闻局”等台湾政府部门编列11亿元的预算，统一采购文宣广告，并于招标文中明确要求媒体实施植入性营销。政府部门实行此种营销方式主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大量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不为媒体所关注，在社会新闻至上的媒体世界中，那些与百姓关系不是很密切的部门不透过植入营销就不能将其施政行为及理念传递给公众；二是一些政府部门要改变公众或媒体对其不利的看法，因此通过文宣塑造其正面良好的形象。政府植入营销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花费巨大，从而足以影响媒体操作。一般每则电视新闻达10万新台币，报纸加图版面亦在10万左右。台湾官方的植入式营销不仅涉及到一般栏目、节目，而且涉及到新闻节目以及儿童节目。正是由于大量植入营销的存在，使得在竞争激烈的台湾电视界，真正倒闭的电视台不多。

　　商业性的新闻植入在媒体中更为大量地使用，其中之一就是“业配新闻”，也即花钱买新闻。主要原因在于不少人认为“虽然戏剧、综艺节目已经可以植入，但产品要有公信力，就要搭配新闻的专题植入，或是让厂商以意见领袖的身份接受访问”。(这一模式直接影响了传统新闻的产制，它让新闻处于一种“左有权贵，右有资本”的尴尬境地。

　　五、新闻商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民粹主义斗争激烈

　　虽然各类媒体都以经济为目标，但是在达成经济目标的手段上却有所区别，具体表现为急功近利的新闻商业主义、“反智”的新闻民粹主义和强调理性的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是政府控制媒体和商业机构控制媒体间的一种“妥协与折中”)。主要表现为新闻操作遵循新闻职业理念，讲求新闻的客观、公正与真实，追求新闻理性，强调新闻运作于社会、人民有益，代表性的媒体有《联合报》和公共电视台。

　　新闻商业主义表现为媒体以商业利益为核心价值观，其余均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其极端表现为《苹果日报》，该报往往对一般的社会新闻进行无限放大，一个普通的男女不正当关系便能做一个整版。如其某日头版新闻《嫌夫太长拒同房，法院不准》，该事件本属私人隐私，但《苹果日报》硬是将其做成一整块版面，所写内容包括基本事件介绍、丈夫之言、台大医院拒绝鉴定、妻子言辞、妻拒行房示意图、罕见诉请离婚原因资料、律师说法、医生观点等等。

　　民粹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理论，它以人民崇拜为核心理念，主张大众民主，追求道德至上主义，它的批判性在于强烈的反市场文明、反现代化的倾向。它以中下层大众为诉求对象，坚持反精英的、反体制的社会批判立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首先在于目前媒体大都以受众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业绩与争取自己的利润；其次在于独特的两岸关系、台湾的政治现状以及台湾的民众心理给予某些媒体以可趁之机；再次在于民粹主义强调民主的直接性，这一特点恰好符合媒体与民众直接接触的现实，也是媒体扩充其势力的绝好借口；最后，民粹主义只批判、不建设的思路符合部分弱势媒体、弱势民众迅速获取话语权的追求。台湾民粹主义在政治上早期以李登辉为代表，在报纸上则以《自由时报》为代表，在电视上以三立电视台为代表。它们往往以抽象的新闻自由与民主为口号，反对一切对其不利的东西。

　　新闻民粹主义的实质虽然是商业主义，但是其过度泛滥不仅使台湾媒体竞争激烈，道德沦丧，而且促使媒体利用分裂社会价值观，破坏族群团结来获取经济利益，并为某些政治利益团体所利用。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