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调查记者的出走

刘万永最后一次给学生讲深度报道的课，已经是年前的事了。

在清华大学白色的讲台上，刘万永穿着深蓝色的衬衫，外面套了一件羽绒马甲。标志性的小眼睛因为笑着，显得更小了。

最后一课上完，他本想跟大家好好道个别，可千言万语如鲠在喉，“我们这堂课就下课吧”，刘万永鼻子有点酸。

2019 年 2 月，中国最优秀的调查记者刘万永，向《中国青年报》递交了辞职报告。

这个出生在河北农村的 47 岁男人，把自己 21 年的过去上交给历史，把未来托付给一栋高级写字楼。

刘万永现在供职的投资公司在北四环附近，楼下有前台、保安，还有喷泉。进到自己的办公室要刷三道卡。

这里离东二环上的中国青年报社只有 7.5 公里。刘万永现在的薪水是过去的五六倍。

短短 3 个月的履新，给刘万永带来的都是美好的感受。

见客户，谈合作，签合同。“现在这份工作我觉得还是很有乐趣的。乐趣就在于我每天都可以学到新的东西。”刘万永说。

更重要的是，他终于不那么焦虑了，“生活终于正常了”。

刘万永说的焦虑像他过去在报社的办公桌：总是堆满了报纸，即使每天都会整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原样。

“过去做记者是很焦虑的，每天都要找选题，然后根据线索定报道方向，再从线索开始采访写作，每天都面临这样的周而复始。”

刘万永做记者时，手机相册里都是和报道有关的各种判决书、裁定书 ......

“我的相册现在变得正常了，基本都是三岁女儿的照片和小视频”，他边笑边说。但他朋友圈里依旧发着各种和新闻相关的内容。朋友们都说他是恋恋不舍，甚至跟他开玩笑说，你都挣高薪去了，还来“消费”我们媒体。

刘万永说：“这是惯性。”

《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一青年举报同学公务员考试作弊遭跨省抓捕》，《公安部处长洗冤录》。

这些是曾经的调查记者刘万永部分作品的题目，也是他和这个社会的交互。

在报业的黄金年代，中国至少有三五百名记者干着和刘万永一样的行当。他们被理想或者惯性驱动，去做一些他们认为正确，有价值的事情。

这样的努力会换来一些看起来很有蛊惑力的奖赏。

比如，2009 年刘万永被腾讯网评为“年度教育记者”，当时的颁奖词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斗士，向不公宣战是他的信仰；他是一个悲悯的义士，为弱小呐喊是他的本能。他留下的那些文字，给了我们藐视黑暗、追求光明的勇气。”

每一个黎明来临前都是难熬的长夜，刘万永会记得那些常年出差的日子。

坐夜车时，他经常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抽烟，一根根地抽烟，“为什么抽烟？我要去想。我去了，我要去怎么完成这个报道，比如说我要找谁？我要先找谁后找谁，我要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脑子里边要进行各种推演，比如说我找这个人，我找不到怎么办？有没有替代？”

21 年里，他待过总编室，跑过教育新闻，也做过冰点周刊，先后担任过中青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深度调查部主任等职务。

“我没有遗憾了”，刘万永说，“因为我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

罗彩霞是刘万永报道中的一个人物。

2004 年，18 岁罗彩霞作为邵东一中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考了 514 分，没有达到湖南省当年 531 分的二本录取分数线。虽然当年有少数高校降分录取，而且她填报了第三批专科院校志愿，但罗彩霞没有收到任何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而那一年她的同班同学王佳俊虽然高考只有 335 分，却顺利走进了贵州师范大学攻读本科，但她在大学里的名字改成了罗彩霞，而真的罗彩霞对此一无所知。

王佳俊的父亲王峥嵘是隆回县公安局政委，2004 年王峥嵘还被评为“全省人民满意的公仆”。刘万永那篇著名的报道《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让暗箱操作的冒名顶替者受到法律的惩罚。

罗彩霞复读之后重新考上大学，原本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要去当导游的。但当年为她讨回了一点公道的刘万永或许影响了罗彩霞的人生轨迹 —— 她进了电视台成为一名记者。

罗彩霞在成都电视台的时候，同样遇到了一个冒名顶替上大学的选题，罗彩霞报给了领导，却直接让领导给毙了。从领导办公室出来的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打电话给刘万永哭诉。

“于是我们把那个选题做了”，刘万永像当年做那篇报道一样，再次承接了罗彩霞的无力感。

刘万永自己无力感很快就到来了。

“我的很多朋友都离开这一行了，这都是自己的选择，不能说你曾经是很优秀的记者，甚至说是专门从事 ‘ 揭黑 ’ 的调查记者，你去干别的了，就是逃兵，不是这个概念。”

即使离职之前他的职务是主任，但刘万永一个月的工资也才一万元左右。“我离开也不全是因为经济上的理由，本来想做一辈子记者的，但是环境已经改变了。”

刘万永的离去甚至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4 月 25 日，有媒体登载了题为《中国调查报道之冬》的文章，文中援引数据说：“在中国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在 2011 年还有 334 人，但在 2017 年却锐减到 175 人”。

但对真相的追问和还原虽然已经显得零星，却没有停止。在过去的 2018 年，两篇自媒体文章《疫苗之王》和《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以无法估算的传播力，撬动了海面下的冰山。

刘万永说：“如果传统媒体越来越少做这些调查类的报道，那必然会有替代的渠道出来”。

ZAKER：对您来说采和写最难的是什么？

刘万永：采访是去发现一个真相，写作是去呈现一个真相，我觉得只要跟真相有关，就是很难的一件事。作为一个记者，随时提醒自己要谨慎。你一定要自省，而不是天然地认为我采到的都是真的，这是采访；写作是第二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同样重要，甚至说更重要。你采访的真相，跟你能不能客观准确地去呈现一个真相，其实中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是有很多的路要走的。

ZAKER：21 年的调查记者生涯，有遗憾吗？

刘万永：没有遗憾，没有。原来有机会可以离开，当时我想的是，如果要离开，我应该在《冰点》周刊发一个整版的稿子之后，离开了才没有遗憾。因为我觉得在《冰点》发稿代表着一个记者的最高水平。后来我到《冰点》工作了一年，我经常在这发，我觉得很正常了，那是我的工作。再后来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我这篇稿子还有没有提升的空间？有没有达到我的最佳水平？ 直到我决定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了我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最好，所以没什么遗憾了。

ZAKER：您怎么看新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刘万永：我觉得很重要，因为现在的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技术的赋权，它给了每一个普通人话语权，大家都有一个发声的平台。 过去来讲，传统媒体是唯一的渠道，现在来讲，渠道很多，可以选择的很多，自媒体是其中一个。可能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还会有其他的渠道。这些选题，传统媒体不做，就是自废武功。我觉得媒体要讲真话，去做真报道。

ZAKER：给年轻人一些关于开始的建议。

刘万永：我觉得一个人要不停的学习，也要不停的进步，要变得更加宽容，要做好选择的准备，以及具备选择、被选择的能力。如果说你具备以上的这些条件，那你在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

编辑：董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