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宁：对《新京报》新闻专业主义的民族志研究

2003年11月11日，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与光明日报集团在北京联合创办了《新京报》。与南方报业关系紧密的《新京报》“一出生就风华正茂”，从诞生起就有着明确的愿景定位：致力于创办“一份承载新闻人理想的报纸，一份以责任感为灵魂的报纸，一份致力于纪录时代步伐的报纸，一份进步的美好的报纸”。在成立大会上，时任《新京报》总编辑的程益中曾将其特色风格概括为：法治精神，法律意识，人文色彩；敬业精神，专业意识，职业色彩；积极，稳健，有见地等。[1]

《新京报》以其高端、大气的风格成为了中国主流都市报的先行者。对于身上有着南方报业血统的《新京报》来说，其新闻专业主义探索并未经历过如《南方都市报》在市场化改革之初的迷茫期，从报纸创立伊始，深受南都影响的《新京报》就在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层面进入了一个成熟期。

曾任南都副主编、时任《新京报》总编辑的杨斌曾经这样形容两张报纸的传承关系：“南方都市报对于新京报的孕育和成长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可更改的铁的历史。新京报承载的，正是南方都市报延伸的声音和梦想。新京报没有辱没南方都市报的威名，新京报让南方都市报的威名锦上添花……由于体制上的滞后和突如其来的磨难，使得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没有建构起非常重要的法律上的紧密联系。但我固执地认为，总有些东西，是冰冷的法律契约和可以量化的物质利益所永远无法取代的，这些东西，就是道义。我所理解的道，就是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有着最为共同的方向，最为共同的理念，最为共同的策略，最为共同的文化。我所理解的义，就是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有着最为共同的感情，最为共同的人脉，最为共同的故事，最为共同的话语。”[2]

八年来，《新京报》在运营业绩和扩大社会影响力上取得了一系列进步。2010年，《新京报》日均发行量72.5万份，主要门户网站对新京报稿件的转载率在平面媒体中处于前列，报纸跃居为当年网络热点及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舆情源头的第一位。同时，由于其读者定位为“年富力强，中坚力量，成长阶层，实力人士，活力人群——这个社会向上生长的力量”，再加上其在北京的地理政治优势，《新京报》的社会影响力稳居北京乃至国内同类媒体前列。

衡量影响力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报道被阅读和引用的情况。先来看《新京报》报道被阅读的情况，09年上半年数据显示，《新京报》销量的上升让其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从08年下半年的17.96%上升到09年的20.44%，占据五分之一的市场空间。另外，实销率和覆盖率也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参考要素。实销率实际上反映的是零售市场对于刊物的接受程度；覆盖率反映着报纸对零售终端的占有情况，同时也反映着对读者群的影响范围和区域。从实销率和覆盖率指数来看，销量前四名报纸的覆盖率差距不明显，《北京晚报》和《新京报》覆盖率水平相当，均为98.61%，《京华时报》与其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但在实销率上《新京报》明显占优优势，实销量超水平接近100%，可见其市场畅销程度较好。在北京1440多个写字楼中，订阅比例最大的前三名媒体分别是：《北京青年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其中《新京报》的订阅比例占到市场的12.70%。[3]新京报发行覆盖城八区及近郊区县，在政府机关、高校、写字楼、中高端社区有广泛的征订量。2010年下半年，在“早报”市场上，《京华时报》的市场份额为23.89 %，《新京报》的市场份额为22.89 %，但是《新京报》的零售量与《京华时报》的差距在不断缩减，成为近两年北京“早报”市场份额不断上升的主要推动力。[4] 

更重要的是，新京报的订阅人群主要集中在企业白领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是中高收入阶层，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鉴赏水准，有较强的消费能力，有良好的职业基础和优质的品味。其读者主要为中高学历人群，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占比75%以上。 

网络、电视、通讯社、报纸和杂志等对新京报新闻、图片、言论等的转载率也很高。移动手机报采用新京报报道日均5-6条，高峰转载条数占其总信息量一半。主要门户网站对新京报稿件的转载率在平面媒体中居前列。是目前网站转载平面媒体报道最多的报纸。新京报网站的点击量日均已超过30万，京探网的点击率日均达400万。《新京报》刊发的许多报道和言论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0年，据IRI监测数据统计显示，《新京报》跃居为当年网络热点及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舆情源头第二位。[5]  

然而，如张志安博士在其学位论文中提出的问题：在北京这个有别于广东的“场域”中，这样一份与南都有着相似“道义”和“主流”取向的报纸，其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互动关系将呈现出何种特征？[6]质言之，《新京报》的专业主义坚守是否会在继承中呈现出形态的变化？这些正是本文力图解答的问题。这既反映出一个主流都市报先行者的生存哲学，又因其个案的典型性为学界思考中国都市报业的突破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我们从新闻编辑部的中高层编辑如何理解新闻专业主义入手，通过三种调查手法，包括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阅读相关材料，以考察《新京报》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新京报》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可以从报纸所持的新闻理念框架、特殊新闻生产场域中的规训与抵抗、新闻操作方式三方面去把握，通过我们的分析，本文力图显示：专业主义的话语在某些都市报层面已经走过了中国新闻改革初期的碎片化和局域化呈现时期，在特殊的地理场域中生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专业主义运作方法，这套运作方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将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获得更大的社会空间。

一、新闻理念框架

《新京报》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明确的自我定位意识。虽然其口号每年都会发生变化，但是“从创刊到现在，这些口号里面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责任……无论是‘一出生就风华正茂’，还是‘品质源于责任’，我觉得对于新京报人来讲，本质的东西从没有改变”。[7]统观《新京报》的口号，其变迁也反映出报社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理解的逐渐成熟，“刚创办时需要张扬、需要新锐，需要生机勃勃，体现一种新出生的力量”，“新京报现在扎根北京，面向全国，这里面是《新京报》一点点走向成熟的过程”。[8]口号表达的是对使命的认识、是对价值观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归根到底都是对新闻的认识，对媒介价值的认识，这些正是专业主义的理念构件。[9]《新京报》的责任口号“致力于对报道的新闻负责，一切新闻和一切责任。有责任报道一切新闻，追求新闻的终极价值和普世价值；更有责任对报道的新闻负一切责任，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新京报至高无上的责任，是忠实看护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10]应该说，《新京报》的专业主义新闻理念框架就是从日常新闻实践对于口号的具体阐释中体现出来的。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深感对于真实性的强调、独特的史家意识、影响力导向的都市报办报理念三个关键性的内容，可以作为《新京报》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框架体系。另外，随着新媒体特别是微博的兴起，新京报人的新闻专业理念也因此发生了相应的调整，本章还将在最后略加讨论新媒体对于《新京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冲击。

（一）新闻的真实性

“有不可以报道的真新闻，但不可以报道假新闻；遵守新闻道德，尊重新闻规律，追求新闻价值，讲究新闻方法。”——程益中在《新京报》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如果要对透露情报进行什么限制，那就让法律制定者们来说吧，用不着我们来说。新闻人员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他们在公共舞台上唯一的工作就是报道正在发生的事件。当然，这种说法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在任何社会里，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总是有害的。”这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点评“五角大楼绝密文件”事件时讲的一番话。以真相的孜孜以求，是专业主义媒体和媒体的追求，而力求在操作能恪守这一理念，并转化为新闻人的行动，才成就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这样的传统媒体在世界的声誉。

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最基本要求，但是报纸在多大程度上坚持真实性却反映了媒体的不同定位和追求。根据笔者的观察和深度采访，从中高层编辑的理念到新闻的实际操作层面，《新京报》都在最大程度上坚守了新闻的真实性。一位副总编辑将《新京报》的首要目标归纳为“求真求实”，“有不可以说的真话，永远不要说假话；如果不得不说假话，绝对不要主动去说；如果不得不主动去说，那也不要创作性地去说。”[11]在日常的新闻生产实践中，事件采访是否透彻，细节是否清楚，也成为了编辑对记者稿件的一个重要处理和筛选标准，[12]“编辑在改记者稿件时还会与记者沟通比如哪些东西你还需要补充，或者哪些东西你没有说清楚这些之类的，不仅要说清楚可能还要挖掘背后的东西，这个事件背后找原因”。[13]

除了自觉地对新闻的真实性进行坚持外，真实性原则还成为了报社规避未知风险时所使用的策略，社长戴自更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强调新闻一定要注意真实性，这应该也是京城媒体一种必需的生存策略：

如果你要报道一样东西，真实性问题一定要注意，搞媒体切忌剽窃、抄袭、胡编乱造，这是最大的大忌。新京报八年风风雨雨走过来，只有一点你坚持好了之后就不会有大的问题，就是保证报道的真实性，在真实性基础上任何事件都有商量的余地。在真实性上错了就一错百错，即使一些报道引起领导震怒，只要你调查是真实的，领导也不会处罚你，最多就是我们新京报的人应该把关，就是这样的稿子不利于稳定，可能给外国的反华势力提供了口实，最多说明我们把握能力不行，但是事情是真实的。现在中央领导提倡公开化透明性，就是只要你这个东西是真实的，领导还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样的环节上只要你报道是真实的，新闻媒体坚持的底线坚持好，就不会有过大的问题。[14]

（二）史家意识

 时光荏苒，雨打风吹，历史的印记留存几多真相。一份伟大的报纸，以忠实记录时代步伐为己任——《新京报》2011新形象广告

1851年雷蒙德和琼斯创办《纽约时报》，他们在一个没有窗户的阁楼上，点着蜡烛印出了4块版的创刊号。首刊中写道“今天我们发行《纽约每日时报》的首刊，我们打算在今后的无限期内每天早晨（周日除外）发行一刊。”他们给这份报纸设置的宗旨是给有头脑、能分析、会判断的读者创办一份客观公正、全面翔实、冷静平和，而不是像其他廉价报纸那样是一份耸人听闻、相互攻击的报纸。后继者，一定保持着这样的理想追求，如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之后，就宣称他所主持的《纽约时报》要不偏不倚、无私无畏的提供新闻，不论涉及什么政党、派别、或利益集团。在苏兹伯格家族接管的时代，《纽约时报》仍然秉承着他们的新闻原则，哪怕是冒着风险，也不放过有价值的新闻，最突出的事例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

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史量才创办《申报》时同样提出历史意识问题，他认为报纸应该是“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它肩负着“通史之任务”，报社全体同仁必须“以史自役”，报纸所作的记载一定要真实、客观和公正。他指出：“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历史记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记载而且也，又必评论之、剖析之，使读者惩前必毖后身择益而相从”。史量才姓史，加之主张“以史自役”，是以章太炎干脆将他的办报方针称为“史家办报”[15]，可谓一语中的。

在中国所处的特殊社会转型期，对于时代的记录成为负责任报纸的必然要求，媒体不只是参与市场竞争的经济实体，也是为公共服务的社会公器。这种史家意识除了与《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所倡导的“记录时代”有相同点外，还被赋予了另一层意义。一位部门主编这样理解报纸的史家意识：

这么重大的事件，作为一个报纸，我们要去记录这个历史，如果真的不让发，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去记录历史，我们可以从其他渠道来报道这个东西，用不同的方式。……对于一个报纸的团队来讲，你不仅仅是记载新闻，你其实是在记录历史。我期待我的摄影部能不缺失中国的重大事件，即使这个重大事件是不让报的，在我的新闻团队采访中是不可或缺的，就像写中国编年史一样。我的摄影部要去完成中国这一年的重大事件，我的记者不能缺席。……我们也不惜成本，很多受禁令的采访我们也派记者去了，成本也很高。我们有一个非常科学的机制，我们跟报社协调了这个机制，给摄影记者评级按标准发工资，就是你即使发不了稿你也是有收入的，你只要踏踏实实的去做新闻就可以了，按你心目中的新闻去做就可以了。培养每一个真正的摄影记者能够很自如地驾驭历史，对现实有一种很清晰的认知。[16]

（三）影响力导向的都市报

创报业最现代化的经管体制，建国家最职业化的报业团队，办北京地区最国际化的严肃报纸……越是北京的，就越是中国的，也越是世界的，北京化就是国际化，北京特色就是国际特色；咬定高端，吸引中端，团结下端，成为北京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和主流社会的首选和必读的报纸。[17]

在新京报社内部，“影响力”是报社员工在将自己报纸与同城媒体比较时经常强调的一个词，而且员工中似乎存在一种普遍的倾向，认为影响力要比发行量更能反映出报纸的地位；只要影响力提高，销售量自然也就得到了保证。[18]实际上，也正是《新京报》的创办使得北京的都市类报纸有了一种读特的话语权。

北京之前也有报纸，都市类媒体处于荒蛮的自生自灭境地，没有纳入到主管部门或者主流媒体的范围以内，都是小报小刊。把都市类报纸纳入到当政者或者主管部门眼中是从新京报开始的，以前的都市报都是省市一级党报主办的子报刊，从新京报以后我们的报道引起了相关的震动，觉得都市报这类报纸不能小看。慢慢地读者群档次越来越高，甚至影响到我们政府机关里头的看法，影响到了高校甚至一些意见领袖，他们都看新京报，这种情况下引起了相关领导的重视。这份报纸兼有党报大报的一些风格和气质，同时适当地贴近老百姓。我们的影响力肯定有了。政治地位不高，但是影响力很大，改变了很多人的观念。在微博成为主流之前，都市类媒体对传媒生态的改变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同时对党政媒体也有很大的带动。[19]

《新京报》对于报纸社会影响力的强调也深入到了新闻操作的日常选择中，具体来讲，影响力导向所看重的新闻选择面向是常识的普及和建设性意见的提出。如总编辑王跃春所说，“做新京报的过程是回归常识的过程，要回到读者需要的新闻，是办给读者看的”[20]。所谓常识的普及，其目的就是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重建。就《新京报》自身的定位来讲，报纸的特色风格首要是具有法制精神和人文色彩。

我们希望能在民主法治方面（起到作用），一个体制的重构，价值观的重建，什么东西都是妄谈，只有一个东西值得坚持，就是法治。这与执政党的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一致的，讲民主、自由都要讲法治，法律上也规定人要讲民主，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我们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宪法里面都有规定的，新京报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我们的评论和报道都站在法治的立场上讲问题，政策可能人亡政息，法治是一个国家的基石。我们现在讲推进民主、自由这些东西可能还太远，还摸不到边，但是依法可以做得到。还一个就是价值观的重构，原来我们的价值观是混淆的，我们只有纳税而享受不到纳税人的权利。现在我们天天强调纳税，纳税人也要有依法的权利被保护。很简单，在这种基础上，价值观就慢慢建立起来了。这是基本的一个要求，好多人都不明白，价值观的重构很关键，以前很多常识性的东西都搞不明白，新京报致力于做这样的事情。[21]

对于法制精神和人文色彩的强调，使得报纸的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一般来说，评论版最能体现报纸的形象和职责。[22]《新京报》的评论版对于自己的定位可以从以下一段话里看出来，都市报评论版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已经逐渐从思想启蒙转向了建设性，并且具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报纸试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愿望。

到05年左右，评论依然处在一种价值的判断，对或者错，人们常识里面的一个突破，比如追求民主或者自由。05年往后以《新京报》为代表的转向一个专业化，讲究专业化和建设性，开始推动。……具体到内容更加专业化，就是怎么给读者提供一个新的价值，也就是启发，前面讲为什么错，后面讲怎么去改……所以，专业主义有两个支撑，第一点是事实的出现，当然这个更依赖于新闻报道本身，它对新闻报道的要求是你不可以去揣测，不可以去假想，不可以去简单地自树靶子骂一通；第二点是逻辑，就是通过这个事实能顺利地推出什么东西，这个评论的作用比较多。这样才能实现完全的专业化，就是先要是什么，接着为什么，最后去怎么解决。[23]

除了评论版之外，深度报道版块和经济版块在《新京报》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新京报》的深度报道版块因为在整个北京都市报里是独一无二的，其自身的定位更能凸显出《新京报》的发展取向。

希望报道推动社会的发展和问题的解决，尤其是时政领域的深度报道……这个推动是长期系列的推动，更多的是政策方面推动，而不只是促进个体事件的解决。[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