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我们向大家推荐刘鹏老师的《为何是王甘——王中、甘惜分新闻思想及“甘王之争”的产生原因与时代背景》，本文原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刘鹏，高级编辑、新闻学博士。《新闻记者》杂志主编。上海体育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复旦大学等多家新闻传播院校硕士生导师，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宣传策划专家。曾任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等。
出版学术专著有《竞争时代的报纸策略：趋势与对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主编《拷问传媒公信力：新闻打假十年实录》《中国传媒业的观察家与思想者》《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实务手册》等，上海市政府“舆论案例选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报告、上海市新闻发布白皮书等多个项目负责人。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上海新闻奖”等。
【摘要】王中、甘惜分是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学家、新闻教育家，本文对他们的出身、教育背景、成长经历进行对比研究，讨论他们思想形成及发生分歧的原因。文章认为，除了他们自身的思想积淀，新政权下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同构的身份，是他们脱颖而出的关键。文章同时考察了“甘王之争”这一学术公案，认为其肇因于五十年代甘惜分对王中新闻思想的批判，但更主要体现了八十年代初两种新闻思想倾向的对立，展示了思想解放历程的阶段性与曲折性。
【关键字】三八式干部、新闻理论、意识形态、改革开放
复旦大学王中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先生，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新闻学家、新闻教育家。王中先生1956年提出“报纸两重性”“读者需要论”“社会需要论”等观点，轰动全国，被誉为“新闻改革理论家”，后来因此被错划为“右派”，“文革”结束重上“杏坛”，复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甘惜分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主持新闻理论课程，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出版《新闻理论基础》，是为新中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新闻学专著，很多新闻院校、媒体机构将其作为教学、培训教材，发行超过20万册。1984年，王中、甘惜分同时经教育部批准成为中国首批新闻学博士生导师，南北双星，璀璨耀眼。
但另一方面，1957年“反右”王中被错误批判时，甘惜分也写了批判文章《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革后，都曾备受折磨的两位学者复出，甘惜分当面向王中诚恳道歉，但王中似乎并未谅解。直至晚年，甘惜分还对此事不安于心，对看望他的学生说：“我和王中先生的误解一直没能够消除，这不成终生遗憾了吗。”（郑保卫，2015）可以说，王甘两人在思想上、学术上、情感上的分歧和矛盾，成为纠缠他们后半生而未能解开的死结。
本文不拟对王甘两人的新闻思想展开论述，而是希望通过对两人生平经历、思想资源与时代背景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王甘二人新闻思想分歧形成的原因，以及他们何以能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最有影响的第一代新闻理论家。另外，本文还将涉及的一个问题是：甘惜分新闻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很大转变，有人提出其思想“晚年转向”说、与王中“殊途同归”说（向芬，2018），这样的转向真的发生了吗？
对王中、甘惜分先生新闻思想的研究成果有不少，1但是将两人进行平行对比研究的则为数不多。其中，刘海龙（2013）在《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一书中，比较了王甘80年代提出对宣传与新闻关系的看法，认为他们都将宣传视为中性的工具，预设了社会主义宣传的正当性，但王中认为新闻和宣传虽有联系，但不能等同；而甘惜分认为新闻均为有意图的选择，因此所有新闻都是宣传。作者并分析了甘惜分“泛宣传观”的逻辑失误以及与“用事实说话”报道传统的内在联系。柴菊（2013）的硕士论文《当代中国新闻学范式研究》对王中《新闻学原理大纲》和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进行文本对比，认为“王中相较于甘惜分而言，意识到了专业化的研究对于建立真正的新闻学的意义，而不是一条依附于政治下的新闻学道路。”向芬（2018）则在《新闻学研究的“政治”主场、退隐与回归——对“新闻论争三十年”的历史考察与反思》一文中，对王中、甘惜分的经历和思想差异展开分析，文章认同甘惜分的看法，认为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而甘惜分始终认为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连。由此，作者批评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学研究去政治化的取向，并提出当前应让政治回归新闻学研究的观点。本文正是受向芬文章的直接启发，同时认为其中对王甘思想及其来源的论述尚有粗疏之处，一些结论不够确切，2需要重新加以梳理、分析。这不仅因为王中、甘惜分在中国新闻学科建设、新闻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甘王之争”已经成为新闻学术史上一桩重要的“公案”，有必要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和辨析；同时也因为，以他们两人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始终与时代、社会、政治大潮起伏互动，书写了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也被意识形态所书写。在通过对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以那种形式“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历史追问中，3发现米尔斯（1959）所称“个人与历史在社会结构中的联系”的意义。由此，文本在对王中、甘惜分生平进行对比式梳理的基础上，以求回答上述问题。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李金铨教授（2013）《记者与时代相遇》一文将同时代不同取向三位记者的个人经历与历史变革在社会的交汇上展开，探索记者与时代的光影交互。本文受到该文的启发，并借鉴了其平行传记式分析及与时代背景勾连互动的研究方法。
王中早年作品大多散失，也没有留下公开发表的传记；甘惜分虽然有应人大校史室之约写下的《甘惜分自述》，以及对话式学术自传《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出版，但他一生“只想大事，不想小事”，对除学术之外的其他生活，涉笔很少。4本文在研究中除了引用两人相关文章、他人回忆之外，有些情况只能通过考察当时社会、政治背景等尽量加以还原。
一、人生第一次转折：从革命青年到党的新闻工作者
（一）早期教育经历及王中知识框架的形成
王中与甘惜分都出生于20世纪初。王中长甘惜分2岁，1914年出生于山东高密一个地主家庭。尽管9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但家庭条件似乎尚好，使他得以接受完备的教育。1932年9月，王中考入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这是当时山东省唯一一所省立高中，其前身是山东大学附中。5
1935年9月，王中入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就读。这时山东大学已迁至青岛，留美学者赵太侔任校长（1932.3-1936.6），借鉴清华、北大专家治校风格，延聘著名学者，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后起之秀。王中在校期间，戏剧家洪深任系主任（1934-1936）（许志杰，2013）。赵太侔治下的山东大学不但录取标准极高，教学管理也非常严格，并且特别注重今天所说的通识教育——将文理学院合一，要求无论什么院系的学生，在一二年级必修国文六学分，英文十二学分，自然科学六学分，社会科学六学分（杜光埙，1954）。
可以想见，尽管时局动荡，富有革命激情的王中难安于学，但成长经历和学习环境也使他具备了较好的文化素养以及现代知识体系。解放之初到了上海，不少人觉得王中是个“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平常作个报告，来一个“孔子曰”“孟子道”毫不费力，而且风趣横生，往往引得哄堂大笑（时烈，1957），与其青年时代的教育背景是分不开的。另外，五十年代王中主持复旦新闻系出版《新闻学译丛》，改革开放之初他建议复旦新闻系开设传播学课程、出版不定期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八十年代以莎士比亚戏剧《裘力斯•凯撒》为例分析宣传的规律，6此类对西方学术、西方文化的关注，与王中就读外文系形成的知识视野、知识旨趣也不无关系。
甘惜分童年的家庭条件远不能和王中相比，1916年他出生在四川邻水——一个“穷困而又闭塞”的小县城，从小“家贫如洗”“在穷困中挣扎”（甘惜分，1996：279）。甘惜分3岁时父母都去世了，在大哥的抚养下长大，“在家天天挨打，外人看不起”。在小学里，甘惜分在语文、美术和音乐上显示了天赋，但因家境贫寒，读到初中被迫中辍学业，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后来又在政府部门当一个小职员。童年的经历使甘惜分“有一种屈辱感”，直到参加革命“才学会直起腰来”（甘惜分，2009）。甘惜分常常提起，是党培养了自己，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因此，终其一生，无论顺利还是坎坷，他对党的忠诚与热爱未减丝毫。
（二）参加革命的过程及甘惜分知识框架的形成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掀起抗日救亡的新高潮。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中心在北京、天津，影响则遍及全国，特别是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响应。这批青年人以大、中学生为主体，在当时的政治思想光谱上总体偏左，他们虽然追求不尽相同，后来经历各异，但共同的特点是有强烈的家国情怀、理想主义气质，才会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离开平静的书桌，走上街头。
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抗日救亡就要加入组织，因此很多“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就此走上共产革命的道路。在“一二九”抗日救亡热潮影响下，王中、甘惜分开启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转折。
1937年春天，山东大学二十余名进步学生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山东大学队部，王中就是其中之一。民先队是由“一二九运动”的核心骨干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抗日救国组织，山东大学队部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及宣传。七七事变后，日军南下，山东大学匆忙内迁。响应中共中央华北局“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的号召，王中未随山东大学到内地继续学业，而是在中共五十一军工委的安排下，参加了抗日游击队。7
这段时期，身处邻水县城的甘惜分通过订阅上海的进步报刊开阔了视野，启蒙了思想。1935年，甘惜分到成都参加培训，正好赶上当地响应平津学生的“一二九运动”，甘惜分也加入了游行队伍。“每次回来，如同经受了一次革命洗礼，思想不断提高：家国亡矣！非革命不可！”回到邻水，他与一些进步青年和中学生，组织进步报刊读书会，宣传进步思想（广安日报，2011）。
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延安成为革命青年向往的圣地。甘惜分也在中学同学、共产党员熊复的带领下，于1938年2月到达延安，入抗大学习。
延安抗大是中共为培养政治和军事干部的短训学校，学习期4-6个月左右。甘惜分被抽调到政治教员训练队，作为政治教员培养，在当年冬天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马列学院是中共于1938年5月创办的专门研读马列主义理论，提高党的干部马列主义水平的学校，虽然仍有短期干部培训班的性质，但相比抗大来说更加正规，特别是创建之初张闻天任校长的时候，更加重视理论学习，后来还因此被指责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邓力群，1991）。甘惜分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啃《资本论》，但是基本没学懂。倒是毛泽东、博古等党的高级领导人常常到马列学院来讲课，让甘惜分感到受益颇多。
1939年秋开始，甘惜分先后在八路军120师、晋西党校当政治教员，讲授马列思想和党史等。在延安马列学院以及根据地的学习，使甘惜分逐步“熟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华社晋绥分社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著作和《列宁全集》20卷，这为我在建国以后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甘惜分，2011：760）
（三）成为“三八式干部”的背景及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王中、甘惜分都在参加革命不久的1938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看似巧合，其实存在历史的必然。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中共至少取得了名义上的合法性，迫切需要扩大队伍，与国民党争夺力量，争取人才。因此，中央决定纠正此前在发展党员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大胆吸收革命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入党。193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民先队工作的决定》第5条提出：优秀的民先队员应吸收入党。1938年3月15日《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更明确要求，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李祥营，2008）。
王中、甘惜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后来备受尊崇的“三八式干部”。
在中共党史上，“三八式干部”以“技术官僚特征而著称”（黄道炫，2016）。因为按照中共革命史分期，第一批党员是1921-1923年入党的“建党干部”；第二批是1924-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的“大革命干部”；第三批是1927-1937年的“工农干部”，第四批是“抗日干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王中、甘惜分这批“三八式干部”。因为“建党干部”和“大革命干部”素质虽高，人数却少；“工农干部”经过艰苦革命环境锻炼，政治可靠，立场坚定，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而“三八式干部”数量大、文化高，恰恰弥补前两者的缺欠。从年龄上看，这批干部1938年参加革命时大多只有二十来岁，1949年新中国成立三十来岁，无论政治素质还是个人精力、能力，都正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淮海晚报，2015）。
（四）参加新闻工作的经历及两人表现出的个性差异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办报宣传，在知识人才稀缺的情况下，王中、甘惜分先后参加党的新闻工作，开始了十年新闻实践的经历。
1940年后，王中主要活动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在《大众日报》、新华社山东分社工作，并曾担任滨海根据地《农民报》《鲁中日报》总编辑等职务。
1945年抗战胜利后所在部队奔赴前线，甘惜分离开政治教员岗位，调到新华社，先后在绥蒙总分社、晋绥总分社任记者、编辑。甘惜分自认为是个“当记者的材料”，但是“命运偏偏捉弄人，绝大部分时间我在机关里看摊子，这个工作看起来是所谓领导工作，实际上是每日编发稿件，对各个分社的来稿决定弃取，加以改写，然后发往总社，供总社决定采用，向国内外播发”（甘惜分，1982：74）。由于通讯社工作并不直接与读者发生关系，不像王中需要直接面对基层士兵、普通农民进行政治动员，这也许是后来甘惜分和王中在“报纸商品性”“读者需要论”上观点不同的原因之一。
另外，从事新闻实践的过程中，王中和甘惜分都曾为基层通讯员开办新闻训练班，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学习马列理论，也要对新闻理论、采写规律有所思考。王中曾表示，当时他给学员讲课，听众反映头一次讲得好，第二次平淡，第三次就空洞无物。由此也激发了他希望把新闻学搞成系统性、理论性体系的想法（徐培汀，2003）。
虽然王中、甘惜分以十分相似的经历被嵌入中共革命体制，但两人在个性、价值观方面仍表现出鲜明的差异。
甘惜分在延安、在根据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中共意识形态培养和教育，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一切事情听党的话的特点。从甘惜分屡次工作变动可以看出，他就像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把自己交给党，党让去哪里就去哪里。更为突出的事例，是他1943年被日军短期俘虏，甘惜分想办法逃了出来，回到革命队伍。尽管他“没有出卖党的机密，没有出卖同志，没有给地方党造成任何损失，最后钻了一个空子，冒着枪林弹雨逃出来”，但仍然因此被审查，失去党籍多年。虽然一片赤忱遭到如此打击，甘惜分并无怨言，而是“比过去更加倍地工作，把过去一年中丢失的时间抓回来。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我都比别人干的多。”（甘惜分，2009）
王中加入革命队伍多年，仍保存了较多知识分子的气质，他富有独立意识，讲话直率坦诚。据后来“反右”被批判时从他档案中找到的材料，王中“几乎每年都闹情绪，和党闹对立，犯错误，每年都作检讨。”
入党后不久，王中就向原介绍人提出是否可以自由退党的问题。1941年，王中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时，“瞧不起、不满那些负责同志”，污蔑负责同志“已经革命成功‘官僚化’了”。1942年，他在检讨中说他到滨海地委办农民报时，觉得当地负责同志对他很冷淡，要给他们以“小小的威胁”。1943年他回到山东大众日报后，不肯再到农村去工作，说是怕吃苦，但当任命他为通讯社社长时，他又肯去了。1944年，他在检讨中说“党内无真理，官官相卫”。1945年，王中在检讨中更公然把党内上级领导看作统治集团，说是“压迫思想压制言论”，“党内有一套人人皆知、人人皆做的党员秘诀，即：1.是官三分对；2.官官相卫；3.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个人主义；4.上级错误是具体情况本质不同，下级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本质；5.马列主义的舞台语是升官发财的敲门砖；6.中国人办事没有认真的”。王中还说他是以“旧社会的隐士态度对自己，认为如果不把黑暗与光明来歌颂，自己吃不开；如果那样，自己不愿干。因此自己对自己希望也不大。”（文汇报，1957；解放日报，1957）
虽然这些材料截取只言片语，脱离语境，不无片面夸大之嫌，但很显然，王中在党的队伍中不断接受教育、锻炼、磨砺，但他直言无讳、独抒己见的个性和意气并没有改变，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一些做法和作风始终持批评态度。王中这种思想特点，也是革命年代内在于左翼知识分子的普遍问题。因为左翼知识分子对“民主”“个性解放”的要求，往往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对“个性独立”“抽象的平等”的追求，又同革命思想和组织上的高度一元化相抵触（高华，2008）。
二、人生第二次转折：进入新闻教育领域成为新闻理论家、教育家
（一）建立学术声望的过程：从新闻工作者到新闻学者
1949年全国相继解放，新解放区党的干部奇缺。王中、甘惜分都从革命根据地踏上新解放区的土地，先后开始了人生最重要的第二次转折。
王中随解放大军南下，参加对上海新闻界的接管，任务完成后调任复旦大学，定为教授职称，他先任政治理论教学委员会主任，给全校同学上政治课，后任学校党委委员、统战部长、副教务长等职。解放初很多进入高校的“老革命”与知识分子产生种种矛盾（李滨，2011），但王中“不脱书生味”，受到师生们的欢迎。8
1952年3月起，王中接替恽逸群，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9由于忙于校务，虽然对新闻教育很关心，但是他并没有太多参与新闻系的具体工作。直到1956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本来就善于独立思考、敏锐敢言的王中更加兴奋。当年10月《文汇报》复刊，他出任文汇报特约编委（文汇报报史研究室，1997），一度隔几天就有一篇尖锐泼辣的杂文发表，有的还在社会上引发争论，可见王中热情之高涨，思想之活跃，创造力之旺盛。这一时期，王中响应党的号召，回到新闻系“蹲点”，亲自开设课程，指导学生，阐发自己的新闻思想，主持教学改革。王中的理论创新不局限在校园，他组织师生到上海、南京、无锡、青岛、济南等地媒体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很多媒体也邀请他讲座，王中新闻思想由此传遍新闻界，成为闻名全国的“新闻改革理论家”。
甘惜分也在全国解放后调到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参加对国民党重庆中央社的接收。1954年西南总分社撤销，甘惜分调到北京大学新闻系，1958年随北大新闻系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主讲新闻理论课程，并在教学过程中“大胆创立了一种体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雏形”（甘惜分，2005：290-291）。甘惜分在全国新闻界名望的确立主要是改革开放后。1980年，根据多年来的思考积淀，他用4个月时间写成《新闻理论基础》，围绕新闻、舆论、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作用，以及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和群众、和党三者的关系等进行了阐发和论述，对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学术范畴、基本原理提出一系列独到的看法（童兵，2012）。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新闻学专著，被许多新闻院系作为教材。1984年中国新闻界开始评定职称，中宣部指定此书作为考试辅导教材之一，甘惜分应邀广赴各地媒体做辅导报告，获得了全国性的学术声望。
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次将新闻学列入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学科，王中、甘惜分、方汉奇成为新中国首批三位新闻学博士生导师，其中王中和甘惜分都是研究新闻理论的，这不啻为对“南王北甘”崇高学术声望、学科领袖地位的正式“加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