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艳：世界情怀平等梦——清华师生走进联合国系列报道（五）

周三晚上六点，正值下班的高峰。灯火通明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少了一位优雅干练的身影。前一刻她还一身职业装，在办公室与各种分析报告“打交道”，此刻却是急匆匆地穿过曼哈顿区的街道，去给生病在家的爱人买药。每天在职员、妻子和母亲三个角色中转换，是她的常态，她也乐此不疲。

她在1978年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那一年她16岁。赴美留学前，她没想到会成为联合国职员，一干就是28年。那一年她的人生规划还是回国做老师。但是现在，对于联合国秘书处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包容性发展司副司长的杨文艳来说，一直留在联合国，除了机遇适合，更多的是一份情怀，“可能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妇女视角会让我有更强烈的意愿去为妇女平等，为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祉多尽一份力”。

杨文艳出生在河北的农村，是家中的长女，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她觉得有一位开明的父亲是非常幸运的，“他当时就说，要让孩子出去闯荡，这样有了出息，离得再远也是自己的孩子，自己也会感到有成就”。父亲的支持和鼓励对杨文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也是在纽约大学深造期间，杨文艳和联合国结缘。因为一门课程作业的需要，她去联合国查阅资料，在饭厅墙上偶然看到一张招聘告示，得知联合国空缺了一个中英双语研究，撰写政策报告的职位，感觉自身条件非常符合要求，“我那时候就是所谓的无知无畏吧”，没有多想便提交了申请，经过几番联系和面对面的交流，最终被录用。

在她看来，能够获得这次机会，也有些“天时地利”的运气成分，“他们当时需要的是能够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走势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人，但那时候中文的材料并不是很多，英文的研究更少，要去读中央文件，政府工作报告，消化之后再写成英文，放在这个报告里面”。恰巧，杨文艳既懂中文，又有美国留学的教育背景。“我就觉得申职时做好尽可能全面的准备是很重要的，但是有时候也不要有什么顾虑，有时候想得太多，反而成了自己的绊脚石了。”

其实，联合国不是杨文艳的唯一选择。1995年前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西方的一些投资银行，大型财团开始关注中国市场，因此大规模招募了解中国市场的人做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而这恰恰是她在联合国一直从事的工作内容。当时的上司十分赏识杨文艳，曾经拿着报纸上刊登的招聘启事找她，“你要去申请这个工作肯定能拿到”，杨文艳回忆起这段经历，拿起手边的一张纸，模仿着当时上司的语气和动作，“但是我希望你不要申请”。

“我当时就想，如果去投行工作肯定能赚很多钱，但是我现在钱也够花了，工作环境也适合我，有着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小贡献，我要那么多钱到底能干什么。”面对更高的薪资待遇，她选择继续留在联合国。杨文艳觉得当时作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年轻不是很务实，另一方面，现在的工作在她看来，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中国教育出来的年轻人都会有这种情怀，或者说我们自己总是有这种愿望，就是要超越小我，想着自己能做一点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两个孩子，她也有一些期望，“希望他们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不要处处总是想着自己的利益的、有情怀的人。当然也希望他们是优秀学生。”在传统观念中，像杨文艳这样的女性，在事业上“巾帼不让须眉”，还能兼顾家庭的少之又少。杨文艳认为，无论环境如何，自立自强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可能为了家庭，牺牲一些事业，或者为了事业无法顾全家庭，但最根本的还是自己要上进，事业和家庭其实是自己的后盾”。

杨文艳喜欢把自己的工作比作桥梁，“我们主要是政策分析，把学术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联合国的议题挂钩；把联合国和成员国联系起来，把全球性的策略和建议再应用到国家层面”。正是这样一座桥，构建了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工作的基本框架。从学术理论到实际政策，从联合国决议到国家具体项目，DESA更像四通八达的血管，为这条工作线的每一个环节输送原料。

在妇女发展司工作期间，杨文艳经常要与那些基层的妇女组织打交道，搭建起了和全球女性沟通的一个桥梁。而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真的为她们争取平权的一些活动造成了积极的改变时，发自内心的喜悦难以掩饰地表露出来 “可能当时工作很忙，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也没有多想自己工作的意义，但现在回过头去看，就有种荣誉感和成就感。”

联合国是一个世界大家庭。在联合国的各种工作岗位上，无论是维持和平、促进发展还是维护人权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国度的女性为了实现联合国的奋斗目标而在努力地工作。古特雷斯秘书长到任以后特别关心性别平等的问题。他提出在他五年任职之内在各个级别的男女比例要达到平等。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像杨文艳这样的女性职员，也会一起搭建联通妇女平等的桥梁，因为心中存有的情怀，一直热爱，乐此不疲。（文/袁洁）

（专题策划：张超、王君超、周廷华；监制：张超、金蕾莅、王君超）

编辑：王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