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儿基会卫生司吕薇：为世界的孩子而工作——清华师生走进联合国系列报道（四）

这是2019年，在纽约曼哈顿区东侧的银灰色大厦里，一位中年面貌的女性正坐在办公室落地窗边白漆会议桌的西南角，在她对面的摄像机背后伸出了一只手，做出了“ok”的手势，示意她可以开始说话。

“我叫吕薇，现在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卫生司当副司长。”

联合国的职位级别，简单来说，分为一般事务类人员(G级职位)、业务类官员(P级职位)和高级官员(D级以上职位)——而D，即是吕薇所在的职别。

在联合国，大多中国籍职员集中在G和P，部分身居“高位”的官员也多是政府直接指派为D。故而从基层干起，成为高级官员的中国身影屈指可数，吕薇便是其中一位。

二

吕薇一开始并不想去联合国。

这是1988年，在北京东二环边儿的一栋红色板楼里，首都儿科研究所的医生吕薇正在思考领导刚刚对她说的话。

她得知了一件事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刚刚起步，需要有个人去负责中国的免疫项目，而自己刚好是学病毒和生化的，英语也能说上一些，便被大家认为是选派的不二人选。

八十年代是中国计划免疫项目开展的关键时期，当时免疫覆盖率在中国还不是特别高。所以能由国家卫生部指派，代表国家去如此颇负盛名的国际组织任职，且从事推动中国免疫事业发展的工作……任谁看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而吕薇却犹豫了。

因为刚硕士毕业的她，之前的人生规划里是不包括“联合国”这三个字的；更何况，吕薇那时候正在儿研所潜心研究“病毒性心肌炎”，一心想将这个困扰中国儿童健康的高死亡率难题攻克下来，如果这时候离开，难道不就意味着半途而废吗？

“但是院长说，你研究用的病毒株细胞什么的，我们先给你在液氮里存着，你去工作两年，两年以后你再回来，再接着干，不会影响你以后的事业。”说到这里，她顿了顿，眼角因为突然的微笑多了几条皱纹。

“然后我就去了。”

而让吕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那几株病毒就被冻了三十年。

三

1988年被派到联合国儿基会工作后，吕薇从P级职员做起，在儿基会的北京办事处工作了两年多。

虽然两年时间从长度来说，与她之后在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十年、以及奉献给非洲大陆的十五年青春相比看似不足为奇，但对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世界”的吕薇来说，它的意义是无可取代的——

它意味着一位年轻的中国医生，开始将目光从显微镜下的病菌，放眼到全世界卫生事业发展的症结；它意味着一位对生命充满热爱的中国姑娘，从一个个“病孩子”的故事中体味到人生百态、前路艰辛后，仍然选择鼓起勇气、充满信心地探寻着让全世界儿童健康成长的未来。

在这两年里，吕薇愈发意识到作为“国际公务员”的责任，所以在当她看到巴基斯坦的旁遮普邦旁需要一个P3职级从事卫生和营养方面的专家时，即使竞争激烈且面临诸多危险和挑战，吕薇仍然抱着“试试”的心态报了名，最终成功入选。

“我在巴基斯坦干了四年，然后去的尼泊尔，在尼泊尔干了六年，干完以后去的非洲，在非洲干了十五年。”

吕薇极为平淡地述说着，就好像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又好像这二十五年只是莞尔一瞬。

四

有一张照片对吕薇影响很大。

那是一幅普利策获奖作品，照片里一位枯瘦的非洲孩童因疾病和饥饿命悬一线，旁边有一只秃鹫虎视眈眈盯着它，在耐心等待这个孩子的生命终结。好像小孩的生命一结束，就会立刻成为秃鹫的一顿美餐。

这张照片引发了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共鸣，而对于身处非洲的吕薇而言，她的共情是更加强烈的。

“那张照片一直激励着我，不能让那些那样的情况再发生。 ”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吕薇致力于帮助世界各地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一名产妇和新生儿保健专家，她以社区为基础的“找到最合适的”干预措施帮助非洲数百万母亲获得健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