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王晓军：以心灵为伍——清华师生走进联合国系列报道（三）

春节前的纽约异常寒冷，但是，当我们跨进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会议室里，还是感到了一派春天的气息。一位优雅的中年女性站在会议室欢迎我们，她一身唐装，笑容灿烂。当我们品评她衣着的“中国风”时，她把我们领到对面的个人办公室，指着里边的非洲版画、东欧的陶罐、南亚黑泥小马和水墨熊猫画说：“其实在联合国工作，我们身处和营造的，都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

话题从她的职业选择开始，王晓军和我们分享了她在职业选择方面的一个问题：“你是谁？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是谁？你的未来会是在哪一个领域？”

她说，首先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个方向感对于选择职业很重要，世界很大，各行各业都很精彩。对于希望加入联合国的人来说，首先应该评估一下这里是不是自己真正的心之所向。

对于她自己来说，从大学毕业时的职业选择，到叩开联合国的大门，无异一个漫长的心路历程。20多年前的一个雪夜，快要毕业的王晓军独自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操场上转了一圈又一圈。与那些还在在招聘会上寻找机会的同学相比，此时的她已经胜券在握——已有三个单位释放录用信息。

“当时我只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哪一个工作离我的心最近？我觉得如果我选择了离我心灵最近的一份工作的话，我将来不会被任何外界的压力和诱惑混淆我的感受和判断力。因为别的都可以比，但是离你心灵最近的距离是不能和别人比的。教育离我的心灵最近，所以当时就做了选择。”她最后选择了去教育部，放弃了另外一家部委和一个著名国企。她说自己从来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

正是这个选择，让她感受到了个人选择与心灵的距离，也客观上拉近了与联合国的距离。“因为是你自己做了一个选择，你觉得它离你的心灵最近，所以你会非常地投入，会屏蔽一些可能产生的噪音。你觉得很多因素本来就不在你当初做选择的坐标系里面，所以它们不会涌动去牵动你的心。比如在教育部国际司的时候，我觉得能够沉下心来去做真正的教育扶贫项目，让我的心里感到非常满足。”这个选择给了她接触国际组织教育合作项目的机会。

其中，青海省藏区小学的援助项目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她人生规划和职业发展的道路，让她更明确了她是谁，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让她更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她用三个画面概括了这段经历。第一个画面是粗犷豪迈的戈壁滩。当时她和一位国际专家乘车穿过戈壁。专家沉醉于眼前苍凉的景色，经常要求下车拍照，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然而，王晓军觉得这种景象让她感到阵阵心酸，因为她的心里呈现的是多少家庭要在这种贫瘠的环境下生活。

随后，他们来到了藏区小学。刚进学校，一行人就被孩子们围了起来。他们眨着好奇的大眼镜，仰着头，打探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边疆地区，风沙极大，吹得大人灰头土脸的，好动的小孩子更跟小花猫一样。她蹲下身，跟孩子们聊天。王晓军记得，“那些孩子的眼睛非常清澈，特别亮，跟你在城市里见到的小孩子眼睛一样。虽然他们的衣服上有很多土，但是你知道一样的生命和灵魂在不同环境下生长，我觉得他们的眼睛提醒了我。”

孩子们明亮的大眼睛是令她印象深刻的第二个画面。后来，专家和王晓军去会议室开会。学校老师们在会议室门口放了一盆水，盆沿儿上搭着一块毛巾。盆中的水上清下浊，底部沉积着一层沙土。这不是接待的疏忽。实际上，这所小学位于戈壁地区，气候十分干旱，这一盆水已经是他们能提供的最好的“待客”方式。此时，王晓军忽然想到孩子们脏脏的小脸儿，看着这盆水，心中无限地感动。

“这三幅画面，贫瘠的戈壁、孩子明亮的眼睛和一盆让我感动到舍不得用的水，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些东西至今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始终指引我一次次的判断和选择。”

在平淡工作中发现“职业兴奋点”

在教育部工作期间，王晓军获得了去英国伦敦大学深造的机会，攻读教育与国际发展博士学位，导师当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级顾问。读书期间，她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在校内帮助处理国际学生事务，一是辅助导师做教科文组织研究工作。

“很多同学会认为辅助导师做教科文组织研究项目可以直接有利于毕业后去那里找工作，可是我的想法是在校园中帮助处理国际学生事务。”其实，这并不是她做出的第一个令大家不解的选择。

高三时，王晓军在省重点中学成绩优异，老师和同学都劝她选择报考北京大学或者外交学院，而她却考虑到家庭的需要，接受了报送进中国海洋大学外语系。父亲曾问她，你真的这么想？将来不会羡慕同学去清华北大吗？她说，我自己选择的，怎么去羡慕别人呢？

在伦敦大学处理国际学生纠纷的一个又一个案例中，她逐渐了解了国际政治，过去在电视上看到的文化和种族冲突画面一下子立体了起来。她开始更加明晰了自己的职业兴奋点，她感到自己关心的问题其实是没有国界的，非洲的饥饿，巴勒斯坦地区的冲突，和国内藏区孩子的教育，一样触动她心灵的最深处。

也许是这段经历的启发，她开始认真思考投身国际组织工作。2002年，她应聘来到了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工作。

自愿选择联合国最低职位

在联合国聘用的国家雇员体系中，初等专业职位是A级，其上为B级，C级，D级。当年，她应聘到的职位标注的是A/B级，表示有两种定级的可能性。凭借在读博士以及多年工作经验的“硬件条件”，王晓军有条件成为B级员工。但是，当开发署人事部门通知她该职位被初步定为A级并询问她的反馈时，她欣然接受了。“当时虽然了解到有争取B级的可能性，却完全不想用心思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丝毫没有犹豫，直接入职成为了A级员工。我觉得我刚进到这个机构需要全面学习和了解这里的业务流程和内容，从最低的职位做起不见得是坏事，这样下一步发展会更加顺利、轻松一些。入职之后，我发现，因为我相对较多的研究和工作经历，同事们会很尊重我的专业能力，同时又因为我在专业项目官员里级别最低，他们在交代我做很多辅助工作时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 这样一来， 我其实了解的整个业务链条，获得了更多更全面的锻炼。”

这段经历让她受益匪浅。王晓军提到，“高层决策如果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可能是因为最初的落脚点错了。比如现在我在办公室负责常务工作，包括所有业务和运营。我做一个项目决策的时候，经常会直接嗅到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源于一位助手算错了财务上的数值，或者忽略了一个管理程序上的必要步骤。这个直觉不是来自于第六感，而是来自于当年我做过那些基本工作。”A级员工让她了解了不同环节工作的重要性，极低的入口给了她非常广阔的学习空间。

触类旁通是王晓军的学习态度，她不想把自己限定在条条框框里，尽管很多事情并不是她熟悉的领域，但是她都愿意去尝试和了解。在开发署工作时，除了教育外，她还负责过卫生，艾滋病防治，扶贫，民主治理，性别平等，和灾难管理等工作。2008年汶川地震后几周内，余震未消，王晓军自告奋勇代表开发署去现场评估受灾人群的需求。在之后的数月内，动员了多方资源，创建了开发署驻华代表处的灾难管理团队和项目。

王晓军平静地说，“我当时说我去吧，并不是说我这人多有勇气、多英雄主义，而是因为我的个人经历更加合适这次任务。我既有扶贫经历，也有教育专业知识。我在办公室里可能是唯一学教育出身的，当时受灾的学校很多，孩子们恢复学业对于社区灾后恢复和重建太重要了，于是我就去了。”

职业规划寄语：切勿“浮躁地开始，匆忙地结束”

王晓军认为，“联合国不能像私人企业那样，付出和经济报酬基本成正比。如果把升职加薪的问题放在前面，联合国常常是不能及时满足你的。如果把对发展的关切和把事情做得越来越好放在首要位置，对于那些物质的东西保持随遇而安的心态，工作和学习的动力就会源源不断，成就感自然而然就来了。在任何一个机构发展，尤其是在联合国机构发展，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它不是一条独木桥，不是只要你上了这条桥了，你就能到达彼岸了，不是这样的。我个人的体会，就是每一步职业的成长，其实都汲取了我在其它领域一些工作给我的营养，这样才会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富有灵感和动力。”

在王晓军的职业生涯中，还有一段负责艾滋病防治的工作经历。当时，联合国开发署计划培养一个人去管理这方面的项目，需要先进行为期一年的线上课程学习，期间前往南非实地考察。“当时大家都不太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想这个领域挺重要的，涉及到很多家庭的幸福和人的基本权利等，我愿意为此多付出一点努力。于是我就登记了利用业余时间的在线学习和实地考察，顺利毕业后就兼任了这方面的工作。

王晓军认为，很多年轻人比较希望走捷径，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有的人来联合国实习以后，就指望着下一步拿到一个职位。一旦入职，就数着年头计划自己能否步步升迁。 其实，如果执着地走这样一种直线发展路径，很快会出现职业路径越走越窄，成长后劲不足的问题。这样必然导致这样的后果:“浮躁地开始，匆忙地结束，没有长远的发展可言。”王晓军期待更多有志青年积极投入到国际和平发展与合作的事业中来。（王洋）

（专题策划：张超、王君超、周廷华；监制：张超、金蕾莅、王君超）

编辑：王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