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泽：在服从宣传需要与尊重新闻规律之间 ——中国当代记者心态史研究（二）

内参制度：记者隐藏的监督权

新华社驻外记者出身——多次写作内参——后做到多国驻外大使的王殊说，“当时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公开报道，就是可以发新闻；一部分是内部参考，简称‘内参’。新华社有好几种内参。有的内参是一本一本的，有的一天能出好几本。那时，有的内参是手写的，是给政治局常委过目的。所以记者的工作，一方面是报道，另一方面是研究问题。”

内参中的报道能提供到哪个级别一般是保密的，视其重要和敏感程度分送不同级别的领导。从中央到省级媒体、甚至国家机关都创办了内参。内参最大特点在于其真实度、敏感度、深度都远超公开报道，是各级党政官员获得社会动态的重要渠道。“新华社有内参制度，内部稿件可以一下子送到政治局，领导人就看到了”（杨继绳语）。

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的报纸我只看一些消息，但《参考资料》、《内部参考》每天必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披露，毛泽东看过的内参品种多达30多种，他批示过的内参至少200多件。《邓小平年谱》里的记载也显示他阅读和批示内参数量达220件左右。“中国领导层获得信息的途径很广泛, 信息渠道是多种多样。”胡乔木（1993）在1989年三、四月访美期间,做了《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的演讲, 透露了内参是领导及时了解信息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内参是能影响到中央决策的重要稿件类型。

目前发内参的比较重要的媒体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党校等，发布数种针对不同领导阶层的内参文件。另外，像《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国务院信访室、中央办公厅等单位都办有《情况汇编》、《情况反映》、《群众来信摘编》之类的内参文件。

内参读者特殊，写内参要做大量调查研究，没有全面深刻的调查研究就没有内参。杨继绳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做记者时，写过针对天津市委和驻地军队的几次内参。“我在写《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以及《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这两篇文章的时候，做过一些调查，但是这些调查取证都是秘密进行的。当时，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说要新华社送若干份内参到人民大会堂。因为年轻，我当时很亢奋，心想这可是个成名的机会，所以我就写内参。……我们还是坚持做了调查取证，坚持还原事实本身，最后才写成稿件供中央领导人参考。其实，当时并没抱很大的希望让中央领导出马解决问题，只是觉得有不平的事就应该揭露批评。……后来，全国各地驻军都退房子，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整个166军军部都搬家，出动了三个连队浩浩荡荡搬家，当时的场面很壮观，老百姓就在旁边围观。谁干的事呀?谁揭露的?我在前面走，后面就有人说：是新华社记者。当时都是口传的，报纸不能登。但口头的舆论比报纸的舆论更可信、传播更广。”

按照新华社上世纪50年代末向中央书记处提交的报告, 内参采写内容涉及几个方面, 包括：实际工作和群众运动中刚刚冒头的新问题、萌芽状态的重要情况；以及能反映风向的一些重要资料，各地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针中发生的一些偏差和问题重要的敌清、疫情、天灾、人祸等。1984年，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推动下，新华社还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内参工作会议, 定下了新时期的内参方针，大原则应该不变。

成为内参的报道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张曙光说：“我的体会是，认真学习政治理论，特别是党在最近一段时期内的文件，是认识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问题的指南。表扬什么、提倡什么、批评什么、反对什么，这些重要的问题记者心里要有一本清楚帐。特别是要把学习到的东西和实际工作相联系，来指导自己的内参报道。”[7]

改革开放前多次参与农村报道的新华社农村组组长陈大斌，在新华社社长穆青的指导下，经过全面艰苦的调查研究和思考，比较了山西辉县和昔阳县不同的农村建设思路和成效，认为“农业学大寨”不能再搞下去了，于是用内参的形式向中央尽心汇报。“1977年11月，我……去参加全国性的农业会议，陈永贵、李先念同志主持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很多极左的口号，决定在全国推行‘农业学大寨运动’。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如果真的这么搞下去，中国要乱套，农村非乱套不行。穆青建议我赶快写内参，我就对这些问题以内参的形式向中央作了反映。最后，中央领导人决定暂缓全国执行普及农业学大寨的步伐，避免了一场重灾。”

内参不仅是针对国内的情况，国际问题也常常有内参，其来源一是包括国外媒体对我们的报道，不宜公开发布的内容；另一部分来自驻外记者的汇报。原新华社记者王殊是中国第一批驻外记者，先后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工作过，因为成绩突出，先后被任命为联邦德国、奥地利大使馆参赞、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等很多国家还没有和我国建交，新华社派驻的驻外记者身负多种使命，其中就有汇报所在国对华动向，“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和任务除了采访新闻，另外一个就是了解中国和非洲各国建交的困难，为国家外交决策提供情报，这样我本职是记者，但兼职早已成了外交官。”王殊当年写了很多内参，为国家外交政策提供了很多正确信息。比如，“1961年我还是新华社记者的时候，去刚果的斯坦利威尔采访。当时刚果总统蒙巴在军事政变中被杀害，副总统基赞加代理总统职务。新华社派我去那里了解代总统对华态度。在采访中我感觉基赞加缺少同政变军方长期斗争的态度，而是准备等反政府军队提出和解条件后再讨价还价，争取对自己有利的位置。了解这一情况后，我奉命回国向总理汇报”；由于准确汇报了所在国情况，为中国外交政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因此，王殊后来获得面见总理直接汇报工作的权力。他回忆道，“后来见总理是1972年7月的事情了。那时候我回国汇报西德的情况。周总理急着见我，了解德国的情况。他很认同我对德国情况的分析，催我快快回去，去跟德国人说中国可以谈判建交。1972年，周总理就让我参与中德建交谈判。”1972年王殊还分析当时的中苏和中欧之间的关系，“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苏联不会改变对美战略，因“珍宝岛事件”而进攻中国；二是联邦德国由于内政变化，可以适时与之建交。这些报告两次受到外交部的表扬，我感到我的报告可能被毛主席和周总理看到了。”

现在有人说，善于写内参的记者中走仕途的比较多，也是记者成名的重要路径。这一点在王殊身上到是发生了，“1972年7月21号我回到北京，24号就接到了毛主席的邀请到中南海见他老人家。……因为这次会见，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记者转向当了外交官”。

内参直接面对的是各级领导同志，影响各级政府们的意见看法，甚至有时会对中央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作用，因此真实和客观是其第一生命力。比如杨继绳写内参反应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后，就遭到了审查，“但当时有人诬陷我，说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搜集军队黑材料，想毁祖国的长城，希望上级严肃处理。我们还是坚持做了调查取证，坚持还原事实本身，最后才写成稿件供中央领导人参考。”陈大斌写内参批判大寨也受到政治压力，“我们当时和大家保持一定距离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当时陈永贵的秘书就问我，‘你们新华社怎么搞的，老弄些消极的东西?’他觉得落实政策就是批判大寨。”

内参的呈交与效果

内参的提出和呈交是要看时机的，尤其事关政府重大事项、重大决策或社会重大转型时。一般来看，如果中央内部已经有不同声音和意见，内参可以起到作用的机会比较大。陈大斌1977年质疑大寨的内参之所以获得中央的注意，他自己有如下分析，“当时中国出现了两个潮流，一个是中央、国务院几个人推行的‘学大寨运动’，一个是安徽、四川的‘包产到组’的落实政策。中央支持‘学大寨运动’，我们怎么能公开地批判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就让‘学大寨运动 ’的声音慢慢低下去，‘包产到组’的落实政策慢慢高上来。第一篇农民落实政策的报道先是发生在安徽，《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安徽大步赶上来了》、《有了自主权农业比增产》等。新华社发文章，人民日报就配发评论，我们写消息他们写评论，两个一块发，在农村改革时期我们两家配合得非常好。”

内参是中国新闻事业中比较独特的一种现象，它独有的调查方式、发布渠道和读者对象，使得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价值评判标准多元化了，甚至成为体制内“名记者”的一条路径；而通过内参制度也加强了党对新闻记者工作的影响。一位老内参记者说：“在中国，有些事情并不适宜公开见报。这包括那些仍在进行中的事情，或者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大事。中国记者的角色和西方的不一样。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8]

四、新闻与宣传的结合：典型报道的变化

在我国，新闻与宣传结合的代表就是典型报道，从解放战争到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曾经发挥过重要的组织动员力量，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报道形式。从不同时期中国典型报道生产机制和记者对典型报道的认知来分析，新闻工作者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典型报道生产机制的调整

中国农村典型报道是典型报道的鼻祖和重要组成部分，其生产机制既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也要服务宣传目的，要求记者“吃透两头”，即要求记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更要有对各种中央农村政策出台背景、内容、重点所在有足够的理解和研究；尤其是政策发生变化时，要捕捉中央调整的意图和重点所在，这样树立的农村典型才能和当时中国农村工作方针相匹配，对中央政策推进有积极作用，也能经得起历史检验。

解放后，农村建设一直是党的工作重心，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设有专门的农村组，允许记者到一个报道点蹲点调查，了解情况，写出大文章来。如果出现中央认为的“大典型”，对全国有示范作业和意义，还会组织全国的记者前去采访，形成中国当时特有的“宣传战役”。很多全国性的农村典型报道都是在一次次宣传战役中出现的，记者们也非常重视典型报道。新华社农村组组长陈大斌说，“我们接触新闻这个行业的时候（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毛主席就讲过：典型益多，综合益少……对记者来说，都愿意下力气搞典型报道，一年能抓几个好的典型报道就觉得很好了。这一块，新华社是重视的，但多数的所谓典型报道是典型事件、典型经验，是一种运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这种东西写得比较多。……当时大家都比较重视典型报道，大家都觉得这样才能显出记者的功力来”。

农村典型报道的生产机制有一定规律可循。首先，典型报道大部分起源于基层记者。如果说典型报道起源于中央指定的宣传任务是不合适的，大部分典型报道最初是来源于基层记者的报道，当报道被具有慧眼的宣传领导看到后，进行深刻挖掘，才能焕发出原有报道所缺乏的高度和影响，最终可能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典型报道。陈大斌回忆到，“多数典型应该是记者在实践中发现的。好比大寨这个典型，在本社写之前，《山西日报》已经报道很多了，广播电台也都报道了，北京就开始注意了，这样的典型大家都觉得很重要。分社与总社花了很大力量，派好几个人去采访。”

其次，当确立了典型报道对象后，还需要调兵遣将组织报道、深入“加工”。这种加工不是造假，而是深入挖掘典型事件、人物的报道价值，提炼其中的意义和时代精神，看是否可以成为典型。穆青有个说法，“好新闻是跑出来的，但是好稿件是改出来的。……发现了好新闻不等于写出了好稿子。我们新闻很多都是急救章，大家激情满怀，拿到了新闻就写，写完了就发，……多半都不深入。要求每篇稿子都下功夫慢慢写不行，但是有些稿件时效性并不怎么强，思想性要求比较强，这样的稿件完全可以稍微深入一下，思考一下，由表及里想一些问题，由此及彼推想一些事情，这样可以对这个事件的认识更加深入了，可以表现出更深刻的思想。”穆青把这种做法叫做“磨”，稿子要不停的“磨”。磨稿子的过程是重新创作的过程，很多典型事例和经验就是在磨的过程中出现的。

和之前记者“磨”稿子不同，新时代的记者更加重视新闻事件或人物本身的自然特点，典型报道的生产机制有一定变化。张严平认为，典型人物报道可以感动社会，这种感动来自人物自身的魅力，并不需要多少提炼和加工。如果说记者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细致深入的采访后，将人物真实的呈现在受众面前。“为什么王顺友的故事震撼这么多人呢？王顺友这种生活条件，这种工作状态，我们绝大部分的城市人都难以想象。我们只是把它传达出来，它本身就具有这种震撼力。这个故事，你只要说出来，就足够震撼了”。曲志红也认为，“首先这个人应该有一个好的故事，然后记者去讲好这样一个好的故事。”而更多典型报道也来源于群众的发现，“近些年来所谓的‘草根英雄’，好多都不是新闻媒体发现的，是群众发现的。有网络以后，诸多的普通群众、网民自己发掘、传播新闻事件，然后媒体才跟进的。不像以前，越高层次的典型越是从上而下去报道，跟这种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闻事件的宣传效果差异还是蛮大的。”

对典型报道的反思和反正

但在实践中，中国典型报道的报道常常出现对传播规律的“突破”，即过多过高地推进新闻传播的广度和效度，“先弄出一个人来然后再去挖掘他的故事，反过来了”（曲志红），人为制造新闻，甚至屈服于各种压力之下，那就是违背了新闻传播的规律。在典型事迹报道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大寨典型树立起来之后，“地方领导说粮食多少产量我们就报道多少。粮食产量不是统计出来，而是县委开会研究出来的。……第一年粮食产量高了，虚数已经出来了，为了要保持增产，第二年还得再高，虚数更大，第三年就完全虚报产量了”（陈大斌）。

除此之外，典型报道要树立的“高大全”形象，单纯维护所谓“典型”的地位，对其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甚至虚假隐瞒，更是违背了新闻传播规律。大寨的典型树立起来以后，“新华社的记者也只能顺从领导的意思去报道……当时政治气氛非常紧张，记者一句话说不好，就有人说你反大寨，甭管你是新华社还是《人民日报》的记者，都给你哄走。……你只要说过大寨的坏话，就说你是反大寨的，就不让新闻单位去采访。有个女记者是《山西日报》总编辑的老婆，这个总编辑说过反大寨的话，最后也给这个女记者插标签，说她是‘反大寨’的老婆，去大寨采访就被赶走。”（陈大斌）

但改革开放后，在多年尊重新闻规律的原则影响下，从事类似报道的张严平们已经表达对“典型”的不同理解了，我不喜欢“典型”、“典型人物”这样的宣传方式。……我写的这些年轻人物，大部分都是基层人物，在没说他是“典型”之前，谁也不知道他是“典型”，“典型”是我们强加的一个概念，……千万不要用“塑造”这个字眼，新闻人物绝对不是“塑造”出来的。你只是传达和记录，新闻里面的细节都不是编的。这种认识并不是从她这一代记者开始的，显示出作为中国典型报道大本营的新华社在这个问题上的普遍认知，“新闻人物绝对不是‘塑造’出来的。你只是传达和记录，新闻里面的细节都不是编的。我们刚进社时，老记者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个事情。”

而年轻记者林天宏直接表达了对以往典型人物报道的否定，“‘树典型’属于官办媒体一贯的宣传方法，一个‘高大全’的人物往往都是虚假的。”笔者不能完全认同他的看法，但这种看法有一定普遍性，尤其是市场化媒体从业者，对典型报道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逆转，他们考虑的是“好故事”和“完整的故事”如何呈现给读者。“一个好故事必然具备我和你说的那些要素——遭遇、冲突、受阻、克服。”“要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像拍电影一样，一个好的写作者，必须要有写剧本的概念。好莱坞的编剧是怎么做这套东西的，三分钟一个小高潮，五分钟一个中高潮，十分钟一个大高潮，……我跟记者说，你们写稿子就是要不断的制造悬念，不断的吸引读者往下读。”（林天宏）

林天宏们的新闻理念里，似乎已经没有新闻与宣传之间的困惑了，他们思考的是新闻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了，显示出中国新闻实践中最近一段时间的新趋势。

新闻虽然有独立、自由、客观等标准和要求，但实践中受各种文化、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甚至媒体机构特点和记者个人业务素养等因素影响深远。中国新闻记者在服从宣传需要和尊重新闻规律之间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两者之间的张力也塑造了中国记者们对新闻事业的认知情感和较为独特的实践历程。

附：访谈部分记者名单

注释（notes）

[1]遵循新闻工作的规律进行报道，是目前比较中国式的表述，它类似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但明显理论的基础和目的是不一样的，西方专业主义有一系列标行业理念和行为准则，使新闻成为一种独立的专业；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则仅仅是一种职业或专业的行为准则。但为了表述方面，我们下文用专业理念来代替“遵循新闻工作规律进行报道”来论述。

[2]陆晔、潘忠党在《成名的想象》一文中，对此有过论述。

[3]本文并不打算界定主流新闻记者的确切概念内涵，但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以下标准，一般发表过获得社会认可的新闻作品，无论是获奖还是得到社会好评都在其列；另外还要真正热爱这个行业，单纯利用新闻报道追求金钱和地位上的记者不在此类。

[4]心态史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勒高夫等人领导的法国“新史学”，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逐渐显赫与勃兴。其研究对象国际国内尚无权威的确定，一般集中在历史中个人没有意识到的内容，是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也有专家认为是价值观念的历史，或人对世界的各种看法的历史等等。法国代表学者还有诺拉，乔治·杜比，罗别尔·芒德鲁，佛维尔等。中国学者80年代以来开始关注并介绍到中国。本研究引用的概念笔者比较认同。

[5]老一代新闻工作者、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和新时期新闻工作者，并不是严格的学术分期，我们在访谈中比较明显的感到建国前参加新闻工作的记者，建国后到文革前参加新闻工作的，以及文革后参加新闻工作的，可以自然分成三个层次，各自经历不同、观念有差异，当然也有传承。

[6]本文引文除标注外，均来此此次研究中对当事人的访谈。

[7]《《直通中南海的内参，如何影响中国》，搜狐评论http://star.news.sohu.com/20160420/n445080969.shtml，2017.1.1

[8]同注6.

引用文献（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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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Obedience to Propaganda and the Respect for the Law of Journalism：

A Study On theHistory of Ment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Journalists

Runze Wang

【Abstract】After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China contemporary journalists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principles of “the obedience to propaganda” and “the respect for the law of journalism”, andit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how Chinese journalists coordinate their positionsin practice and eliminate the contradictions.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y ofmentalit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ocu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journalists,the pattern of news production with Chinese journalism characteristics andrepresentative forms, and so on, after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mainstreammedia reporters in China.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Chinese journalists tried to eliminate the gap between “propaganda” and “news”, and they also searched for the union of professional value andpersonal value with the inheritance of native land emotion through journalismpractice. They concerned about the independence of press, explored the criteriaof public opinion, insisted on thorough interview, acquired various authenticmaterials and disseminated information through public reports or the referencesystem. Besides, bea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journalists, they onceresponded to the call for typical reports, which were reflected and revised inthe new period.

【Keywords】obedience to propaganda; journalismreturn; history of mentality

This researchis the preliminary result of“The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Materialsin the Past 100 Years”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Key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project number:15ZDB140)

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17,39(4):117-136，作者授权本公号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