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传媒业监管趋势预测

作者｜墨林

来源｜媒通研究院

2018行至年末，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传媒业，整合变革，推陈出新。这其中，政策的指导和监管的调控无处不在，深刻影响着整个生态的流变。

 

本文重点探讨中国传媒业未来一年在监管层面可能出现的趋势，但是关于将来时的讨论总有很多不确定性，因此，文章观点也仅代表作者个人的预感或建议，请大家根据自身的经验做出理性参考。

 

1、对电视违规广告的执法趋严

 

今天，江西电视台农业频道因播违规广告被总局处罚停播商业广告30天。这则最新案例让人联想到上半年某药酒虚假广告案牵扯出的社会事件，相关电视违规广告一度成为舆论批判的重点。可以确定的是，2019年，总局将进一步加大对违规广告的监管力度，对情节严重的违规播出机构从严执法、从严查处、从严追责，并全面清查整治广告播出和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2、“党管媒体”将成为监管政策的根本点和出发点

 

近两年，传媒领域的微观改革滞后于宏观改革，诸多监管层面的政策规定也一直走走停停，磕磕碰碰。站在2018年末尾，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在中国传媒业深化改革的节点上，“党管媒体”基本原则会深化、细化、鲜明化，成为所有监管政策的根本点和出发点，将一切具有媒体传播属性的组织机构都统一到党的旗帜之下。一个现象或许是，新媒体企业的党支部会越来越多。

 

3、制造流量泡沫将付出更大代价

 

“流量是万恶之源”这句话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场合高频出现，渐为大众熟知。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监管在流量问题上的体现是间接的、被动的，监管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数据本身。现在形势大不相同，无论是影视产品的收视率还是新媒体产品的阅读量，背后都已经产业链化。今年以来，有关单位相继发布调查公告或批评性言论，释放的信号不外乎两点：第一，主动打击买卖流量行为会成为常态；第二，重拳之下，虚假流量的既得利益者将付出更大代价。

 

4、对自媒体的管理规则会进一步细分

 

微信等平台内部对自媒体的管理每年都在完善，现阶段主要是横向的覆盖，表现为应对各种乱象，平台方可以给出相应的处理办法。而纵向的探索仍在继续，例如，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自媒体，受到的监管层级和处罚力度应该有所区分。过去几年，监管在面上的扩张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批量化、间歇性、大规模的封禁，在净化生态的同时也可能制造新的混乱和恐慌，因此接下来，监管的着力点或许会放到边界的重塑上。自媒体领域有望告别无差别惩处，迎来更具有条理性和针对性的管理规则。

5、“话语权”寻租问题普遍进入司法讨论范畴

 

媒体或记者利用“话语权”进行寻租的现象一直存在，尤其自媒体兴起之后，“话语权”寻租乱象更是猖獗。假借曝光之名威胁报道对象或编造吹捧以换取经济回报，这种行为在业界被称为“黑公关”，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破坏行业良性竞争。2018年由之引起的多起“知名企业状告自媒体”的官司开庭审理，引起司法高度关注，黑公关的话题一度成为互联网圈的热点。接下来，传媒领域的寻租问题势必要得到更体面妥善地解决。

 

6、转型期人事制度改革加快推进

 

2018年全国多地出现新闻单位员工集体讨薪现象，今天，某副省级城市报业集团也发生了退休人员维权事件，转型期人事机制问题暴露无遗。近段时间来的消息显示，无论是传统媒体的内部结构调整，还是互联网新媒体的人员精简优化，都是大势所趋。如何在保障转型顺畅的同时维护员工合法权益，考验媒体机构由上至下的制度改革魄力。层出不穷的维权行为，也在持续呼吁相关监管政策的出台和落实。

 

7、报纸发行回归秩序正轨

 

2018年发行季，中央主管部门三令五申、明文禁止的“摊派订阅”再次引起业界广泛关注。这种征订方式的屡禁不止严重扰乱了报社采编经营两分开的基本秩序，也意味着报业市场改革释放出的活力正在重新被僵化的层级体系所吞噬。不管即乱，2019年，监管层面或将对报纸发行做出新的指示和要求。

 

8、图片版权战争愈演愈烈

 

相较于传统媒体在文字版权维护上的艰难初探，视觉产品公司处理图片版权问题时显然更加得心应手。一方面，在技术上，通过全网爬虫，图片侵权行为几乎无所遁形。另一方面，在措施上，版权方往往非常乐意通过合作服务或法律途径以推动利益最大化。毫无疑问，未来很多年，忽视图片版权的媒体必将付出时间、金钱和名誉。我们甚至可以悲观地说，那些缺钱的公号，将直接退化到无图时代。

 

9、影视行业涉税问题将得到制度性约束

 

2018年的影视行业，偷税漏税是一大关键词。但当红明星轮番登场的闹剧只是撕开了一道口子，高利润的影视制作公司和高收入的明星们，在涉税事宜上或将遭遇更全面的规范。包括逃税、天价片酬、操控资本在内的一系列现象都可能进入更严格的监管范畴。

 

10、为言论负责渐成全社会共识

 

2018年，在相关政策的主导之下，以微信公众号为主的社交媒体频频收紧账号管理，加大内容审核力度；因言论不当或造谣传谣，通讯软件被封停甚至传唤拘留的事例也屡见不鲜。2019年这种趋势会愈加显明，“用户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会渐成社会共识，也是监管的必然选择。

11、新闻队伍肃查行动纵深推进

 

今年11月5日，“中国营销第一刊”销售与市场原总编李颖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标志着一场永远在路上的新闻队伍肃查行动正在向纵深推进，说明市场化新闻机构和退离高层人员也在逐渐走入监管和审查视野。新的反腐形势和复杂的传媒变革生态，都迫切地倒逼传媒领域的反腐倡廉运动持续推进，2019年，宣传系统高层和新闻单位领导落马不能再算新鲜事。

 

12、民生监督报道有望获官方声音护航

 

2018年，“监督报道”作为高频词汇，被传媒学界和业界反复提及，先有“山东要求省级新闻单位加强舆论监督”、“记者因监督报道被踢出群”等热点事件将相关讨论推向高潮，后有人民日报刊文痛批抵触舆论监督的领导干部。未来，即便媒体监督报道短期内无法摆脱困境，但来自官方层面的鼓励和支持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