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按 ：2018年，随着一系列行业问题的暴露，广电总局的各项监管愈发严格。2019年，政策监管的力度是否会更加严格？可能会有怎样政策监管的趋势？又要如何保持对政策监管的敏感度呢？

《传媒1号产学研线上高峰论坛》的首期活动，我们便把目光锁定于此。1号邀请了来自学界、业界的相关学者、业者，就此问题各抒己见，希望激荡出产学研破壁交流的效果，亦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本期嘉宾：

孔彬：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高级工程师；

杨东：资深传媒人、广电局专家审委、北京卫视原副总监；

杨萌芽：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

赵树清：原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云南电视台台长，现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张伟伟：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备注：嘉宾顺序按拼音顺序排列

孔彬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高级工程师

网络视听节目的监管与疏导，需向都江堰治水取经

两千多年以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一直发挥着重要的防洪灌溉作用，让成都平原成为了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值得借鉴的是，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体系，遵循了“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指导思想，与当前网络视听节目内容的监管与疏导，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触类旁通、相互借鉴。

都江堰的三大主体工程，是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构成，如图1所示。

图1 都江堰主体工程示意图

其中，分水鱼嘴的作用，是把水流湍急的岷江分成内外两江——外江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内江是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对于网络视听节目内容的监管与疏导而言，分水鱼嘴就相当于首先确立强有力的监管原则与标准，从而对鱼龙混杂的网络视听节目进行分流，加以疏导，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保证节目内容质量，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人们文化生活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飞沙堰，则是能够泻洪、排沙和调节水量，起到了确保成都平原不受水灾的作用，如图2所示。

图2 飞沙堰和宝瓶口实景

在飞沙堰的使用上，充分体现了“深淘滩，低作堰”的六字治水要诀。“深淘滩”是指：每年岷江的水流，都会夹杂大量泥沙和石块流入内江，淤塞宝瓶口和灌区。因此，每年的河床都需要进行淘沙，且淘沙的深浅必须适度——淘得过深，宝瓶口的进水量偏大，容易形成洪涝；淘得过浅，宝瓶口的进水量不足，无法保证灌溉。“低作堰”是指：在修筑飞沙堰的时候，堰顶应适当降低高度，便于排洪排沙。这就好比在进行网络视听节目内容的监管与疏导时，一定要注意监管力度，既要确保节目内容的品位和格调，抵制各类低俗庸俗媚俗，又要注重社会效益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汇聚众多的资源力量，实现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

宝瓶口，是再次控制内江进水的“节制闸”，确保灌区能够正确运用都江堰水资源，使灌区工农业生产能够乘势利导，驱利避害，如图3所示。实施网络视听节目内容的监管与疏导，也就是要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的水平，引导优秀网络视听节目内容的建设，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使网络视听节目成为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大增量，并全面提升我国先进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

图3 都江堰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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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 资深传媒人、广电局专家审委、北京卫视原副总监

坚持“大情怀、正能量”的“公益、文化、原创”的方向

2018年，整个传媒业的发展可圈可点。受众获取各种传媒产品渠道的多元化；各种娱乐手段的多样化；多种类视频产品和直播平台内容分流的碎片化，给传媒业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但2018年也是传媒业内长期积累问题暴露较多的年份，“阴阳合同”、“收视造假”、“过度娱乐”、“高片酬”、“审美走偏”等带来的困局也让业内纠结和焦虑。面对问题引发的社会关注，监管部们密集发声，各种规范、规矩、规定相继出台，大力度的严加管控带来了业内震动。

2018年已近年末，传媒业已把目光投向了2019年——而2018与2019的交替，注定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节点。2018年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隆重纪念，新时代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正扬帆起航；2019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70周年华诞，这都告诉我们2019是个政治大年。在这样的年份，2019的传媒业将会如何发展，是业内同仁关注的话题。

关注是必须的。但大家都明白，在改革开放的大势下，传媒业发展的大势和方向不会变！以创意文化产业为引领的市场化格局不会变！在这样的大势下，2019做到明规顺势，守正出新，不变应变就好。

明规顺势。从监管部门的一系列表态看，2019年对卫视会加强结构化管理和宏观调控，调控治理综艺娱乐、音乐类选秀、真人秀会成常态；对追星炒星、泛娱乐化、未成年人参与节目会出重手治理；对高价片酬、收视率作假等问题会出台措施予以管控；对广告营销中的踩线、跨线会严格管理；对模式引进会有更加严格的规范和细则对应监管。所以，2019业内发展如何不踩红线是个硬指标。

守正出新。主管部门对内容生产和广告市场经营的监管会更加严格和规范，很多管理规定会更加细化，严、紧、控会成为一种常态环境。所以不管是电视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媒体责任都不容置疑。守正是导向管理和引导力的把控，是坚守主流价值观下创新、创优的根本，是坚持“大情怀、正能量”的“公益、文化、原创”的方向。出新就是在“公益、文化、原创”上下大力气，找到新的创意突破点，多维度，多元化，多视角的关注社会生活，关注普通人，关注年轻人。

不变应变。作为传媒人，文化引领、内容传播、故事讲述者的身份是不变的。变的是文化的表达方式，是受众的审美需求，是市场的内容载体，是媒体融合的大势。这个变，就是在当下监管趋紧，市场越加细分，唯有创新才可破局的形势下，要有力度的理念内容创新、节目形态模式创新、传播方式手段创新、市场运营模式创新、媒体融合路径创新。

杨萌芽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

2019，监管部门对逾越红线内容的处罚力度只会更大

一是监管范围和力度将扩大。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深入进行和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电影局、国家网信办等机构的职能职责已经明确，它们将对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体实施更加专业高效的监管。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传统的广播电视新闻媒体，还是新兴的网络、自媒体等都被纳入监管范围。

二是对视听内容的要求更加严格。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群众需要更具审美价值和社会能量的内容，中央对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纯粹娱乐、低俗等不健康的视听内容将会受到严格的管控。可以预见，在2019年，监管部门对逾越红线内容的处罚力度只会更大。

在监管逐渐收紧的情况下，为避免踩红线，传媒行业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严格把控内容尺度，创新节目内容形式。迅速发展的网络、自媒体，产生和传播了海量的视听内容，这些良莠不齐，挑战公序良俗的视听内容时有出现。2018年，已经有多家自媒体平台被监管部门点名、处罚。2019年监管力度加大的情况下，网络自媒体平台尤其需要注意对内容的审核检查。

传统视听媒体在把握内容尺度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这个“好”只是守住底线做得好，而不是所有内容都做得好。2019年，传统视听媒体必须要在创新方面有所发力，设计、开发、推出一系列形式和内容新颖的节目。2018年，中部某省份将国家扶贫政策和当地的农产品开发销售相结合，设计出了一档《老家的味道》，在不同平台上均受到了热烈关注。

二是承担好公共服务职能。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对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其作为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而视听媒体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在文化小康建设、扶贫攻坚、传递应急信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18年，部分传统视听媒体和自媒体主动推出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已经受到了社会的欢迎和认可。2019年，视听媒体如果能够更主动更深刻地承担起公共服务职能，将会有更大的作为。

赵树清 原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云南电视台台长，现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三为三不为”及“三不播”原则，是2019年的风向标

收视造假集中暴露出积攒多年的问题。整个社会造假不用猛药去疴根本没法治，而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出台政策不能光摆造型，还需要有具体的措施——从整个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有效遏制。从监管部门，到责任主体，都要有具体可操作的措施控制。个人觉得出台这样的政策，既是被逼迫的，也是势在必行。所以说这样来看不是政策有什么高压，而是早就该有政策与对策双管齐下来整治媒体行业生态。

但需要认识到，近些年来政策的滞后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超前的预见和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方面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可以把现在重新洗牌、重新制定规则看成一件好事，娱乐圈的每一个从业人员都借此机会树立和加强自己的自律意识、道德操守、法律意识和边界意识。大家需要有共同的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生态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好转。

同时处罚力度需要加大，只有重罚之下让很多人不敢想、不敢为，出台的政策才能够真正得以落实。央视最新出台的“三为三不为”及“三不播”原则可以看作2019年的风向标，地方卫视也会紧随其后，参照执行。通过这些举措，让文化产品输出者拥有道德底线和守法意识，不要去想歪门邪道，而是成为真正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这应该能够成为明年的大趋势。

*温馨提示：本文摘自《预见2019的传媒业 | 政策篇》，完整版内容请关注即将发布的传媒1号2019年1月《预见2019的传媒业》系列推送。

张伟伟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未来一两年是业内机构组织面临洗牌和调整关键期

回顾2018年以来广电总局的一系列监管动作，我们不难发现，这是政策频出、监控愈来愈严的一年，也是整个行业开始重新洗牌，走向理性和健康发展的一年。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文化强国的讲话，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对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重要性，指出要“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因此总局在2019年的监管趋势，很大可能将延续2018年的严格化、动态化和长期化特点。

监管的严格化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政策出台和实施之间的弹性空间在缩小，二是监管日趋具化和细化。以2018年广电总局出台整肃主持人和嘉宾政策为例。早在2015年，总局就曾下达《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主持人和嘉宾使用管理的通知》，对广播电视主持人和嘉宾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是业内违规操作、踩政策红线的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总局当时发布的政策还是以模糊的宏观规定为主，并没有在文件中下达非常具体的操作意见，这给业内执行政策留下“见招拆招”的发挥空间。但2018年总局开始出台非常具化和细化的主持人和嘉宾使用标准（如“四个绝对不用”），对于“品德”有问题的艺人一律封杀。于是，我们看到，PG ONE、Gai、天佑、“五五开”等当红艺人和网红主播一夜之间就从电视和网络屏幕彻底消失。这种零容忍的封杀令，在此之前是比较罕见。而在2019年，我们很可能看到总局将持续这种严格化的监管特征。 

监管的动态化和长期化主要体现为总局对业内热点的动态追踪和长期管控。以综艺娱乐类节目为例，从2011年颁布“限娱令”开始，总局逐年针对性地调节对此类节目的监控。

2011年，总局首次出台“限娱令”，规定“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是以新闻宣传为主的综合频道，要扩大新闻、经济、文化、科教、少儿、纪录片等多种类型节目播出比例”。

2013年，总局颁布加强版“限娱令”——每季度总局通过评议会择优选择一款歌唱类选拔节目安排在黄金时段播出，其余不得安排在19：30-22：30之间播出。

2015年，总局公布《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真人秀节目要更加关注普通群众，避免过度明星化。

2016年，总局颁布“限童令”，从数量、节目内容、播出时间等方面严格控制未成年人参加真人秀，直接叫停明星子女参加的真人秀。

2017年，总局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不允许在广播电视播出的节目，同样不允许在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上播出”，使得网络综艺无法再钻政策空子。而2018年，总局又陆续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节目备案管理和违规处理的通知》、《关于做好暑期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作的通知》、《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境外人员参加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等，在控娱乐化、控境外节目、控综艺片酬等方向上释放出较强的监控信号。

可以说，从2011年到2018年，总局出台的每一项政策，都是有的放矢，针对的都是当时综艺娱乐节目的乱象，反映出总局对该类节目保持着长期的追踪和管控。在2019年，总局很大概率将继续对业内热点进行长期追踪和动态管控。

监管日趋严格，也愈加长期化和动态化。这种情势下，从业者非常需要有研判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智慧。可以预想，未来一两年不仅是业内组织机构面临洗牌和调整的关键期，也是从业者面临淘汰与生存的关键期。可以肯定的是，大浪淘沙，能留下来的都是精英。

1号结语

无论学界或者业界，都认为，在台网同标的前提下，在2018-2019的政治大年的背景之下，2019广电总局的监管将进一步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