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丹尼斯·麦奎尔

作为传播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的学术影响已经超越各种组织和制度边界，其专著的教材《大众传播理论》（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业已成为全球传播学子和学者必读的教材。在不同人看来，他是一位好老师，一位好导师，一位好同事。

2017年6月，82岁的丹尼斯·麦奎尔永远离开了我们。一个时代似乎就此终结。

2018年6月23日，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举办的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年会上，一个以“怀念丹尼斯·麦奎尔”（Remembering Denis McQuail）为主题的专场吸引了全世界与会者的目光。参加者包括葡萄牙米尼奥大学的Helena Sousa、芬兰坦佩雷大学的Kaarle Nordenstreng、美国俄勒冈大学的Janet Wasko、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Johannes Bardoel，以及英国拉夫堡大学的Graham Murdock。

Helena Sousa：丹尼斯一生撰写了20本书，被翻译为多种语言，成为全世界传播研究的必读书。对我来说，丹尼斯曾经是书本中受人尊重的学者，帮助我理解了复杂的传播现象。后来，我们成为研究同事。丹尼斯也成为米尼奥大学首位传播研究的校长教授荣誉职位的获得者，标志着作为跨学科领域的传播研究的成熟度开始在我所在的高校甚至整个葡萄牙学界被认可。回顾丹尼斯的学术生涯，有两件事值得我们铭记：首先，1986年，他参与创办了《欧洲传播学刊》（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并全身心地投入编辑工作；其次，1982年，他参与创办了“欧洲媒介研究小组”（Euromedia Research Group），如今，这一学术网络仍然充满活力。

Kaarle Nordenstreng：二战结束时，丹尼斯正好10岁。他的童年充满了通过广播和报纸接受的外界信息，包括战争。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个英国少年感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化，也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在这个背景下，新闻和新闻业成为丹尼斯理论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其中的社会责任论。因此，我们也就看到了后来他与同事一起写就的传媒的“规范理论”。严格来说，丹尼斯从未做过记者，他只在理论层面工作。1974年，在芬兰坦佩雷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期间，丹尼斯受邀参观了当地的报纸。返回校园，他坦诚而不无兴奋地说道，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一家报纸。1976年的IAMCR会议在英国莱斯特大学召开，丹尼斯兴致勃勃地报名了媒体参观环节，这也是他第一次访问一家英国媒体的编辑部。综上所述，在我们的记忆里，丹尼斯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

Janet Wasko：遗憾的是，我未曾与丹尼斯相识，但对他的著作耳熟能详。我也是他创办的《欧洲传播学刊》的编委会成员。除了普及性的《大众传播理论》，丹尼斯对规范理论的贡献也对北美的媒介研究影响巨大。他同时也是IAMCR的活跃成员之一，并在学会的出版委员会兼职多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仿照Eileen Meehan和我当年回忆赫伯特·席勒时所用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丹尼斯身上学到十点：要严肃，但一定保持幽默，知道最近的酒吧，享受美食、美酒和好朋友，不伤害别人，认真和热爱工作，随时记笔记，不要害怕跨越英吉利海峡，和年轻的同事打成一片，以及最为重要的，谦虚。

Johannes Bardoel：对阿姆斯特丹大学和荷兰的传播研究而言，丹尼斯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1977年，当他刚刚成为一名年轻的教授时，传播研究在荷兰并未获得足够的学术认同。20年后，当他退休时，阿姆斯特丹大学已然成为荷兰乃至欧洲传播研究的重镇。又经过了20年，当丹尼斯逝世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大学已经坐上了世界大学传播学科排名（QS）的头把交椅。当然，我不想过于强调排名，但这位友善的学术巨匠，确实为我们贡献了许多，值得我们永远尊敬。丹尼斯虽然生于报纸作为主要大众媒介的时代，成长于电子媒体兴起的时期，但他的理论对当今的数字时代仍然有巨大的相关性。

Graham Murdock：当我想到丹尼斯的时候，他的四种品质浮现在我的脑海。第一，爱玩的性格。有一次我们在弗洛伦萨开会，因为受邀参会人员很少，主办方提供给我们一所高档酒店的住宿，每个房间都配有一个小酒吧。我们在会间讨论的同时，就把小酒吧里的酒尽量喝光了。当我们退房离开的时候，酒店服务员在后面喊，“抓小偷”。我们环顾四周，以为是喊别人，后来意识到，是喊的我们俩。随后，我们不得不回到前台支付了昂贵的酒钱。第二，对不同学术传统的整合力。丹尼斯在牛津学的历史，后来在南安普顿大学社会学系工作，随后搬至阿姆斯特丹大学从事传播研究。对他来说，研究传播就是研究人类生存的条件，我们如何联系，如何使用媒介化的空间进行自我展示、集体思考和论辩，以及塑造社会凝聚力。第三，世界主义的敏感。他的研究致力于对全面性的挖掘，避免偏见和激进。到阿姆斯特丹以后，他开创的是一个开放的欧洲传播研究传统，这一传统以包容和多样为特征。第四，对民主社会媒体的公共性的坚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不遗余力所倡导的媒体的社会责任论上获得证明。

让我们一起怀念，现在已经与我们永远分离的丹尼斯。一个卓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