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报40年：转型与未来

如果要研究媒介形态演化规律的话，都市报是最好的样本。短短40年，都市报就走过了一般媒介形态从诞生、繁荣到衰退的全过程。因此，对于都市报发展历程的梳理研究对于研究媒介形态演化规律具有理论价值。

都市报是市场化最为彻底的报纸，在中国报业40年的发展历程中，都市报给予中国报业很大的经济支撑。可以说，正是因为有都市报提供的经济支持，中国的报业集团才能够成形，中国报业才能够继续二十多年的繁荣。当前，都市报面临较大困难，一些都市报停刊休刊。回溯都市报发展的历史，以史为鉴，对于当前都市报以及整个报业的转型都具有现实意义。

人们一般都是从1995年《华西都市报》的创刊作为都市报的起点；但从研究媒介形态演化规律的角度，都市报的历史应该以改革开放后晚报的复刊作为起点。晚报是“党报的补充”，晚报不需要承担党报的宣传类任务，主要提供人们晚上的消遣阅读，总的风格按照赵超构的定义就是“短、广、软”的报纸。在都市报刚创刊的时候，“都市报之父”席文举都称其为“新型晚报”。某种意义上，晚报的复刊就是都市报的“前传”。

1978年后，最早复刊的晚报是《南昌晚报》，时间是1979年11月1日，此后，有很多晚报也很快复刊、创刊，到1985年，全国就有30家晚报。1989年全国晚报增至47家。1991年，全国晚报达到51家。晚报发行量也剧增。1987年，《新民晚报》的平均期发行量超过170万份，《羊城晚报》平均期发行量达168万份，《北京晚报》82万份，《今晚报》50万份，《成都晚报》30万份。

晚报的迅猛发展主要源自于当时的媒介格局所留下的发展空间，报业长期以来以机关报为主，新闻题材主要是政府的各种活动、会议，刊登各种政令、文件、典型报道等，新闻内容大部分都比较生硬，可读性差；加上文革影响，惯性思维下，新闻报道充斥着口号，读者对这种机关报风格早已厌倦。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人民生产生活各个领域都发生着巨大变化，人们迫切需要那些贴近生活实际，新鲜活泼，能够为读者带来愉悦，并提供服务的报纸。在这样的情况下，1980年《羊城晚报》复刊提出了新的口号：“姓党、姓晚、又姓羊”；1982年，《新民晚报》赵超构提出“我们的报纸决不是专门办给领导同志看的”等一系列超前的办报理念。在这种理念指引下，晚报主打社会新闻、文娱新闻、副刊，弥补了机关报的不足，与机关报形成差异化竞争态势，在贴近性、可读性、趣味性、服务性等方面更有优势，自然获得了竞争优势，赢得读者青睐。

从某种意义上说，晚报的勃兴，并不是市场的行为，而依然是行政对媒介资源的再分配。晚报的行政色彩非常浓，党报获得的是公费订阅的读者资源，而晚报定位于“日报的补充”和“茶余饭后”，是“八小时以外”的读者资源。两者形成了错位竞争。从这个角度看，晚报的差异化特色是晚报获得市场的关键。

非常明显的经济效益，吸引来大量跟风者，同化作用随之发生。出现了在同一个城市同时创办有两份晚报的情况。一般都是一份省级党报办的晚报，一份市级党报办的晚报的格局。党报创办晚报的主要目的是着眼于晚报的“造血功能”，成为报社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反哺党报发展。大量晚报的问世，面对同质化，差异化开始发生作用，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的晚报，都属于晚报风格。“晚报现象”令人瞩目。

晚报通过内容的渐变形成了与党报的题材竞争，又用鲜活明快、读者喜闻乐见的风格打败了党报。而与晚报的繁荣伴随的是党报的衰落。

《人民日报》从1981年到1996年这15年间的发行量下降幅度近60%，根据1996年1月的统计数字，各省机关报与历史最高发行量相比普遍下滑 40％左右，发行量下跌幅度达30%以上的省级党报有23家，《安徽日报》比历史最高发行量下跌60%。《河南日报》的发行量与1995年相比，负增长51％、《四川日报》与1995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44％、《陕西日报》与1995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33％、《广西日报》为-57％。

1998 年初，中宣部时任部长徐光春透露，中央的十多家报纸中，1998年1月的发行量只有两家增长，各增长了0.34%和 1.1%，而其余的报纸发行量都是下降。

从1981年到1994年，中国31家省级党报发行量连年下滑，从1981年平均发行量37.78万份，下降到1994年的28.66万份。1999年，全国省级党报的平均发行量甚至跌至最低点23.91万份。

图1  省级党报平均发行量（1981-1999）

党报的广告收入也是如此，增幅远低于同期晚报。1988年，全国报纸广告“十强”中，有8家党报上榜，而到了1993年，只有2家党报进入前十强。《广州日报》与《深圳特区报》的上榜则主要在于改革力度加大，“都市报化”明显。纯粹行政定位的党报“一泻千里”。

党报面临如此“深重”的危机也并不能全部归因于晚报，更为关键的原因是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党报曾经的垄断地位消失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从一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多元的经济体制，社会对于新闻的需求也趋于多元。社会出现多元的声音，舆论一律不再。媒介形态也日趋多元，党报“号令天下”的局面已不再。行政手段干预媒介接受的情况也开始减少。媒介要实现传播过程，也必须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让受众自主选择。改革开放对于传媒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形成了一个新闻媒介市场。在这个媒介市场中，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一旦可以自由选择，原先的“强制性”媒介必然受到人们报复性的抛弃。

一方面，党报需要承担硬性的政治宣传任务，这种任务明显是给媒介接受减分的；另一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各级政府在大幅地削减原本给予党报的财政补贴，需要党报自己养活自己。1987年，《人民日报》等8家报纸申请要求对报社进行企业化管理，财政部批转了这个报告。当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发布了报社可以施行企业化管理的政策。自此之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开始成为我国媒体的基本体制。而国家和各地政府对于报社的行政补贴，除了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的党报，都慢慢地取消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省级党报必须自己寻找“生财之路”。 党报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仅仅是为了传播，也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晚报，更是为了生存。此后20年，我们可以看到，党报很大部分的重大举措，都是围绕“找钱”展开的。

为应对晚报冲击，党报一开始采用叠加方式创办了周末版，但在周末版成效不明显的情况下，党报创办一份晚报与晚报竞争不失为一条很好的方式。但是，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有明确的规定：一个城市不能同时办两份党报。

于是，第一张被称为“都市报”的报纸就这样意外地诞生了，是《贵州都市报》，1993年创刊；但《贵州都市报》虽然叫都市报，内容、理念、模式却完全是照搬晚报，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创新。即使是到了1995年，都市报已经如火如荼的时候，依然有很多都市报都认为自己是晚报。比如，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都市报的《华西都市报》就称自己是一份面向四川大中小城市的“城市晚报”，是一种“新型晚报”。而且，《华西都市报》在刚开始创刊时，甚至是下午发行的，这是典型的晚报做法。

都市报只是一个城市的“第二张晚报”这种情况，直到《华西都市报》的都市报模式的确立才得以改变。从这一点上说，《华西都市报》被称为“第一张都市报”一点都不为过。正是因为《华西都市报》所开创的都市报模式，包括“市民生活报”的读者定位，新闻策划、新闻追踪、社会新闻、舆论监督的内容特色，敲门发行、广告代理运营模式，市场化的管理机制，等等，才使都市报成为一个不同于党报、也不同于晚报的独立报种。

《华西都市报》的迅速走红，催生了各家处于困境中的党报纷纷创办都市报，到1999年，全国已经有近30家有相当规模的都市报。经营体量都很大，如《三湘都市报》期发行量20万份，年广告收入2700万元，《燕赵都市报》期发行量35万份，年广告收入2000万元，《大河报》期发行量46万份、年广告收入6800万元，《华西都市报》期发行量高达52万份、年广告收入达1.3亿元。“都市报”很快就成为一种“现象”。从而成为党报的重要经济支柱，党报亏损，而子报都市报赚钱，子报养母报成为常态。

有人分析总结都市报繁荣的主要原因包括：市场经济发展、城镇化程度提高、读者需求的多样化、新闻改革进一步深化等。都市报成为一种现象源自于两个客观原因。一是市场经济的确立。1989年后，连续几年中国经济处于滞增状况，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一直在讨论，1991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谈话确立了继续市场经济的方向，1992 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更是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市场经济的指向为都市报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和基础，都市报的产生是“媒介生产与读者需求的及时协调”。

二是中国社会的都市化。中国社会的都市化是从户籍政策的逐步松动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初的户籍政策是非常严格的，1984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农民进城落户的有关规定，农民可以自带口粮进城镇落户。以此作为起点，户籍政策开始松动。此后，各种不同类型的文件逐步出台，“农转非”变得相对容易，城市开始集聚越来越多的人口，1994年，中国社会的城镇化率达到了28.51%。（图2）这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一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需要媒体作为社会分工沟通的渠道；二是社会利益分配多元、社会意识的多元化，需要不同话语的表达空间。都市报由此获得了生长空间。

面对都市报的成功，一些党报开始着力借鉴都市报运作方式，提升党报办报水平。但借鉴和模仿使党报呈现出“两张皮”的情况，生硬地加上都市报的内容和风格，党报不像党报，都市报又不像都市报。2001年，《北京日报》的定位改成了“首都都市机关报”，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版，《北京日报》要“以首都的几家都市报作为竞争对象，也要学习、借鉴、追赶这些竞争对手。这种定位思路基本上成了世纪之交党报的一种趋势和风格，很多党报为了学习借鉴都市报，而刻意增加社会新闻与娱乐新闻，甚至还有花边新闻与娱乐专版……但是在影响力以及吸引力方面，却没有取得多少效果。

一方面是党报的都市报化，而另一方面则是都市报的主流化尝试。竞争的双方都看中了对方的优势，都想为我所用，试图占有多个优势，但结果总是失败。

都市报主流化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都市报模式成功所带来的众多跟风者，让都市报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同质竞争使都市报成本增大，收益摊薄；更为重要的是都市报显得“品位、格调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华西都市报》1999年公开表示，要在报纸定位上“迈向主流媒体”。此后，全国很多都市报也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都开始宣称自己是“主流媒体”，在办报实践中，主要是采取：强化时政报道力度，减少社会新闻、增加时政报道经济报道、增加新闻评论等。当然更多的都市报仅仅是口号的变化，实质上仍然是原先的不高的格调和品位。

此外，还有报纸口号的改变，《南方都市报》在 2003年的口号是“主流，就是力量”，《新京报》提出“负责报道一切”。从表面上看，都市报的“主流化”诉求比较“高大上”，但实质上，都市报主流化的主要动因就是寻求报业同质竞争中的差异性，试图通过提升报格来增强市场竞争力，最终带来市场畅销。

但在实际运作中，招致的后果未曾想到。

一些媒体一旦控制了目标市场，往往难以抵制导致其他定位的诱惑力，从而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困局。成功也可能会使成功者很快忘记它成功的本来原因，为了其他的需要而折衷其本来战略。可以说，都市报的生存土壤是市民阶层，或者是“市井阶层”。都市报的主要读者就是市民，在都市报的发展中，市井意识、市井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都市报的主流化在模仿学习党报的同时却试图摆脱曾经的支柱——市井文化，它们背离了初衷，失去了本来的风格与优势。

主流化的举措使都市报在新闻价值观上摇摆，大报风范还是大众口味？折衷做法的结果往往是两头都不讨好。这也是媒介演化中的普遍现象和致命败笔，媒介演化的历史不断地告诉我们，不要试图占有多种功能，或拥有多个优势。拥有多种功能的结果一般就是哪种功能都不能获得竞争优势。

进入新世纪，都市报的党报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一是因为都市报的主流化败笔；二则是因为相关主管部门对都市报的新闻加强了管理，都市报的新闻报道尺度越来越小，舆论监督基本绝迹，都市报变得越来越像党报。媒介需要棱角分明，媒介的棱角被磨得平平的，一旦面临新媒介的冲击，功能必然被替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造成都市报当前的这种困难局面，“主流化”理念难辞其咎。

都市报模式成功之后，其对其他报种资源的侵占造成了其他报种被动地被同化的情况。除了原有的党报、晚报、广播电视报，纷纷采用都市报模式；还纷纷创办了各种以晨报、早报、时报、金报、消费报、生活报、快报、青年报、商报、信报等为名称，实质上是都市报的报纸。甚至包括上世纪80年代火爆的广播电视报，也在90年代后期由于电视节目预报需求的淡化而逐渐萎缩之后纷纷转型成都市报。

这样一来，都市报领域集中了大量的竞争者，都市报的同质竞争愈演愈烈：报纸从定位、风格，到版面、内容安排、内容特色，甚至发行渠道、广告模式等都变得类似。激烈的同质竞争导致竞争成本的增加与市场空间的相对减少。为争夺非常有限的媒介资源，同城的都市报用尽了所有的手段，媒介竞争演化为低价倾销、发行量争吵、广告杀价，甚至新闻报道上的相互诋毁，以及发行员大街上大打出手。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这种竞争的原始性与简单粗暴在竞争者众多的市场上也是必然。

同质竞争让竞争参与者不堪重负，寻求差异化成为必然的选择。都市报的主流化虽然最后被实践证明很不成功，但也是都市报差异化的众多尝试之一。

实际上，都市报在诞生不久，就分化成两个不同的分支：一种是综合性的新闻类日报，如《华西都市报》《三秦都市报》《华商报》《兰州晨报》等；二是专业性的生活消费类周报，如北京的《精品购物指南》，上海的《申江服务导报》。相对而言，前者的数量众多，体量庞大，成为中国报业的经济支柱和重要力量；而后者相对数量较少，体量也较小；但它代表的是都市报分化出的一个更细分的报纸，针对的是市民的生活消费服务信息，更有针对性，也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在《申江服务导报》借鉴《精品购物指南》成功后，生活消费类周报开始不断出现，特别是报业集团成立之后，为了集团内部差异定位的需要，几乎每个报业集团都有一份这样的生活消费类周报，它们成为都市报的一个重要分支，分割了一定的读者和广告份额。报纸分化的社会基础除了日趋激烈与“白热化”的同质竞争之外，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各种报纸都能找到各自读者需求的空间。

面对同质竞争，还有一种分化路径是财经报纸。许多报业集团纷纷办起了与第一子报类型相近，定位相似的第二子报。如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除了《大河报》之外，又办了《城市早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除了《钱江晚报》外，还有《今日早报》；四川日报报业集团除了《华西都市报》之外，还有《天府早报》；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在办《春城晚报》之后，又办了《滇池晨报》；安徽日报报业集团除了《新安晚报》之外，还拥有《安徽商报》；大众报业集团除了《齐鲁晚报》之外，还创办了《生活日报》……这些子报创办的时间都比较晚，大部分都是在都市报、晚报等已经把市场分割得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始创办。在相对弱势的地位中，为了生存，只能寻找市场的缝隙，实施差异化运营。提供财经信息，依靠“商”字做文章是很多第二子报的首选。但是，由于都市报模式的强势形成一种向心力，就像一个强大的宇宙“黑洞”，吞噬一切，加上财经信息的广告客户群体与都市报同一；大部分的第二子报，即使“财经”定位的口号喊得再响，最后总是不由自主地又落入都市报的巢窠。一些第二子报就开始“停刊休刊”或转型，如武汉的《市场指南报》《武汉商报》，上海的《东方早报》等。第二子报一般是“防波堤”“护卫舰”的角色定位，当这种定位的价值不复存在时，关停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未，都市报诞生不久就开始探索电子版，这是报业数字化的较早尝试。此后，基本上所有的新媒体形态，都市报都尝试过：电子版、电子纸、新闻网站、3D报纸、有声报纸、二维码、云报纸、报业电商、两微一端，包括最近时髦的无人机、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都市报都有涉及。但总体上看，这些新媒体都没能扭转都市报经营的下滑趋势，都市报在向新媒体的转型中，一直无法找到稳定的盈利模式，无法弥补都市报广告大幅下滑的巨大亏空，也无法扭转都市报整体下滑的趋势。能够维持都市报生存的未来分化之路应该不在新媒体。

这些年，都市报也在左支右绌，努力探寻转型之路。一些比较有意义有潜力的探索非常值得关注，它们是都市报未来转型分化的线索与方向。

（一） 都市报的免费化——地铁报

地铁报是都市报分化出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一些在都市报领域中竞争失利的第二子报、第三子报等通过分化成地铁报的方式，在地铁中找到了存在的价值。地铁报与都市报相比，是一种全新的赢利模式。免费发行，在地铁渠道中分发。在中国的香港，目前有6份地铁报，包括《头条日报》《都市日报》等，其总发行量已经超过了香港的收费报纸。

上海1993年开通了地铁，已经拥有较长的线路和较多的客流。2003年，国内第一份免费地铁报《I 时代报》在上海创办。此后，很多竞争不力的第二子报、第三子报纷纷转型为地铁报。比如曾经的《北京娱乐信报》，是隶属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子报，经过多次的定位调整，从娱乐到新闻，再到财经，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突破路径； 2007年11月，《北京娱乐信报》转型成地铁报，与北京地铁公司合作，在北京地铁中免费派送，还维持了十年的时间，直到2017底才彻底停刊。

大部分的地铁报都是报业集团内的第三、四子报在转型乏力情况下的转型。曾经，武汉报业竞争激烈，2013年，武汉几家报业集团的第二子报纷纷实施转型，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楚天金报》将定位改成“经济生活”类报纸；而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长江商报》则改定位为主打财经新闻；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另一张子报《武汉晨报》通过与地铁运营公司的协议改成了地铁报。对比这三家报纸的转型，《楚天金报》与《长江商报》的改版思路都没有实现，很快又都恢复都市报的模式，只有转型成地铁报的《武汉晨报》还在坚持地铁报的定位。但2017年底又改成周五刊。

总体上看，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地铁报在地铁中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但地铁报的改革模式——渠道创新与免费化是都市报未来分化重要的着力方向。

（二） 都市报的“毛细血管化”——社区报

都市报的另一个分支是社区报，也同样是从竞争不力的第二子报、第三子报中分化出来。社区报对于报纸转型的价值在于，它是都市报毛细血管化的一个产品，追求的是都市报的“下沉”。

中国的社区报诞生于报业的第一次危机中，2005年前后，纸媒突然遭遇广告大滑坡。同时，持续多年的报业竞争使同城同质竞争成为常态，社区报成为一些都市报实现差异化经营，重新捡拾竞争优势的一个希望。2004年2月《巷报》在长春创刊，这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张社区报。但《巷报》还是原来都市报的运作模式。宣传的口号与战略方向却是：“立足长春市，面向东北三省广大城市和城镇社区”，这是典型的区域都市报定位，用大众媒体的传播理念来经营社区报这种小众报纸，2005年4月《巷报》停刊。还有长沙的《东方新报》，也定位于社区报。2004 年 12 月改版为社区报，在常规新闻版面之外，设置了多达16个版的社区读本，但也好景不长，2006 年停刊。

2007年后，有的报社又再度转向社区报寻找希望。吸取了上次经验之后，第二波社区报的尝试总体上很不错，有些已经探寻出可行路径。一些社区报在很多方面摆脱了都市报模式的影响，已经找到了成功的社区报发展模式。比如上海的《社区晨报》就已经在上海的很多社区创办了社区报版面，《北京青年报》的社区报通过与微信公号、微信群，以及OK家App的联动，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等举措也已经站稳了脚跟。成立了北青社区传媒，OK家App估值达2.2亿元。

社区报有自己的规律和原则，比如，定位小社区，精准、集中，发行区域必须集中到一定范围内；微利模式，投放社区报广告的广告商一般都是所在社区的小商户，对于广告价格敏感，对于广告效果要求直接即时回报，广告投放的量小且价格低廉。而且，社区报已经不是都市报那种纯粹的广告赢利模式，除了广告之外，社区报更大的经营收入来自于社区政府的财政支持，等等。

社区报从都市报中分化出来，但是，其内容定位、读者群体、赢利模式、影响范围等都与都市报截然不同，是一个新的报纸种类，代表着报纸分化的另一条路径。

（三）都市报表达化——摄影报、学生报

某种程度上，现在媒介的价值对于用户而言并不仅仅在于接受传播，而有可能仅仅是因为满足了传播的欲望与需求。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的很大一部分需求就是传播的需求，现在有2000万个微信公众账号，满足的正是传播的欲望与需求。微博账号、头条号也是如此。

都市报转型中，满足传播与表达的需求已成为重要逻辑；重大主题报道、会议新闻满足的是当地党委政府的传播与表达需求；专题、专版满足的是各级部委办局的传播与表达需求。“小记者”活动，满足的也正是孩子与家庭的展示表达需求。这将成为都市报转型的重要方向与分支，已经又一些比较成功的尝试。

2017年，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创新整合旗下《宁波日报》《宁波晚报》《东南商报》等媒体的摄影记者，成立集团图片中心；和市文联合作，将周报《新侨报》改版为半月刊出的艺术类报纸《新侨艺报》，由图片中心运营，每期76个版，以摄影为主，给摄影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展示交流平台，影响力逐步扩大。“随拍768”目前共有注册会员5000余人，有较高摄影水平的持证高级会员500余人。2017年发行量为6000余份，2018年发行量达近万份。其成功转型，正在于其满足了摄影爱好者的表达展示需求，并巧妙地将对他们需求的满足与报纸转型、员工转岗、部门企业的需求匹配。

现在，全国大部分的报纸都有“小记者”，报纸中也都有专门的“小记者”版面。《都市快报》在2017年2月18日用单独一叠16个版的体量，推出中小学生写作学习平台——“爱写作的狮子”，刊登中小学生作文。家长可以单独抽出这一叠给孩子学习借鉴，上面没有家长认为不适合给孩子看的社会新闻。“爱写作的狮子”迅速打开局面，寒假作文大赛的投票活动，短短几天时间，读者累计投票162万，访问量近700万次。“爱写作的狮子”公众号，上线一个多月已有近十万粉丝。小记者的最大价值一是满足孩子表达需求，二是通过小记者的采访写稿到发表，能够在小记者家庭及亲朋中营造一种“读报场景”。报纸通过组织各种各样的“小记者”活动，在报纸上刊登“小记者”的“新闻报道”等方式吸引孩子与家长的与；伴随孩子的媒介接受，家长也开始阅读报纸、关注报纸，并积极参加报纸组织的各种活动，形成较为稳定的认知与认同，以及家庭客厅一起阅读报纸的场景。

（四）都市报渠道创新——上飞机、进班级

未来的媒介终端将呈多元化趋势，多元的媒介终端满足各种不同场景下用户的需求。对于报纸而言，所力争的应该是在这种多元场景中占得一元。而实际上，现在留给报纸的场景已经不多，排队等待间隙、卫生间、床上、客厅都成为移动互联的场景，大部分碎片场景也都被移动互联占用。报纸所能做的，应该是寻找移动互联不能进入的空间。

《半岛都市报》推行报纸“上飞机、进班级”活动，目前，《半岛都市报》每天在飞机上投放3万份,包括山东航空、东方航空、青岛航空、厦门航空等主要航空公司，大大提升了报纸的阅读率,同时集聚一大批高端读者,报纸影响力显著上升。为回馈航空公司采购报纸上飞机，与航空公司一道开发各种航空旅游产品，并利用报社拥有旅游社这一优势，直接帮助其事业拓展，拉长产业链。

除了飞机是手机等移动端影响力比较薄弱领域外，还有一个比较抵触手机等移动端的重要领域便是校园。

2017年《半岛都市报》发起组织了以“半岛新生代　慧眼看世界”为主题的报纸进班级活动，从青岛市教育局局属高中开始，为各个学校的每个班级派送全年的《半岛都市报》，目前,已经走进青岛20余所中小学,覆盖师生近4万人。同时，大力发展校园学生记者，学生记者人数增长迅速。

绍兴的《树人导报》在拓展报纸发行空间方面则更彻底，2016年，由绍兴日报社下属的绍兴传媒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投资，将原有的一张“生死边缘”的都市报《天天商报》转型，创办了一份面向中小学生的教育类周报《树人导报》。绍兴日报社与绍兴市教育局就报纸征订发行渠道、内容合作等方面达成协议。市教育局每年从全市中小学生（公办学校的小学、初中、高中）生均经费中划拨15元用于订阅《树人导报》、各县市教育部门有专人或相关处室对接报纸的发行联络工作、教育局派专职人员作为顾问进驻导报负责协助报纸的发行和采编工作等，报社派出6名采编人员从事《树人导报》的采编工作。引入顺丰快递投递报纸。创办近2年来，《树人导报》已经拥有50多万的发行量，得到小读者、家长、老师的喜爱与肯定。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经过二十多年的繁荣，都市报开始走向衰弱，这是复杂媒介环境变化使然，不以报人意志作为转移。如今，都市报已经回不到从前，根本无法恢复繁盛时的体量，探讨都市报的未来转型之路，也不应有不切实际的企盼。

媒介形态的演化正如生物演化一样，常常有人把报纸比喻成已经灭亡的恐龙。但实际上，恐龙并没有灭亡，生物界公认的观点，地球上现在繁盛的鸟类就是恐龙进化的后代，一小部分小型恐龙在竞争中分化出来，它们在天空中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只不过它们已经不再是这个世界的“霸主”。（本文是初稿，定稿刊发于《青年记者》2018年第9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