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亦鲁：两粒未发芽的种子：《邮报》与五角大楼文件案

能拥有某种专属称呼，往往代表着声誉和传统。斯皮尔伯格把他关于《华盛顿邮报》和五角大楼文件案的电影命名为《邮报》（The Post），想必也有这层意思。影片讲述了一个传统大报捍卫新闻和表达自由的故事——更具体些，是主流媒体如何对抗一个不受欢迎的共和党总统。联想到特朗普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CNN等媒体围绕“假新闻”（fake news）的种种争论，《邮报》这个电影简直不能更应景了。

除了由斯皮尔伯格执导，本片的主演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和汤姆·汉克斯，三人加起来共获得八座奥斯卡小金人和不计其数的提名。再加上曾以《聚焦》（Spotlight）——另一部关于新闻自由和媒体良知的电影——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的乔什·辛格（Josh Singer），无怪乎以毒舌吐槽著称的《诚实预告片》（The Honest Trailer）半开玩笑地说，《邮报》索性把“冲着奥斯卡去的”直接加进片名算了。

电影《邮报》（The Post）预告片

《邮报》的确是一部非常“主旋律”的电影。它的故事大家并不陌生：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委托一个小组完成了一份检讨美国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七年间对越政治和军事干预的报告，也就是“五角大楼文件”。“吹哨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出于对美国对越政策的不满，将这份文件先后交给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希望唤醒公众讨论和监督。《纽约时报》的报道开始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华盛顿邮报》在五天后跟上。尼克松政府向法庭申请禁令阻止发表文件，案子最终打到最高法院，并以两份报纸的胜利告终。

故事的“套路”非常好莱坞。与《圣经》中那些关于拯救和救赎的故事一样，五角大楼文件案代表着一种“宪法救赎”（constitutional redemption）的叙事。在故事中，“好人”（埃尔斯伯格、新闻媒体、持多数意见的法官）和“坏人”（尼克松政府）一目了然、黑白分明。更重要的是，过程虽曲折艰难，但胜利总会在最后一刻到来。这不仅是普通观众最喜闻乐见的故事，如宪法学者杰克·巴尔金所言，也正是这种故事的存在，使人们在面对暂时甚至长久的不公时，仍旧对国家和宪法保持信仰。

《邮报》（The Post）海报（来源：movie.douban.com）

然而，在第九十届奥斯卡颁奖礼上，瞄着奥斯卡而去的《邮报》却颗粒无收。过于迎合“主旋律”和“政治正确”，稍不小心就会滑向保守甚至平庸。《邮报》和五角大楼文件案中其实蕴含着两粒饱含戏剧和理论张力的“种子”，但遗憾的是，斯皮尔伯格却没有让这两粒种子生根发芽。

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是否会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如果是的话，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两者究竟孰轻孰重？

《邮报》对这一张力的处理是浅尝辄止的。在获得文件后，当编辑和记者在主编布雷德利家争分夺秒地撰写报道时，法律顾问和布雷德利就在隔壁房间进行了一次讨论。法律顾问质问布雷德利：“你能确定发表这批文件后，不会有任何一次军事行动、任何一名士兵的生命和任何一位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因此受到损害吗？”法律顾问提醒布雷德利，《纽约时报》之所以用三个月去审阅这批档案，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试图尽可能避免对国家安全造成伤害；但是《华盛顿邮报》却只有七个小时，这足够识别并排除其中的国家安全隐患吗？布雷德利的回答是：我当然不知道，所以才把你们叫来。然而，律师就能够做出这种判断吗？《邮报》对此再无着墨，争议就这样被回避掉了。

随着电影深入，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的张力被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以一种更极端和戏剧化的方式提出。在庭审时，法官这样提问：“如果‘二战’时提前掌握了诺曼底登陆D日的计划，你们会提前发表吗？”法官的假设把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间潜在的冲突推到极致。《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对此的回答是：“我不认为进攻欧洲的计划和对美国卷入越南的历史调查之间具有可比性。”这一回答很有技巧。律师通过降低甚至否认五角大楼文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这批文件不过是一份“历史调查”，而不是作战计划或机密情报——釜底抽薪地化解了法官的假设。这批文件其实没那么重要，对国家安全也没什么影响，一切纯粹是尼克松政府反应过度了，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的对立并不存在。纵观全片，这不只是律师法庭辩论的策略，整部电影也不断在用“过度反应论”来消解甚至取消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间的紧张。换言之，《邮报》所讲的不是一个天平上“新闻自由”的砝码最终压倒“国家安全”的故事，而是天平上只有“新闻自由”，从来没有“国家安全”的砝码。

“五角大楼文件”（《美国－越南关系，1945-1967：国防部的研究》）Part IV. A. 2.《战争的进展：在印度支那给法国的援助，1950-54》中一页（来源：www.archives.gov/research/pentagon-papers）

但现实中反对的声音一直都在。至少最高法院内部意见就不统一。几位持异议的法官就认为，文件发表会导致“士兵阵亡、对同盟的破坏、与敌人谈判难度增加、外交斡旋无法进行、战争延长和我方被俘人员释放的延迟”。伯格（Warren Earl Burger）大法官还特别强调，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司法机关并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和经验来做判断。公布文件是否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如果有，影响有多严重？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把这种涉及“生死存亡”的问题交由九位法官决定是否合适？在“辉格党史学”式叙述下，这些声音和考量在《邮报》中很难被听到。

更进一步，假如五角大楼文件的确对国家安全毫无威胁，这也会降低五角大楼文件案的光荣与伟大。伟大往往源自选择甚至牺牲。被放弃的一方分量越重，选择越挣扎和困难，越能突显最终被选择对象的价值。如果这批文件只属于无关紧要的“故纸堆”，那新闻自由的胜利也就变得不那么激动人心了。换言之，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间既存在冲突和紧张，但又是某种“共生”和“相互成全”的关系。对国家安全的“矮化”或是导致《邮报》全片张力不足的原因之一。